郑庆生
我思考所有人的经济史时,因为可以找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支点,每个人选择的支点都可以不一样,但我当时选择了“流量”作为核心支点。在我看来,所有人类历史本质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流量、移动或者连接的历史。
只是在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社交类产品就是城镇,是围绕城市展开的。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它就有多少 DAU。你可以认为,现在所有优秀的互联网 To C 产品,都是一个个巨大的城镇,甚至是巨大的市场,相当于大可敌国的市场。
本质上,人工智能时代引发了一轮新一轮的深层次数字化。人类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新的行为模式,总体上都是不可预期的。
创始人就像将军一样,最后要成为组织和制度的人格化象征。用一句可能不一定精确的话说,只要你扮演那个 CEO,不管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的,你都需要扮演那个角色。
张小珺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小俊。这是一档由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出品的深度访谈节目,我们希望和你一起从这里探索新世界。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的年终回顾系列站在二零二五年之外,收录了金沙江朱啸虎、真格戴雨森、Ultimate Capital Frida段的声音。今天我们将延续这个系列节目,嘉宾是红杉中国合伙人郑庆生。郑庆生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他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了二十年,回看中国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AI的三轮技术浪潮。又进一步,他把视角放进了一个更宏观的经济史中,用流量革命来试图寻迹下一代To C流量节点的端倪。很巧的是他是二零零五年入行风险投资行业的,今年是他做投资人的二十年。在投资人的本职工作以外,他也是一名新产品。体验官,一位经济史爱好者。Thank you。
张小珺
庆生老师,先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郑庆生
大家好,我是郑庆生,红杉中国的合伙人,目前主要看科技和早期投资。最近几年,我们主要聚焦人工智能,包括大模型、Agent 以及 AI 相关的智能硬件。
那在这个开始之前,我我也想这个插入一个一个广告啊,就是因为那个呃红杉其实一直非常非常重视早期的投资,然后我们的所有早期投资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啊,尤其是我们作为呃第一轮的投资人,第一轮的机构投资人,啊,这个项目的比例在我们总项目比例当中已经占到了一半以上。我想这个呃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先这个报告一下啊,也算是一个硬广。
张小珺
之前大家聊到红杉时,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中后期的投资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现在要投得更早?
郑庆生
1. 红杉始终重视早期投资
其实红杉从最早开始,2005 年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早期投资,早期投资的比例一直很高。只是我们在成长期的投资也比较成功,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加上我们基金的总盘子比较大。
实际上,我们一直非常重视早期投资。2018 年之后,我们特地成立了红杉中国种子基金,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我们会考察自己作为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的投资项目,这类项目在我们的总项目中已经占到一半以上。
张小珺
我们先聊聊你个人。你的投资生涯非常长,职业生涯恰好始于中国风险投资开始的时候——2005 年。在此之前,你还做过审计,在 IBM 做过工作,也在 BCG 做过管理咨询,后来又到盛大做战略投资,之后到了智信资本和红杉。能不能给大家完整地讲讲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你是怎么走上投资这条路的?
郑庆生
2. 互联网塑造他的职业路径
这其实挺有意思。我想分享一个一直以来的想法:我之前做过不少职业,有过一些体会,但后来发现,尽管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却有点像一切都有冥冥中的注定。
有一次,我跟一群 CEO 开玩笑,让大家说自己最早学习编程是哪一年。那天我也参加了回答,大家可能会比较吃惊,我是 1984 年开始学习编程的。
那一年,我父亲是程序员。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程序员。1984 年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一台夏普的小电脑,我就在那台电脑上开始学习 BASIC 编程。
我去查过很多硅谷大佬的经历,可能也有不少人是在 1984 年左右开始学编程的。当时我没有什么编程水平,只是抄书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跳青蛙的游戏。那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做了人工智能之后,我回头看,当时我还编过一种所谓的人机对话。但那时候的人机对话,其实就是设置一些小窍门:如果出现哪个词,我就怎么回答;如果出现另外一些词,比如否定词,我就换一种回答。它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智能,但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你编出一个小程序,跟它说一些简单的话,它可以回答你;或者你拿给同学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张小珺
这时候你多大?
郑庆生
我当时刚上小学不久,就开始编程了。但实际上,我没有什么理工科天赋,主要还是偏文科的天赋,所以后来也没有继续下去。
不过这件事对我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来我进了大学,学的是经济学。那几年正好是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来被 WTO 取代的时候,当时正在进行谈判。我对整个谈判过程印象很深,经常看新闻。
现在回头看,我主要的求学和工作生涯,其实都生活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那些年,包括后来创业。所以我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这也算是我工作生涯的一个时代烙印。
再往后,还有几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上网是在 1996 年。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学校举办了一个教大家怎么上网的讲座。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复旦有了校园 BBS,我一度还是经济学院的版主。
那时候我经常去机房上网。到 1998 年,另外一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我的一个同学学理科,学的是光学。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一个网站特别好用,比雅虎还好用。
当时雅虎主要是做分类目录,而他说这个网站可以帮你搜索。那时候我第一次用了 Google。从那以后,我开始广泛使用各种互联网产品。
后来国内的互联网产品也陆续出现了,百度、新浪、网易都慢慢出来了。我对互联网产品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构成了当时生活的主要方式。
张小珺
所以你上大学时,刚好处在人类开始触网的背景下。你很早就学编程,又很喜欢上网,为什么没有想过做产品经理,或者创办一家公司做产品?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选择?
郑庆生
因为我们算是上个世纪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我是 1999 年大学毕业的,当时整个就业环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找传统财经类专业人士的工作。
张小珺
但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起来了,纳斯达克指数在 2000 年前后也很高。
郑庆生
对,当时确实很想,但最后没有选择那条路,还是比较中规中矩地进了外企做审计。不过当时我几乎会试用所有互联网产品,可能比互联网从业者使用得还多。那就是当时生活的一种状态。
张小珺
那时候的毕业生,去互联网公司的人是不是非常少?
郑庆生
对,因为当时互联网公司本身也不多,国内还没有真正兴起。不过那时已经起来了,在一线城市,很多人已经可以去当时的一线大厂,也就是那些门户公司工作。
张小珺
对你们来说,去金融公司还是更好的选项?
郑庆生
当时普遍应该是这样的。
张小珺
你做审计期间,在前面几份工作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郑庆生
3. 审计训练塑造投资判断
做审计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的文科背景比较重,所以对于数字,以及很多非常有逻辑、需要形成闭环的事情,原来的关注度是不够的。
审计是一段非常深远的性格训练。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培养,后来做投资可能会费劲很多。审计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需要把所有证据找齐,最后检查证据,还要把所有参考指向做交叉索引,全部变成一个闭环。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而且当时我还从事过一项和审计业务有关、但在审计行业里不算主流的工作,就是合规性检查。
中国加入 WTO 之后,很多全球品牌在中国生产产品。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基地,所以这些品牌需要检查工厂是否合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会承接这样的工作。
当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跑遍了江浙、山东、上海周边和北京周边的工厂。工厂生产的东西什么都有,有做衣服的、玩具的、电子产品的、领带的。
这项工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占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后来当我接触代工厂项目或者材料类项目时,这段经历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在做合规检查时,每个工厂、每个区域、每条生产线都要看,甚至还要看员工区域。所以后来真正开始做投资、第一次去看新材料公司时,再回到工厂已经过去将近 10 年了。我突然想起来,原来自己当年还有这么一段工作经历。
张小珺
你的审计职业生涯有多长?
郑庆生
审计做了 3 年。后来又做了 3 年流程类管理咨询。
张小珺
流程类管理咨询?
郑庆生
对。后来我在看 SaaS 软件市场时,回头发现,那段管理咨询经历很像 SaaS 里定制化实施的过程。
当时第一波全球软件产品进入中国,包括 SAP、Oracle,还有 PeopleSoft,以及做预算的软件 Hyperion。大量软件进入中国之后,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标准产品需要别人来实施。你需要帮客户定义流程,让流程跟软件相配合,其实就是定制化。
我当时做了很长时间这样的工作。2018 年、2019 年,我去看 SaaS 软件市场时,这段经历又在记忆里复活了。我当时也做了差不多 3 年。
所以我做这类专业服务一共 6 年,之后才转向投资。这 6 年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这 6 年也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阶段。我拼命使用各种产品,美国的产品也用,只要有空就会用。
张小珺
你前面 6 年的工作经历非常偏理性、偏流程,但你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这种风格,还是非常偏直觉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郑庆生
这 6 年其实是两条线。一方面,我可能是互联网产品最好的试用人员之一,所有新产品我都会用。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又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所有数字都要配平,所有证据都要具备。
做流程顾问时,所有流程文档最后都要非常细致地交付给客户。所以这其实是两条线叠加出来的性格特点。
张小珺
你当时做这些工作时,喜欢吗?
郑庆生
当时算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我觉得兴趣不大,但我也能做得还可以,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
张小珺
你是怎么转向投资的?
郑庆生
4. 他走进互联网投资
当时还是有一些机缘巧合。2005 年,中国互联网第一波门户网站的格局基本固化,新一代公司纷纷登场。腾讯、阿里、盛大,都是那个时代的新公司。
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在盛大工作。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盛大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入超过其他互联网公司收入的总和。
我当时非常吃惊。那时我已经每天在工作之余上网 6 年了,就第一次想,为什么我不去互联网公司工作?
正好盛大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的工作背景不太适合一上来就直接做产品,虽然我其实挺喜欢做产品。盛大当时刚组建投资部不久,所以我就加入了盛大投资部,开始做投资。
张小珺
那时候做投资是什么样的感觉?市场上的项目多吗?主要投什么?
郑庆生
那时候市场上的项目没有那么多,但创新点还是足够的。我的感受是,大家可能每年投几个项目,这不代表当时的统计情况,只是我的个人感受。
我在盛大投资部时,正好经历了盛大孵化包括后来阅文在内的一些业务。当时阅文还叫起点。还有一些动态密码技术,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游戏类项目就更多了,包括线下网吧类游戏、各种对战类游戏。那时候的感觉是,在中国互联网第一波基础设施完成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各样新的应用都出来了:电商、游戏,包括 QQ。
张小珺
从 2005 年到 2010 年,现在回头看,最值得投的几个项目是谁?
郑庆生
当然肯定是现在那几个巨头,但那时候它们其实已经上市了。如果当时买股票,很可能比做 VC 的回报还要好一些。
在它们当时的估值和发展前景下,大家都没有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么大的数字化浪潮。
张小珺
你在盛大的那几年,学到最多的是什么?这是你第一段投资生涯。
郑庆生
在盛大,那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进入实体公司。它既不是一家专业服务公司,也不是一家投资公司,而是一家实体公司。
它构成了后来很多年我对互联网公司的想象:部门之间怎么合作,怎么推动一个新产品,怎么做商务拓展,怎么跨国家、跨地域做运营连接,以及怎么做运营增值服务。
我在那里面见到了很多东西,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另外一家大厂去看。每个人的人生都很有限,没有机会再进入另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
而且当时盛大确实是中国最领先、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张小珺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要做投资?前面做过审计、咨询,投资其实是第三次尝试。你当时觉得自己更适合做这件事吗?
郑庆生
5. 豆瓣定义投资兴趣
2007 年,我们一批盛大同事一起成立了一家基金,叫兴证资本。当时我们跟着盛大前 CFO 一起做了这件事,就这样转成了财务投资。
转成财务投资之后,什么时候让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豆瓣。
在第一波 PC 互联网完成之后,进入了 Web 2.0 时代。现在看,其实就是评价的时代:用户评价、UGC 内容,构成网站的主要内容或者平台。
我对这种形态非常感兴趣。我第一次看到的,应该是美国网站 Delicious。它是一个收藏和评价网站的平台,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小众网站。这些网站是雅虎那样的分类目录和 Google 那样的主动搜索都不容易找到的。
主动搜索要求你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 Delicious 可以让你发现很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豆瓣。
豆瓣是 2005 年上线的,我也是 2005 年发现它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对这件事充满兴趣。我觉得这属于对人类前沿行为模式的探讨,非常符合我想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兴趣。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自己一生的职业。
张小珺
你 2005 年为什么没有出手投资豆瓣?
郑庆生
你是说为什么没有投豆瓣?2005 年豆瓣出来时,我在内部写过一份报告,觉得这种形式非常新颖。
当时我也开始比较多地使用大众点评。后来无论是在智信资本,还是在红杉,这两家基金也都成为了豆瓣和大众点评的股东。
这两家公司对我当时判断职业方向有很大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太有意思了。同时,它可能也是一个里程碑。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在那之前,互联网基本都是人的主动行为:我主动看、主动搜索。到了那个时代,我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可以向你反馈那些你喜欢、但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
张小珺
最触动你的是什么?它改变了什么?
郑庆生
最触动我的是对认知形态的改变。过去无论看报纸、看网页,还是搜索网页,本质上都是单向行为。
突然通过 UGC 和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世界可以反馈给你一些东西。当时我认为,这并不涉及特别复杂的技术革命。拨号上网、宽带等基础设施已经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巨大的产品创新。
同一时期,美国也出现了 Facebook、LinkedIn 等产品。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种探索人类行为模式、理解世界的好方法。
张小珺
你当时见阿北是什么场景?你喜欢他吗?
郑庆生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确实反映了豆瓣这个产品的气质。他本人和产品是完全合一的,产品像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
当时我们是在北京望京的雕刻时光咖啡馆见面,聊了很久,主要聊这个产品。那天是 2009 年,我印象很深。
2009 年前后,大众点评和豆瓣应该是 Web 2.0 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我也有幸认识大众点评的几位创始人,包括张涛。
张小珺
你第一次见张涛是什么场景?你觉得张涛的气质和阿北是不是很不一样?
郑庆生
我不是很早就见到张涛的。我是 2011 年见到他,当时大众点评公司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我觉得张涛是一个更成熟、具有产品洞察力和企业家风格的企业家。这是我当时很深的感受。
当时大众点评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建制的团队。那段时间,我最集中地思考了 Web 2.0 时代的创业。
现在回头看,Web 2.0 实际上是在第一次数字化之后,做了一轮线上内容的产品创新。再往下一步,比如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实际上又做了一次线下的大规模创新,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大规模创新。
张小珺
那时候还是纯线上,一开始主要是信息交换,对吧?
郑庆生
对。
张小珺
你是经济史爱好者吗?
郑庆生
对,我非常喜欢经济学。
张小珺
把过去 20 年你所经历的中国风投周期划分一下,你会分成哪几个阶段?其中有哪些代表性案例?
郑庆生
6. 流量重写中国风投史
我觉得 2005 年以前,是一个非常初创、从零开始的阶段。那时候整个信息还没有线上化,所以出现了大量门户网站,和美国的情况相似。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公司出现,门户网站占据了第一波互联网流量,整个格局在 2005 年以前就形成了。
当时的创业公司,比如腾讯掌握了信息入口,百度掌握了搜索。它们都不是单纯的门户流量。盛大掌握了游戏,当时也签了很多音乐和内容版权,因为起点中文网也在盛大,就是今天的阅文。
这一批公司实际上都是创新公司。它们从门户时代的流量中抢出了一部分并重新划分,因而崛起。如果按今天的估值来看,它们当时也就是独角兽,或者几个亿美元规模的公司。但在当时,它们是创新者。
2005 年到 2010 年,这些公司大放异彩,占据了主要的流量高地,把握住了 PC 时代的流量格局。
2010 年之后,一个崭新的流量入口开启,移动互联网革命开始了。虽然 2005 年到 2010 年,主要流量被巨头把持,但创新一直在发生,包括很多社区类创新,只是它们抢不到主要流量。
到了 2010 年,移动互联网慢慢崛起,新的流量形式和入口出现,新一批公司重新洗牌。原有的入口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了大量市场份额,大家都开始做新的产品。
到 2015 年,发生变化的是以短视频为主要形态的崛起。这里面我特别想提到 Pinterest。如果我没记错,它应该是在 2010 年成立的。Pinterest 对我来说是一次范式革命。
瀑布流的形式非常适合在手机上展示。Pinterest 出现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寻找类似的公司,也和小红书、蘑菇街等公司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
我认为 Pinterest 这个范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内容平台,包括抖音、TikTok、小红书和快手。它可能是始作俑者,把这种形态做了出来。
当然,后来这些公司是以短视频的方式崛起的,并不是以 Pinterest 当年的样子崛起的。今天图文混排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刷小红书时,图文混排仍然有它便捷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2015 年到 2020 年是短视频大放异彩的时代。整个过程中,O2O 也一直在进行,美团、滴滴、摩拜,以及所有线上线下结合的创新都在发生。
到 2020 年以前,大概 2018 年左右,新一波流量可能已经被重新瓜分完毕,To C 投资进入了相对沉寂的状态。
张小珺
你怎么看内容平台的演变?从图文到视频,再到短视频,每一家平台背后的繁荣或陨落,原因分别是什么?
郑庆生
7. 短视频挑战文字本身
站在历史后面总结总是容易的,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一些很简单的原因,但当时就是想不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首先,文字是一种非常高级形态的知识产品。一个人掌握文字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全世界各国都要扫盲,因为文字很难。尤其中文也很抽象,只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所以习以为常。
图片是比文字简单得多的方式。所有图文混排的内容,都会倾向于覆盖掉纯文字。今天认真读完一本书,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相对奢侈的消费。
到了长视频时代,长视频是人类非常熟悉的内容形式。古代可以看戏,近代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看电视,后来只是换到了长视频平台,换了一个界面。
我一开始对长视频也有很大期望,因为它天然时长很长,商业模式应该比较多。当时我们觉得短视频可能只是视频的一种形态,和长视频属于同一类,所以还会思考短视频和长视频应该怎么比较。
但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看,短视频根本不应该和长视频比较。短视频根本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方式,它已经形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方式。
有一次我和另一位投资人聊天,他点醒了我一点:在原始社会,一个原始人花很长时间结绳记事,学习文字也要花很长时间。但如果我说“那边出了个热闹”,或者“今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我可以写一段文字告诉另一个人。
这已经是很高级的做法,写一首诗就更高级。但最简单的方式,是把他拉到现场去看,说:“你看,这个月亮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圆?”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短视频。你把对方拉到了那个场景里,和拍给他看是接近的,它们具有相似的信息丰富程度。
所以我认为,短视频已经不是在挑战某个竞争公司,也不是在挑战其他媒体形式,它挑战的是文字本身。今天我在一定程度上把短视频看作文字的对等产品。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一年不看一本书是一件可耻的事。只要你一年读到同等信息密度、同等数量的信息,而且不是随便用来消磨时间,我认为就没有问题。
人类本来就可以通过短视频认识世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的认知方式终结在短视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认识字,难道就不应该知道信息吗?
张小珺
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了抖音的出现?
郑庆生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我可以跟你分享几个产品最开始的使用场景。
2005 年或者 2006 年,我第一次使用 Twitter。后来我也是饭否和微博的用户。刚开始我不知道这种产品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是 140 个字,为什么不是更多或更少?我应该写什么?
我每天在上面写自己看了什么书、去了哪里,但后来觉得太无聊了,谁会看这些东西?我根本无法想象它应该怎么被使用。
一种产品形态出现之后,实际上是产品研发者和使用者一起创造它。使用者会发现,我可以写观点,可以不断艾特别人,产品的形态就这样慢慢形成了。
Musical.ly 出来之后,我大概在 2015 年开始使用。我当时只是拍景色、配一段音乐,还是拍景色、配一段音乐,完全想象不到它还能怎么玩。后来它通过跳舞火了。
这些平台都是通过用户和创作者之间的互动、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慢慢发展起来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人类天然会进化到一种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投入很长时间成本,就能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天然会回到这一点。
张小珺
所以 AI 也回到了这一点?
郑庆生
AI 回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最想要的是结果。对于那些用来消磨时间的应用,我希望要过程,因为过程可以帮我消磨时间。
但凡是效率类、结果导向的产品,我想要的都是结果。你不用告诉我过程,最好我越少参与过程越好。
张小珺
工具产品是结果,娱乐产品是过程。一个是节省时间,一个是消磨时间。
你觉得这些内容平台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模式变化?
郑庆生
一个变化是从主动到被动。从 Web 2.0 开始,其实就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转。我可以不断推荐新的东西给你。
另一个变化是消费越来越碎片化,内容变得更容易消费,也更碎片化。
张小珺
为什么有了抖音,小红书还能崛起?小红书是在抖音的延长线上吗?
郑庆生
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在一个播客节目里穷尽它们的不同。但我以前跟别人说过,我觉得它们最大的不同是:抖音的内容本身非常重要,我主要是看抖音的内容;但在小红书上,除了看内容,我也会看评论,小红书的评论非常重要。
它们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抖音上,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 KOL 发帖子时,百万粉丝大概率就是点击量的基本盘,点赞量也会比较大。
但在小红书上,同样拥有百万粉丝的人发一篇新帖子时,这百万粉丝不一定是基本盘。内容会基于帖子的精彩程度被推荐到更多地方。
这不一定完全代表抖音和小红书的真实情况,只是我们站在用户层面的观感。但我认为,它们的信息组织形式不一致。尽管都有短视频,小红书的图文混排可能更多一些,但两者的信息组织形式确实不同。
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创业有趣的地方:通过改变一些规则和玩法,用户会改变,内容也会改变。最后,产品可以变得非常多样。这些创新更偏产品,而不是更偏技术。
张小珺
那 B 站呢?评价一下 B 站。
郑庆生
这只是个人评价,不代表我们团队,也不代表红杉。B 站一开始是从一个小人群、一个垂直人群切入,最后扩展到全人群,再扩展到某种形态下的全人群。
它上面有很好的纪录片,也有很多优质内容。但我觉得它和抖音、小红书不一样。抖音和小红书一开始可能就考虑了更加开放的产品结构,由结构和用户一起互动、共同定义。
而我感觉 B 站更像是进入一个社群,进入一个有影响力的垂直市场,然后通过这个市场慢慢泛化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些产品的成功都很有意思。
张小珺
你觉得这些公司和创始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产品是怎么投射创始人的内心的?
郑庆生
这是我的感觉,不一定准确。我觉得 B 站的产品和创始人更属于彼此,跟阿北和豆瓣的关系有点像,产品和创始人的特点比较一致。
因为短视频崛起时,字节已经有今日头条,所以它已经有很多战略和理性的选择。最后进入短视频领域,通过和 Musical.ly 合并等方式完成布局。
它更像是拿着推荐引擎这个大杀器,寻找一个更匹配的产品形态。抖音已经站在了那个高度,换句话说,它有整体战略布局的视角。
但这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的特点。
小红书则不一样。我觉得小红书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产品结构,甚至可能是我目前见过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开放的产品结构。
你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一段话,可以发攻略,也可以发问题。它几乎包含了移动互联网早期各种 UGC 产品和社交媒体的大部分形态,最后都通过“发一个帖子、大家评论”来实现。
所以我觉得,小红书一直是时间的朋友。它在开放架构下,持续和用户一起创造自己的调性。越到后来,它越是不断成长,每个阶段都可能超出我的预期:它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功能。
它从女性用户扩展到男性用户,也从线上延伸到线下,比如 City Walk。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产品结构。
所以这几个成功的产品,都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历史。怎么说呢,时势造英雄。它们的成功很难归结为某个共同点,产品成功确实很难进行简单归类。
张小珺
研究、学习了这么多产品之后,对于投资 AI 产品,你能从中得到什么经验和总结吗?因为你看过的每个产品都非常不一样。
郑庆生
可能总结就是没有总结。但至少有一点:人类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新的行为模式,总体上都是不可预期的。
我们想象不到,短视频最后会挑战文字。它不仅挑战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也挑战了所有竞争性产品,最后甚至挑战了文字本身。
原来我们把短视频作为一个小类,会说“我看长视频,我看短视频,我看 O2O”。但最后会发现,短视频因为流量水平太强,可以向很多公司发起挑战。
投资人经常会被问,最近你觉得什么样的产品形态好。其实我们都很难回答,因为所有东西都还在探索。
我有点像产品评论员,或者像过去的文学评论家。我不会写小说,但如果你写出一本小说,我的直觉可能会告诉我,这大概率是一本名著。如果我是出版商,就会觉得这本书值得进一步谈谈。
今天 AI 也是这样。因为 AI 有新的特点、新的形态,所以一定有人在挑战最前沿、流量最大的产品形态。你要去把握住它的不可预测性。
张小珺
这种不可预测性,好像也超出了创始人自己的预测。很多创始人在创立产品的第一天,也不知道产品最终能长多大。
郑庆生
创始人不能提供理性预测,以及理性预测的依据,但他可以有直觉。直觉也可能上升成信念,他相信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
历史上很多创始人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产品,确实和直觉、信念有关。但把这种直觉和信念放在历史潮流里看,最后肯定也包含幸存者偏差,是历史的选择。
成功者最后讲述了自己的信仰,失败者则从历史叙事中消失了。
张小珺
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投资方法、品位和直觉的?你到底在押注什么?
郑庆生
我能回忆到,自己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以及完全属于盲区的地方。
我做得比较好的,是在 Web 2.0 产生之后,对产品的感觉和方法论慢慢形成了。大概就是豆瓣、大众点评那个时代。
后来我反思方法论,是在看一系列线上线下结合的公司时,尤其是那些我没有投的公司。比如滴滴、拼多多的崛起,让我突然发现,我对线下、对中国最基础和最广大的那部分人群,认识可能还不够。
之前投资的 UGC 产品,之所以叫用户创造内容,是因为用户要有能力创造内容。这部分用户在所有人群中的分布,还是偏知识型的,而不是最广大的普通人群。
所以后来我一直试图了解,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触达最广大的人群,而不是停留在自己原来熟悉的区域。无论是大众点评、豆瓣、小红书,还是 Musical.ly,它们都是先触动一部分偏知识型用户和一线城市用户,然后再慢慢扩散到全人群。
我原来习惯的是这样。我当时甚至有一个 slogan,给自己的定义是“投资于先进人群的先进生活方式”。
后来我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最基础的模式,也可以直接扩散,不需要经过原来的演进过程。
张小珺
你矫正之后,做了什么改变?
郑庆生
比较明显地反映在我对共享单车和共享经济的思考上。
当然,我当时对共享经济有过更大的期望,但后来发现,共享经济发展到充电宝、共享空间等各种形态时,有些逻辑可能很难演化到极致,它会遇到现实的天花板。
不过,共享经济最终确实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生活。
张小珺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产品驱动型公司?不管是摩拜、豆瓣还是大众点评,都是这样。
郑庆生
其实我并没有更喜欢产品类公司。在 PC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作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所以技术带来的投资理由并没有那么充分,大家自然会更加关注产品。
但今天进入 AI 时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时代都是技术先行,技术已经把底子打好,过几年大家再在上面堆应用。
现在则是应用和技术同时并行:技术不断迭代,应用也不断升级。这是两个周期很不一样的特点。
其实很多东西都属于产品,不能认为只有线上的部分是产品,而线下的运营不是产品。线下怎么组织运营团队、怎么管理,同样是产品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后来慢慢矫正的地方。
比如 Klook,它在亚洲做旅游和兴趣活动平台,我认为它把线上产品和线下能力都做得比较好。
它通过线上聚合大量购买需求,从而更好地控制线下产品供应链。它控制了亚洲很多景点的门票、地铁票,以及各种特色活动的供给。
它把线上通过 UGC、评价体系聚合起来的流量,转化成巨大的采购量,反过来更好地控制供应链。我认为这就是线上线下结合得比较好的公司。
张小珺
我听你讲下来有一个感受:以前大家觉得产品就是产品,但线上线下开始结合之后,一个产品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只做比较薄的产品部分,还要做很重的运营。抖音的成功也和运营有很大关系。
郑庆生
是的。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开始是线上化,你能做到线上化,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创业。
门户网站只要把线下信息搬到线上就可以了。第二步,是把人与人的交流变成社交软件,把搜索升级。再往后,在线上寻找新的玩法。
但后来光有玩法还不够,必须进行人工干预,必须做线下管理。产品不断深化,认识也不断深化,最终要做得更重。
张小珺
当我们觉得 C 端流量差不多了、平台也都崛起得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两年小宇宙又比较火?
郑庆生
这就回到刚才说的,人类会不停发现自己的行为模式。
收音机流行的时代离现在很远了,但收音机当时的渗透率其实非常高。声音和图文、短视频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可能不适合作为高密度的信息接收方式,但它几乎是所有感官中唯一可以多线程并用的。
当你听一个东西时,还可以看东西,或者做自己的事情。它发挥了这样一个优势。
我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之前投过在行和分答,最早它是通过语音的方式回答问题。当时我就觉得,通过听来获取信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市场。
后来罗辑思维做听书,喜马拉雅也发展起来。我一直觉得“听”很有意思,只是这种产品形态一直没有收敛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状态。
每一代人都会有一波新的媒体崛起。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除了短视频,播客也越来越成为大家选择的信息输入方式。它是一种更深度的陪伴式信息输入。
当我们已经习惯短视频之后,很难想象把内容做到 2 个小时、3 个小时甚至 4 个小时。但正因为播客可以以陪伴的形式存在,它才可以这么长。如果不是陪伴式的内容,就很难持续这么长。
张小珺
这还是很反直觉。人类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郑庆生
对。人类行为一直在那里,但有一天你突然归纳出它,发现原来存在某种前后一致性,就可以把它产品化,用产品承接这种行为。
张小珺
为什么是这几年?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郑庆生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我们的视觉已经被占得太满了。所有创新都会像水一样溢出来。
当视觉被占满之后,大家还会寻找新的信息输入。视觉占满还不够,还要寻找新的输入方式。这很有意思。
张小珺
接下来我们聊聊,当你意识到移动互联网 C 端的故事结束之后,这几年的一些想法和探索。
郑庆生
移动互联网 C 端在各种短视频形态出现之后,一定程度上就终结了。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C 端缺乏大的创新,尤其是从 2018 年、2019 年一直到 AI 崛起,这期间整个 To C 创新和 To C 投资都比较沉寂。
后来我反思,那段时间可能是一段蛰伏期。今天所有 AI 实际上都跑在云上,商业模式上也都是 SaaS 化的。整个 AI 技术其实也是在那几年陆续研发出来的,所以它进入了一个相对蛰伏的时期。
所有 C 端流量相对固定,新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都进入了潜伏期。前面也是一样,2005 年之后爆发的 UGC 产品,很多都是脱胎于门户时代,门户时代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它称为某种蛰伏期,或者集聚力量的时期。
那段时间,全球投资市场,包括中美两国,在 SaaS 上都花了很大力气,在云服务上也投入了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偏 SaaS 的投资。
另一方面,我开始思考人类科技进步史的底层规律。第一次经历 PC 互联网时,我觉得非常兴奋,这就是一份工作。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也很兴奋,觉得从 PC 换到手机非常自然,不需要特别思考。
但当这两个周期都结束,自己也到了某个年龄,回头看已经有十几年的投资生涯时,我开始想:下面会不会存在一些底层规律?在人类科技进步史中,这些东西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否则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故事。
我把时间往前推,发现 PC 之前主要是电视,再往前是收音机。把这个过程扩大之后,我发现,似乎所有密码都在“流量”里,不光是线上,线下也一样。
电力产生之后,出现了电台和收音机;再往前是电报。没有电的时候,信息传输沿着道路展开:公路、铁路、运河。
8. 流量成为经济史支点
我想了很久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个支点。思考整个人类经济史时,可以找各种事情作为支点,每个人选择的支点都可以不一样,但我当时选择了流量作为核心支点。
在我看来,所有人类历史本质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流量、移动或者连接的历史。只是在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社交类产品就是城镇,是围绕城市展开的。
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它就有多少 DAU。城市往往位于道路汇集的地方、运河汇集的地方,或者港口。
建立这个观点之后,我倒过来想,人类每一次科技变革,最后推动的都是流量方式的革新。无论叫注意力经济,还是说一个新的繁华都市,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住在那里,或者注意力集中在那里,商业形态就会产生。
当时我已经经历了两个周期,确实想不到下一个 To C 形态是什么。我的猜测是,下一代 To C 形态可能是眼镜。那时元宇宙也比较火,我想有可能是某种眼镜形态,用眼镜替代手机。
当时大家肯定不会认为眼镜能完全替代手机,能抢到一部分就不错了。如果能抢到手机 10% 到 20% 的使用时间,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谷歌第一次发布 AR 眼镜时,全世界都很兴奋,大家都在期待新的流量形式。但历史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最后是 AI 出来,抢走了新的流量形态。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张小珺
所以是流量掌握了世界的分配权?
郑庆生
对。
张小珺
你想到这些关于流量的理论之后,做了什么?
郑庆生
一方面,我继续寻找 To C 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我会尽量让这个理论足够一般化。一个理论的解释力越强,就越需要抽象;当你把很多东西抽象到一个点上时,解释力反而最强。
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小灵感,这会让我很兴奋。比如钢铁的大规模运用、钢铁的发明,和流量有关系吗?表面看毫无关系,我没办法把材料革命和流量联系起来。
后来我突然想到铁路。但更重要的是,钢铁大规模使用之后,城市变得立体了,城市的 DAU 大幅上升。
没有钢铁时,绝大部分城市都是平的,或者只能修几层楼。有了钢筋混凝土之后,城市变得立体,能够容纳上千万 DAU 的城市才得以产生。
所以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流量会形成某个超级节点。
张小珺
最早的节点是城市和城镇,现在除了城市之外,还有互联网产品。这个超级节点需要双边网络效应吗?
郑庆生
超级节点不一定需要双边网络效应。历史上的门户网站就是例子。
但有双边网络效应的优秀产品,一定是流量节点,一定是新的城镇。你可以认为,现在所有优秀的互联网 To C 产品,都是一个个巨大的城镇,甚至是巨大的市场,相当于大可敌国的市场。
张小珺
在 AI 时代,你觉得新的流量入口会怎么形成?新的流量分配会是什么样?现在能看清楚吗?
郑庆生
今天如果有模型公司胜出,它们肯定已经构成了新一代流量入口。
但现在我们还要看,有没有 AI 原生的产品。它可能具有双边网络效应,也可能形成一些特别优质的内容平台,比如图像社区之类的产品。
张小珺
过去 20 年,哪些产品符合你所说的“大流量节点”?
郑庆生
几乎已经出现的这些产品都应该符合。
张小珺
能够形成最大流量节点的产品,有什么共性?
郑庆生
第一肯定是数字化。作为先行者,你越早把线下某种行为、信息和交易线上化,就越容易形成一个节点。阿里就是这样,把线下交易数字化,构成了一个节点。
另外一种是形成双边网络效应。双边网络效应是壁垒,因为它需要一点点搭建,需要在产品上进行非常精巧的设计,逐步搭建起来。
在任何时代,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巧妙的双边网络效应,把它搭建起来,并且突破一定规模,巨头实际上就很难马上追赶。
张小珺
AI 时代来了,你又重新兴奋起来了吗?
郑庆生
以前也不能说完全黯然。因为我做过 To B 和 SaaS 投资,工作上的热情还是有的。
但作为 To C 投资,对我来说可能是更持久的爱好。
张小珺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新的 C 端流量入口又开始出现了?
郑庆生
当然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开始之后。ChatGPT 出来以后,尤其明显。
红杉在 2022 年年中左右就开始密集进行人工智能调研,但我不得不承认,是 ChatGPT 出来之后,我感觉 To C 应用的效果如此之好,才意识到这可能会带动一大波 AI 应用发展。
张小珺
以 AI 技术革命为驱动产生的流量节点,相比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可能有哪些不同?
郑庆生
我觉得有几个不同。
最大的一个不同是,AI 时代的网络不完全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网络。它也可能具有自然垄断,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边际成本不趋近于零。
在传统的自然垄断网络里,每增加一个新用户,成本基本趋近于零。比如电网,今天多接一户人家,相对于前期巨大投资来说,几乎不算什么。互联网也是这样,你已经有 100 万 DAU 了,再增加第 100 万零 1 个用户,对你来说几乎没有成本。
但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因为有 Token 消耗的限制。每增加一个用户,就增加一份成本。你需要向用户收订阅费,当然,如果采用免费策略,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在商业模式设计上,它会变得不一样。
第二个不同是,原来的产品本质上提供某种服务,吸引用户来点击,或者一步一步陪用户享受过程,或者一步一步帮助用户走向结果。
但 AI,尤其是效率类 AI,相当于直通结果,是结果导向的。原来的情况下,App 用得好不好,可能是用户自己的问题,或者一定程度上是用户自己的问题。
现在更多是提供者的问题:你在技术上能不能提供一个直达结果的方案。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个不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技术革命,在技术革命的原理层面存在黑箱。
从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甚至更早的农业革命开始,原理都不是黑箱。但这一次,人工智能的涌现是如何发生的,它会带来哪些应用变化,现在其实都不清楚。
比如大家写 Prompt,会看到一些教材告诉你,可能需要往里面加一些“魔法词”,结果才会更好。这就很玄学了。
技术产品的应用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其中有一些艺术成分。这个技术到底能带来哪些变化,甚至这些东西本身是不是 AI 原生的,是不是 AI 定义的一部分,我觉得都很不一样。
张小珺
这 3 个不同会带来什么?比如它的商业模式会怎么变化?
郑庆生
Token 消耗带来的成本问题,我觉得还好,本质上是商业核算问题,和定价以及目标人群有关。边际成本不同,更多是商业设计问题。
第二个不同是结果导向。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后,全球对 SaaS 的接受已经比较充分,SaaS 本身也已经跑通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叠加一个完全以结果为导向的 AI,超越原来熟悉的流程,超越结构化信息,甚至从原始信息直接到达某种结果,这会给整个 To B 产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还未知。
最后一个是黑箱。因为黑箱和涌现的存在,因为使用上的艺术性和玄学,这些是不是 AI 原生的一部分,也是目前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张小珺
AI 时代的超级节点会是大模型吗?
郑庆生
我觉得大模型肯定是其中一个。
9. AI开启深层次数字化
现在我看到的另一个方向,是人工智能时代引发了一轮新一轮的深层次数字化。
原来的数字化比较直白:把容易统计的数据,把人类线下原来存储在纸张上的数据,先结构化,再搬到网上,搬到网上之后进一步结构化。
什么叫深层次数字化?为什么现在很多做录音的创新可以获得很高估值,而且表现很好?
因为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人工智能,你是无法处理的。信息线上化对你没有意义。比如你个人录 100 个小时的音频,怎么整理?无法整理。
或者你身上带一个自动拍摄装置。微软有一个实验室曾经做过自动拍摄装置,根据光线变化自动拍照。你一直戴着一个相机,一个月产生几万张照片,怎么处理?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你无法处理,这种数字化就没有意义。
但今天它变得有意义,是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把这些信息处理成有意义的线上内容。
所以深层次数字化会带来新的硬件机会。本质上,这些机会都来自深层次数字化,而深层次数字化由人工智能提供,是智能驱动了另一轮数字化。
因此,能够提供深层次数字化的硬件,包括我们讨论过的那些设备,有可能成为新的信息节点和流量节点。它们从线下获取原来不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增量,也就是原来不会被统计、在非智能时代会飘散在空中的数据增量。
张小珺
大模型可能是一个节点,而这种软硬一体的设备,也可能成为新的信息节点。
郑庆生
对。
张小珺
设备从线下获取互联网之外的数据,进行有意义的加工和整理之后,会带来什么?
郑庆生
它可能会为设备本身形成某种壁垒。这里面肯定还会叠加新的玩法,具体是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可以看到,大量信息和使用习惯会沉淀在设备和平台上。
如果深层次数字化实现,每个人拥有的信息量可能会翻几百倍、几千倍,甚至上万倍。再结合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迭代几代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值得想象。
张小珺
软硬一体的本质,是因为它获取了更多数据和信息吗?
郑庆生
它更重要的本质,是深入线下世界,获取更多原来不那么重要、甚至完全不重要、会随风飘散的信息。
你可以把整个人类自动化的发展过程,理解为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机构、每家公司拥有更多信息的过程。
今天全世界的古书,比如 1800 年以前的古书,数量可能很小。我记得有一个统计,但不记得具体数字了。
张小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波软硬一体的公司今年格外受到关注。
郑庆生
对。我认为最深层的原因,本质上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更深层次数字化。
张小珺
为什么手机不能做这件事?录音转录手机也可以做,飞书也可以做。
郑庆生
深层数字化最重要的是要一直记录。
比如现在我都不知道手机的录音功能还在不在录,可能隔一会儿还要看一下。我对它并没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手机并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但如果我以各种形态在身上放一个设备、贴一个设备,或者使用其他专门的装置,我可能就更有信心,相信它一直在录。
张小珺
那隐私问题怎么办?
郑庆生
这可能是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如果我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已经允许你把它录下来?否则我不会在公开场合演讲。
但如果不是演讲,我只是在公共场合说了一句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到的话,那又该怎么办?
这可能确实需要法律、社会习惯,以及整个社会普遍心态的一次革新。
但这肯定也会包括在技术发展里。就像当年大家开始刷短视频一样,最后人的行为习惯会随着科技,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改变。
张小珺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入口产品都有双边网络效应。为什么 AI 时代的双边网络效应还没有形成?
郑庆生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第一,在 AI 时代,大模型本身有一个隐含的双边网络效应。它使用了大量数据,而且和越多的人交流,就越能通过反馈让下一个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这种隐含的双边网络效应是存在的。
第二,在显性层面,原来的双边网络效应需要你说话有人听、你卖东西有人买,需要一点点把两边凑起来。
但现在不需要。大家和大模型的关系相当于多对一,所有人都在和同一个大模型聊天。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波美国出现的偏社交类公司并没有特别成功。本质上,它没有真正形成双边网络效应。一旦模型质量下降,或者竞争对手的模型质量上升,这类公司就会处于商业上的不利位置。
到底应该把 AI 以什么方式插入双边网络,中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或者大模型隐含的双边网络效应是否已经足够,只需要把大模型调得更好,目前还不清楚。
我们一直拿社交举例,但 AI 时代究竟如何形成双边网络效应,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张小珺
现在 OPPO 也做了群聊功能,你觉得它有可能冲击 Meta 吗?
郑庆生
目前来看,逻辑上可能还有一个断层。
包括你我使用 AI 时,可能都会认为和你聊天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是模型计算出来的虚拟人物。这在心理上可能会产生影响。
但未来人类会不会不再在意,聊天对象背后是否有自主意识、有没有灵魂?如果不重要了,整个人类的认知就可能发生变化。
今天全人类的认知,和 PC 时代、PC 之前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我觉得 AI 会导致全人类认知再次变化。
现在的网络也不一定都是人与人的网络,也可能是人与 Agent 共同构成的网络和连接。如何建立起某种双边网络,还需要探索。
如果双边网络无法建立,我认为这个世界总体上可能会变成模型的世界。当然,这同样是不可预测的。
张小珺
现在 AI 产品有数据飞轮了吗?
郑庆生
我觉得目前还是有的。
AI 产品这一轮的商业化,实际上比前面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做得更好。毕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 SaaS 熏陶,大家对订阅制已经比较了解。
只是现在技术发展很快,基础设施投入仍然巨大,收入和成本还没有完全匹配。但如果人类达到某种满意的边缘,商业模式就有可能真正成立,所以我对此还是乐观的。
张小珺
在大模型时代到来之后,你投了 Kimi、MiniMax、Manus 等 To C 产品。你觉得最后真正的价值会沉淀在应用公司,还是模型公司?
郑庆生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上一个时代也有类似的问题:新的应用会不会产生,还是会一直是巨头的时代?
那时候讨论的不是模型,而是巨头。这个时代,很多巨头本身也成了大模型公司。
我可能因为做早期投资,对此还是比较乐观。我的乐观是,我始终相信新的创新会在一轮周期里最终成为巨头,在巨头名单上增加几个名字。
问题只是最后增加 5 个以上、5 个以下,还是只有 3 个以下。这一轮肯定会增加,但大模型公司已经在名单上了,接下来增加的会是什么形态,我们确实不知道。
但从个人信念出发,我仍然相信新的产品会诞生。历史上每一轮周期都会产生新的东西。哪怕巨头看上去已经控制了一切,几乎每一轮仍然会有新东西出现。
张小珺
对于大模型公司和应用型公司,你们考核的指标是不是不一样?它们最后的价值沉淀位置也不一样吗?
郑庆生
模型公司今天还处在持续技术演进的过程中。这也是刚才说的,这次科技周期最大的不同:技术和产品同时演进。
模型公司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演进。但对产品公司来说,情况更复杂。你可能基于当前技术形态做了产品,下一步技术又发生变化,所以这一代模型公司会面临更强的不确定性,或者需要解决更多变量。
它的好处是,变现看上去比上两个周期更清楚。上两个周期,很多公司一开始先把规模烧大,收入并不多。但现在多多少少都有收入,大家经常开玩笑说都要比 ARPU,几乎都有一些收入。
张小珺
也有人说,未来可能没有模型公司和应用公司的区别,因为模型公司都会做应用,应用公司也都会训练自己的模型。
郑庆生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最后可能会比拼一件事: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非技术产品优势。
比如 OpenAI,GPT 这些产品可能受到挑战,但 OpenAI 已经具备很浓厚的产品公司特点。大量用户数据已经沉淀在上面,很多人已经习惯打开 OpenAI 去聊天。
最后还是要看技术会发展到哪里。有些地方不是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的,可能那就是产品公司能够守住的边界。
张小珺
最大的模型公司已经变成了产品公司。你在投产品时会不会觉得很绝望?
郑庆生
不会。我觉得反而比原来更有意思。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还在寻找双边网络效应,PC 互联网时代也是这样。但这个时代,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还要继续去寻找答案。
而且这个时代线上线下更加紧密地一体化,软硬件也更加一体化,变量越来越多。原来可能是在解二元一次方程,后来是三元一次方程,现在可能要解五元、六元方程。
这个过程既有挑战,也有乐趣。
张小珺
今天创业的难度变得更高了,相比 10 年前是这样吗?
郑庆生
我认为是的。10 年前技术当然也重要,但更多是看你能不能把产品撑起来。
现在技术不只是要把产品撑起来,还要考虑模型的视角:怎么和模型公司合作,要不要自己做模型,还有很多更加前沿的问题。
张小珺
对创始人和创业团队的要求变了吗?创业的人变少了吗?
郑庆生
对创业团队基础能力的要求,我觉得变化没有那么显著。
但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数字化时代,和在充分数字化之后还要进一步智能化的时代,创业的人数,我直觉上认为应该会少一点。
不过反过来看,因为大模型存在,很多市场很小、团队很小的垂直公司,可能一开始就能盈利。所以现在也可能更接近百花齐放的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反而会更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张小珺
投资人会要求这些创业者一开始就盈利吗?
郑庆生
当然不会,从来都不会。早期投资人更重要的还是看一个比较长远的场景。
张小珺
在 AI 时代,红杉的投资策略有没有系统性的发展和调整?
郑庆生
我们一直比较坚持投小、投早、投科技。从很早开始,尤其是 2018 年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内部也会考核作为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的项目比例。理想情况下当然是越多越好。现在能达到总项目数的一半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骄傲的成绩。
所以也希望创业者可以直接来找我们,不用等到 B 轮以后。
张小珺
你们现在对创业者的审美发生变化了吗?
郑庆生
本质上没有变化。但如果一定要说变化,就是 AI 时代前所未有地强调技术。
在前两个时代,可能会看创始人发表了多少论文、论文有多少引用,这些主要反映创始人有多厉害。
但在 AI 时代,尤其是技术导向的公司里,这些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个时代技术和产品同向发展带来的变化。
张小珺
红杉好像基本上把中国的大模型公司都投了。这样的赛道覆盖式打法,几家公司是怎么进去的?为什么基本上每家都投?
郑庆生
我们并不是用赛道覆盖式打法,还是 Case by Case 地看每个公司的亮点,以及值得进入的方式。每家公司其实都不太一样。
比如 Kimi,一定程度上和我们原来投的另一个项目有关。它是从循环智能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MiniMax 则是在 GPT 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看的公司,并不是 GPT-3.5 爆发之后才去找的。
智谱也是我们很早就接触的公司。其他一些公司,我们总体上也都是 Case by Case 地看各自的亮点。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是看见一个热点之后,利用资金优势去覆盖赛道。它可能只是上一个时代的延续。
自然界没有飞跃,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没有飞跃。我们不是说某个热点爆发之后,就突然采用一种系统研究或关键人员覆盖的方式推进。它是自然地变化成现在这个样子。
张小珺
所以你们不是赛道打法,而是投人,仍然是 Case by Case 看亮点。
郑庆生
对。投人肯定是早期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张小珺
Manus 是怎么看到的?
郑庆生
Manus 在做 Monica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团队,也觉得当时 Monica 这个产品的想法很好,包括团队当时讲到的后续产品演化,我们觉得都很有意思。
当时它还不是 Manus,但我的意思是,那个阶段它的亮点已经体现在团队,以及产品所展示出来的产品能力上,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做赛道覆盖。
张小珺
这可能是大家对红杉的误解?
郑庆生
多少有一些误解。大家一直觉得红杉是赛道覆盖打法,资金比较多,所以就覆盖一个赛道。
但实际上,我们每次都是一个一个地看项目的亮点。
张小珺
Agent 的创业和以前 App 的创业逻辑有变化吗?
郑庆生
我讲一个最大的变化:这一轮产品天生全球化。
原来做一个 App,至少涉及语言转换、用户习惯转换,还要在当地进行一定的落地和运营。
但这次的 Agent 本身就是人工智能产品,从语言和其他角度来说,天然适合全球化推进。
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创业者、华人创业者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产品,尤其是 To C 产品,无论效率类还是娱乐类,都可以一下子在全球铺开。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点。
张小珺
你觉得 Agent 未来会扩展成什么样的生态?
郑庆生
它应该会像 App 一样。App 有多丰富的层次,Agent 也会有多丰富的层次。
张小珺
这些新的 Agent 或新平台,会替代今天的平台,还是今天的平台会继续长大?
郑庆生
还是和原来一样:有一些会被替代,有一些会得到改善、继续长大。
就像 PC 时代的腾讯到移动时代的腾讯,它依然是王者。这就是生态位的争夺。
每一轮周期,原有名单上可能会下来几位,也会上去几位,但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也是早期投资的一种信仰:它肯定会变化。
张小珺
从 ChatGPT 诞生到现在这两三年,你的投资有没有某种节奏?它是不是也反映了技术和产品的变化?
郑庆生
对我而言,肯定是有节奏的。
一开始,我是系统性地扫描大模型机会,甚至也看了一些所谓的垂直模型机会。首先看底层、看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逐渐成熟之后,我们觉得 2025 年可能有点像 2010 年,2026 年像 2011 年,可能会出现应用爆发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比较早地开始扫描 Agent 机会,在应用层面寻找新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硬件正在蓬勃发展,所以高度重视硬件整体的变化。
张小珺
对于 2026 年有什么预期?
郑庆生
我觉得就是 2025 年的进一步深化,变成 2011 年。我觉得会更加繁荣。我觉得二零二零年会更更加的繁荣。
张小珺
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明显比前几年忙吗?
郑庆生
工作量应该接近,但现在需要到各地去挖掘新的项目,跑得更多了。
在 PC 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北京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心。现在则更加分散,尤其深圳作为硬件基地的地位快速崛起。
另外,这一波人工智能创业中,华人参与的比例很高,也有很多海外华人创业。以前海外华人可能主要回国创业、做国内市场,但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的华人,都可以面向全世界做市场。
这几个变化叠加在一起,感受上肯定比原来更忙,出差也更多。
张小珺
你出差目的地的前 5 名是哪些地方?
郑庆生
因为我还是偏软件和消费电子,所以对我来说主要是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
张小珺
接触不同地区的创业者,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气质不一样?
郑庆生
气质上确实不一样,可能和所在地的产业结构有关。北京、上海、杭州偏软件,深圳偏硬件。
但优秀创业者的气质还是比较接近的。除非是更偏交易型的创业,目前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
张小珺
最近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很多,你怎么看?
郑庆生
我一直认为,讨论泡沫更多是一个谈资。
历史上每一轮周期一开始都有泡沫。因为有泡沫,市场才会有充分流动性;特别是有泡沫时,早期项目才有机会。创始人讲述宏大理想,才会有那么多人才愿意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泡沫,就像大海里有泡沫一样。最后还是要看它能不能交付。
这一轮的泡沫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最早的 PMF 已经跑通了。严格来说,随着模型变化,未来能不能持续跑通还不好说,但至少一开始就能打中用户痛点、开始收钱。
相比一开始烧很长时间的钱,这种情况对投资人会更舒服一些。现在看,很多早期项目的现金流都非常好。
和之前先砸用户心智、先烧钱相比,这一轮的情况目前还不错。
张小珺
当我们都在讨论泡沫时,可能泡沫就不会破。关键是你怎么定义泡沫。
郑庆生
对。最后如果有真金白银的东西出来,前面的潮涨潮落就相对容易接受。
最怕的是它是一个伪概念。历史上有很多类似郁金香泡沫的事情,本身就是伪概念。
但 AI 不仅不是伪概念,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目前的泡沫是可以接受的。
张小珺
这轮科技革命现在发展到什么时间、什么节点了?
郑庆生
应用还没有大规模爆发。
张小珺
是爆发前夜吗?
郑庆生
不能叫爆发前夜,因为现在各个主战场已经开始竞争了。应该说是爆发的前端。
张小珺
处在爆发的前端,你会焦虑吗?
郑庆生
不焦虑,应该是很兴奋。能够再次见证人类历史,当然很兴奋。
现在国内主要的风险投资人,如果是在 PC 时代或者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入场,相当于见证了 3 轮技术周期。我觉得这在历史上比较少见,对个人来说也是很难得的经历。
张小珺
像你这样投资职业生涯在中国有 20 年、现在还在一线看项目的投资人多吗?
郑庆生
各个基金主要的合伙人基本都还在。GP 和合伙人一般也没有退休。前几年确实有一波人退休,但这件事也没法接续。
张小珺
你见过那么多创业者。有的人能做到从 0 到 1,有的人能做到从 10 到 100,有的人能做到从 100 到 1000。你觉得影响他们做到小成、中成或大成,以及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不是他们自身的特质?有什么共性吗?
郑庆生
首先,所有创业者都应该对产品敏感,产品敏感性非常重要。
从 1 到 10,产品敏感性可能更重要,因为你需要了解各种各样的用户需求。到了 10 以上,或者几十以上,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10. 创始人必须成为组织象征
公司的领导就像带兵打仗的将军,最后要成为这个组织和制度的人格化象征。用一句可能不太精确的话说,实际上你是在扮演 CEO。无论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在那个时刻都需要扮演 CEO。
尤其公司越大,越需要扮演这样一个人。就像古代将军出征,当时没有先进的信息传递手段,在他所在的 10 万人、20 万人中,他就是最高的制度化象征。
他要维持士气、军纪,以及作为一个组织的想象力。组织必须相信自己拥有一个抽象的生命,而你就是那个抽象生命的代表。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可能是成功的产品经理,但不是特别成功的 CEO,原因可能是没有完成这一步跨越。完成这一步其实需要天赋。
同时拥有两种天赋的人很难得:既有产品敏感性,又能很好地扮演人格化组织和部队的信心,成为一个统帅。
哪怕你暂时做不到,也需要扮演。因为你不扮演,组织就无法维持。
张小珺
你必须演。
郑庆生
对,必须演。《人类简史》里讲过,很多东西都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10 万人在沙漠里行军,前面还有敌人,但他们没有崩溃,是因为他们想象自己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想象自己是一个军队。军队是一个抽象生命,但这个抽象生命需要有一个具象的人格代表。
作为 CEO,你就是那个代表。
张小珺
你说的第二种天赋是什么?
郑庆生
你可以观察周围那些优秀 CEO。很多人不仅是自己企业产品的化身,也是企业这个组织抽象精神、抽象生命的化身。
这点非常重要。
张小珺
你是不是研究过 MBTI?你觉得 MBTI 和你说的第二种天赋有关系吗?
郑庆生
MBTI 很有意思。它把人分成 16 种,确实反映了人的不同态度。
比如 N 型的人更容易进行抽象化思考,好的产品经理可能很多都是 N 型。如果一个人能够完整地扮演一个组织的灵魂,把很多事情想得很到位,并且计划得当,那 T 和 J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 NTJ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组合:有直觉、有计划,也有逻辑和理性。E 和 I 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有足够好的副手帮助你就可以。
但也不一定。产品经理可能 NF 更好,因为感性感受会更强。有些天才产品经理是 INFP,NF 确实非常重要。
不过,如果后面是 P,可能会更玄学、更浪漫;如果是 J,可能更适合做 CEO。所以天才产品经理能不能跨越成为 CEO,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见过很多天才产品经理都是 NFP。他能不能变得更有计划、更 T,或者由 CEO 来补足,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团队。
但我一直认为 N 非常重要。对运营人才来说,S 可能更重要;对产品经理来说,N 和 F 都重要,尤其是 N。抽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张小珺
你见创业者时会问他的 MBTI 吗?
郑庆生
有时候会问。我有时会问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或者手机上有多少个 App,也会问一下 MBTI。大家可以聊聊关于人本身的话题。
张小珺
MBTI 会作为投资标准吗?
郑庆生
不会。
张小珺
有没有什么创业者是你见过一次就不会再见的?
郑庆生
我在这方面比较开放,不太会给人打特别的标签。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见。有时候实在没时间,也不是故意不见。
张小珺
最后几个快问快答。全球范围内,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郑庆生
如果只能选一个,是兰州牛肉面。我只要没事就会去吃,对我来说这是默认食物。
这很奇怪,因为我去过中国大部分地方,却没有去过西北,也没有去过西安以西的地方。但兰州牛肉面已经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
张小珺
杨志玲说,她最喜欢的食物是拉面。
郑庆生
那可能接近吧,但兰州牛肉面可能是更准确的说法。
张小珺
全球范围内,你最喜欢的地点是什么?
郑庆生
我最喜欢上海。上海的线下服务非常好,能够和欧美那些老城市相比。它是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线下体验很好。
张小珺
一个少有人知道但必须知道的知识点,可以是冷知识。
郑庆生
这可能不一定是冷知识,但对我来说属于第一性原理的知识:幸存者偏差。
历史是胜利者或者幸存者书写的。不一定胜利者就是幸存者,但幸存者可以影响未来的话语权。
从这点出发,你可以理解很多历史参考文本的不可靠。因为所有文本都是幸存者写的,所有给你讲述的知识,都是幸存者讲述的。
幸存者是必要条件。人也是必要条件,是一定会存在的条件。但很多时候,我们想研究的是充分条件,想获得预测性。
必要条件不提供预测性。所以我们要从一堆必要条件的文本和信息中,找到当时真正的决策依据。
你要知道,当时可能有 A、B、C、D、E 多个选项,每个选项后面又有多个信息。最后有人选择了某个选项,可能是错误的,但幸存者会把这个选择加以戏剧化描述。
人类喜欢戏剧化,所以要把它还原到当时,找到真正的充分条件。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你定义的冷知识:我看什么都带着幸存者偏差。
张小珺
你利用这个完成的一次具体思考是什么?
郑庆生
比如我在投资某些公司时,当时有很多选择。那时我可能要等 4 个月之后才知道答案,但此时此刻还不知道。
我会想,怎样从那些复杂的细节中做判断。具体细节不展开,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读到的历史,可能只讲了最终胜出的一两个案例,而当时实际存在非常多的选择。
很多历史叙述的戏剧性,都远超过当时真实的情况。所以还是要还原当时的环境。
包括创始人跟你说的事情,或者其他同行跟你说的事情,每个人的讲述都会形成偏差。你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充分条件。
张小珺
那你最后是怎么做出模型投资决策的?
郑庆生
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当时的感受:当我站在充分性角度推演时,发现自己找到的各种参考,很可能都只是必要条件。
张小珺
基于你读过的书,推荐两本必读书。
郑庆生
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似乎都可以花一年时间只看其中一本。
第一本叫《美国增长的起落》。我在很多场合,包括红杉的会议上,都推荐过。这本书描述了美国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科技革命。
第二本书甚至可以花两年去看,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既欣喜又遗憾。欣喜是因为它里面很多观点,正是我一直想表达、原本希望未来写进文章里的;遗憾是因为它已经用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构了全球史。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看。
张小珺
这是一本新书吗?
郑庆生
应该是去年年中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则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经典著作。
张小珺
基于你当下的认知,一个关键而重要的当下 bet 是什么?
郑庆生
我当前的 bet 是:AI 时代是华人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欧美冒险家和创新者在全球开拓的过程,可以类比于欧美跨国公司在全球拓展的过程。
现在中国企业和华人创业者都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开端上。借助 AI 的特点,尤其是它天然全球化的特点,华人创业者第一次可以把产品直接推向全球。
所以我认为,华人的大航海时代是一个核心 bet。
张小珺
你可以在 10 年后写一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商业史》或者全球科技史。
郑庆生
那可能需要大模型的帮助。
张小珺
因为你刚才聊到了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在今天,你现在最看不清楚的事情是什么?
郑庆生
11. AI未来仍然没有答案
比如 AI 社交网络应该是什么样,我还没有完全看清楚。
第二,我有一个观点:现在我们都在单边研究 AI 产品应该变成什么样,但极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有了这些 AI 产品之后,人类会变成什么样?
这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商业选择。比如有了 AI 之后,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哪些学科会变得更重要,哪些学科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全局性的学科会变得更重要。因为你问 AI 时,首先要知道自己要问什么。学习的核心,可能会变成学习如何提问。
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拥有全局视野,细节知识没有那么重要。开个玩笑,有了 AI 之后,可能需要学习“目录学”。
目录学是建立古典文献体系的一种方式。你不一定需要了解每本书的具体内容,但要知道历史上有哪些书,以及可以到哪里查询。
第二,逻辑学可能会变得更重要。如果自然语言只是思考和表达的一部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更准确地表达?尤其中文是一种非常诗意的语言,准确度可能比拉丁文字体系低。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更加准确地说话。
如果教育体系变了,消费方式变了,也会反过来影响产品。今天的产品有一个默认前提,就是设计给智能化时代之前的人类。
但智能化时代的人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认为这可能是一场巨变。
包括我刚才说的,你会不会相信,和你聊天的那个 AI 背后拥有自主意识?这会对你的情感产生什么变化?比如 AI 谈恋爱。
这些问题,我现在都没有答案。
张小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商业访谈录,是一档由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出品的深度访谈节目。你可以到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工作室,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的公众号是语言及世界 language is world,我们希望和你一起从这里探索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