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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章经 · · 53 min

并购的本质 | 对谈云磬投资创始人立阳

曲凯张立阳

Podcast
TL;DR
  • 张立阳的核心定义是“并购的本质,是企业的控制权发生了变更”。 这通常意味着51%以上股权或投票权转移,以及管理层任命权、公司战略决定权和再次出售控制权的权利一并易手。企业并购买的是新市场、国家、品类、产能与 synergy;并购基金则买下公司、调整战略和资本结构,再以两三倍回报退出。
  • 智元案例现阶段不构成标准意义的借壳,更像先买下稀缺上市平台,为三年后的资产整合保留选择权。 按张立阳的理解,首笔买入百分之二十多即可成为最大股东,再叠加对方质押过来的投票权,便可能形成实际控制;上市公司股权分散,30%是常见控制权变更线,不想触发相关认定的交易甚至会卡在29.9%。按张立阳的概述,三年内若装入资产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仍可能被视作IPO,“我先把这个房子买好,我三年后再装修”。
  • VC把创始人留在驾驶位,并购基金则从第一天起就要“做东家”,最终为生意、债务和退出负责。 优先股、回购与对赌能让VC投资带有债性保护,但控制权投资“没人给你回购,这个东西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因此VC追求十个项目中一个百倍,并购追求高成功率、单笔两三倍;后者赔率低,却能承载几十亿美元的资本。
  • LBO的收益不是靠讲故事,而是把现金流、杠杆、增长和退出价格逐颗“拧螺丝”。 张立阳举例:以100元买下年利润约10元的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各出50元,用五年自由现金流还债,即使十年后仅以120元卖出,按他的口径也能做到两倍回报。成熟企业的SOP和现金流更稳定,因此“不亏钱”的成功率逻辑上应在80%以上;他称自己经手项目至少都未亏损。
  • 私有化的价值在于“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而不只是利用市场低估。 上市公司改革可能经历利润先降的 J curve,短期净利润、监管问询和小股东压力可能阻碍长期调整;私有化后,董事会决策、管理层期权和激励都更灵活。分众传媒受浑水报告冲击后的私有化,是他用来说明“先脱离市场波动,整好再上市”的典型例子。
  • 真正困难的不是报出一个价格,而是用 deal structure 找到卖方、基金、产业方、管理层、银行与政府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十个项目可能只有三个进入完整尽调、两个谈到银行贷款、一个最终成交;最难的往往还是共同投资人的出资确定性、退出理念与创始人情感。“真诚是必杀技”,但关键权利如 drag along 必须明确为 deal breaker。
  • 优秀并购投资人的能力最终浓缩为“看得清,搞得定”。 看得清包括宏观、行业、公司、人和估值,也包括从公开信息中提炼别人没看到的结论;搞得定则要求能处理融资、法律、治理、管理层和多方谈判。张立阳强调退出收益往往由 alpha 与 beta 共同构成,疫情中邮轮公司的资金链断裂说明:再精细的微观运营,也可能被宏观变量一次击穿。
  • 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增长,可能让并购从边缘手艺变成企业转型、出海和代际交接的常用工具。 对AI创业者,张立阳建议先判断买方究竟需要 agent、多模态、团队还是其他不可替代能力,再想清自己要做“下一个 Elon Musk”还是接受合理价格;最容易卡住交易的,常常是不同轮次股东的成本、优先顺位和回报诉求。云磬投资希望围绕地缘政治造成的结构性机会,以 case fund 投资并帮助企业完成并购。
Digest · the substance, structured for research

1. 并购买下的不是股份,而是公司最终由谁说了算

  • 张立阳把边界画得很清楚:“并购这件事本质是企业的控制权发生了变更。”字面上通常是超过51%的股权或投票权易手,实质上则是新股东获得管理层任命权、战略决定权,以及未来再次出售控制权的权利。

  • 企业并购与财务并购的目的不同:前者补市场、国家、品类、供应链或生产能力,追求“为什么一加一大于二”的 synergy;后者以100元买入企业,通过管理、资源和杠杆把它整理好,再以300元卖掉。

  • 同股不同权并不自动创造可交易的控制权。张立阳提醒,超级投票权往往依附于特定创始人,“因为认为你是马云,我才把阿里的这个权益给你”;一旦转给普通财务投资人,权利可能自然失效。

  • 极端治理结构仍可能让90%的股东没有实际控制权,例如某些开曼架构允许董事会“自己选自己”、股东会无法重选董事;此时股东利益与董事会利益不一致,控制权冲突便不再取决于持股比例。

2. 智元先拿上市平台,买的是三年后的选择权

  • 曲凯追问智元是否借壳,张立阳的判断是:现阶段“肯定不构成标准意义上的借壳,因为它借不了壳,法律不允许”。更准确的理解,是一家暂时难以独立上市的高估值初创公司,先取得稀缺的A股平台资源。

  • 按张立阳的理解,首笔买入百分之二十多已经能成为最大股东;若同时取得对方质押过来的投票权,便可能形成完全控制。上市公司股权分散,超过三四十个百分点通常已有很强控制力,30%又是常见认定线,因此某些交易会刻意停在29.9%。

  • 按张立阳对规则的概述,控制权变更后三年内不能装入相关资产或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否则可能被视作IPO;此前期限“可能是五年”。他的比喻是:“我先把这个房子买好,我三年后再装修,装修三年,三年后再入住。”

  • 这项选择权不只指未来装资产:上市公司还能发债、增发新股,原有业务也可能与智元形成上下游协同。但中国二级市场高度受监管窗口驱动,“买的时候是松,但是想装资产的时候紧”,平台最终能否使用仍有不确定性。

3. 一二级估值变化,让控制权投资与公开市场开始交汇

  • 张立阳观察到,五到十年前二级市场估值曾经很贵,一级市场买入的公司上市后可能立即赚十倍;如今他听到的一个逻辑是,二级市场最好的公司可能只在约10倍PE,消费项目若在一级市场卖得很贵,“还不如去买茅台的股票,它的护城河不比你讲的一二三四五这些公司高吗?”

  • 这也解释了部分一级或并购投资人转做 hedge fund,但买股票并不等于买控制权。公开市场净值波动剧烈,投资人又无法像控股股东一样直接推动治理和业务改革;并购投资人宁愿持有私有公司,以稳定估值环境换取真正改造业务的空间。

4. VC坐副驾驶,并购基金必须承担东家的全部风险

  • 张立阳对两种角色的比喻是:VC看好行业和创始人后提供资金,创始人仍坐在驾驶位,投资人最多是“副驾驶”;buyout投资人进去就要有“主人公精神”,职业经理人是掌柜,基金才是东家。

  • VC可以持有 preferred shares,在破产清算时优先于 common shares,也能约定五年不上市便由创始人或公司回购,本质上带有债性保护。控制权投资没有这样的最后一道门:“这个东西没人给你回购的,这个东西不行了就是不行了。”

  • 风险结构因此完全不同:VC可以投十个、靠一个百倍项目收回全部成本;并购每单通常只赚两三倍,却要求极高成功率。补偿来自容量——一个美国半导体收购或分众私有化可达几十亿美元,十亿美元级项目的两倍回报,绝对收益远超500万美元VC项目即使涨十倍的规模。

5. 成熟现金流把并购变成一项 financial engineering

  • 晚期投资人“看事儿也看人,更多是看这个事儿”。麦当劳中国已有几千家店、数十亿元销售,SOP、培训与组织都相对完备;利润可能在4亿、5亿、7亿元之间波动,却通常不会像初创公司一样从盈利突然归零。

  • 张立阳因此把并购投资人称为工程师:先建详细财务模型,再配置债务比例、利率和条件,把公司增长、运营效率提升、杠杆偿还与退出估值逐项算清。“每个螺丝都拧紧了”,两三倍回报才不是愿望。

  • 他的简化LBO算例是:公司年利润约10元,10倍PE对应100元价格;基金出50元、银行出50元,以每年约10元自由现金流在五年左右还清债务,十年后即使业务没有增长、仅以120元卖出,按其口径也已获得两倍回报。

  • 对“不亏钱”的成功率,张立阳保留了限定:“逻辑上应该是在80%以上的才对。”他个人的表述也只是“至少所有的项目都没有亏钱”,并未把高胜率等同于没有尾部风险。

6. 私有化通过重做治理,给 J curve 留出生存空间

  • 上市公司改革可能呈现 J curve:调整初期利润先变差,二级市场、监管机构与小股东会立刻带来压力。私有化则给基金更大的空间承受短期变化,换取更快决策与长期价值释放,“公司整好了再把它再上市”。

  • 分众传媒是张立阳引用的案例:浑水报告造成价格剧烈波动,并购投资人把控制权拿下、从纳斯达克退市,使公司暂时脱离市场波动、舆论和持续披露的约束,再寻找重新上市的机会。

  • 他把并购价值总结为“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一层是上市或私有状态下“谁说了算”、决策能有多快;另一层是分钱机制,私有公司可以给管理层更充分的期权,把职业经理人的收益与增值结果绑在一起。

  • 生产关系之所以难改,是因为交易同时牵动卖方老股东、新股东及其银团、产业方、管理层、员工、银行、税务与多级政府;跨境项目还可能面对美国IRS等机构。只有先协调这些利益,运营改造才有落点。

7. 换管理层不是并购默认项,激励重置往往更有效

  • 在张立阳亲自操作的案例中,大约30%至40%会调整管理层,多数并不更换。真正触发换人的通常是三类情况:老股东准备退休;管理层无法完成约定的年增10%等指标、危及LBO还本付息;或旧团队无法承担战略转型。

  • 他在伦敦收购一家全球数据公司时保留了原管理团队,却要求经理人自己投钱“带资进组”,并把原来层层上报总部的决策改为董事会直接拍板。职业经理人从打工心态变成 owner 心态,项目约两年后卖出,实现了数倍回报。

  • 中国经理人供给也在改善。张立阳回忆,麦肯锡服务的国企团队常在凌晨两三点仍讨论业务;国企与外企几十年的训练已沉淀出一批职业经理人,此外还可能由有运营能力的人带资入场,或由离开二十年的创始人与基金共同买回旧公司。

8. 并购的完整闭环是找、投、管、退,投钱只是开场

  • 张立阳把流程压缩为“找项目、投、管、退”:寻找后要评估、谈判、设计结构并完成交割;交割后才开始在董事会定战略、配置管理层和激励;最终能卖掉并兑现收益,才算闭环。

  • 并购投资人不可能是全才,但必须看得懂报表与风险,并能快速抓住行业规律、识别人性、找到合适的人,再用制度使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同时最大化。“每一样可能不需要精通”,但财务、融资、法律与治理都不能完全不懂。

  • 项目来源也不同于VC的行业扫街:AI早期可能有100家公司同时融资,成熟企业既要足够大、又要愿意让出控制权,扫500家也可能一单没有。张立阳更偏好从私有化、地缘政治和跨国资本调整等结构性变化中找机会,再通过持续交流碰撞出项目。

9. 尽调的终点,是看懂桌面规则之外怎么分钱

  • “研究这个事儿是无止境的”,但投资人必须迅速找到生意的核心逻辑和潜规则:加盟商为何合作、广告主与上下游如何分账、每个参与者“在这锅粥里分到了什么”。再结合管理层、卖方和行业大势,才能形成可投资判断。

  • 美妆项目的关键并非复杂模型,而是三层趋势叠加:中国美妆仍在增长,高端美妆更快,高端美妆线上化又是“快中之快”;目标公司基本是行业 number one,团队认识多年且能力可信,张立阳判断“天花板可能还有五六倍”。

  • 2015至2016年的手机摄像头芯片项目,则建立在 iPhone 7 将采用双摄的判断上。他从索尼年报看到其在日本建两座工厂,并推断是为 iPhone 扩产;双摄可能使市场 double,三摄则可能 triple,在估值合理时,这一产业扩容足以支撑风险。

10. Deal structure 的任务,是把零和价格谈判改造成多方共赢

  • 早期融资的结构往往止于领投、跟投与 cap table,并购却可能把游戏公司的IP与运营主体拆开,由IP主体向运营主体做服务外包,以处理中国员工和全球市场问题,同时处理版号与知识产权归属。结构本身就是价值创造的一部分。

  • 张立阳认为,纯卖方价格谈判难免零和,但其余参与者可以通过分阶段退出、不同收益安排和控制权逐步转移寻找“最大公约数”。真实漏斗也很残酷:聊十个项目,约三个进入完整尽调,两个走到银行贷款,最终做成一个就不错了。

  • 共同投资人有时比卖方更难协调:十亿美元资本金可能需要两三方共同出资,任何一方迟延都会让整个买方团违约并承担分手费。他提到某中国半导体基金收购韩国资产,因美国 CFIUS 未批准,最终赔付大几千万美元。

  • 若共同投资人还是创始人,矛盾会更尖锐:财务基金愿意卖给最高出价者,创始人却可能嫌产业买家“太土了,再多钱我都不给”。强行推进若最终失败,双方还得继续共事,因此退出价格之外还要考虑之后如何相处。

11. 谈判不是极限施压,而是画出双方需求的锯齿

  • 张立阳的第一原则是“真诚是必杀技”:基金就是为了赚钱,应把价值如何实现、赚到后如何分钱讲清楚。同时判断谁更着急、谁更有冲劲,让愿意承担压力的一方往前冲,不必把自己放在所有冲突的中心。

  • 收购伦敦数据公司时,中国基金的报价并非最高,卖方始终犹豫。团队飞抵希思罗后直接在出租车上致电:“我们落地了,我们有四十八小时,你们谈还是不谈?”次日早八点双方在 Freshfields 律所开谈,48小时内完成法律尽调、同步召开投委会,几乎未睡便签约。

  • INSEAD的谈判课曾让他看到极限施压并非唯一方法:各方剧本摊开后,才发现自己的需求是A、B,对方可能要A、C或B、D,并非每一点都零和。“大家的需求是像锯齿状的”,谈判要做的是交换效用不同的条款,而非把每一分钱都抢走。

  • 但 drag along 即拖售权不能轻易让步:主导基金找到退出机会时,必须能拖着小股东一起出售,才能向宝洁一类产业买家交付100%股权。张立阳会明确称其为 deal breaker;其他激励则可以交换,bluff偶尔存在但并非必要,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手里有什么牌。

12. 顶级能力是“看得清,搞得定”,而收益永远混合着 alpha 与 beta

  • 张立阳把竞争力浓缩为两句话:“看得清,搞得定。”前者是从公开信息中提炼别人没看到的结论,而非内幕交易;后者是把银行、律师、CEO、董事会和政府等多方真正组织起来,让判断变成可交割、可运营、可退出的结果。

  • 宏观判断有时比微观经营更重要。疫情前后投资邮轮公司的基金,遇到船上出现新冠病毒、无法靠岸,资金链可能直接断裂;因此很多人口头讲 alpha,真实退出收益却有很大部分来自 beta。

  • 他用华山剑派比喻两者:只讲 alpha 像气宗,只讲 beta 像剑宗,“没谁对,没谁错,两个都很重要”。其个人风格偏保守、不追最热风口;代价是即使买到泡泡玛特,也可能涨两倍就卖掉,错失后来全球化创造的更大 alpha。

  • 对交易耐力,他推荐单伟建的《Money Games》等著作,尤其是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与政府谈判两年的经历。业内最熟悉的并非传奇时刻,而是反复拉扯、反复修改:今天谈好,明天对方又推翻重改。

13. 中国进入质量增长阶段,AI创业者也该提前学习如何卖公司

  • 张立阳认为,2000年加入世贸后到2020年前后的高速增长,让各行业都有更容易的快钱,没人愿意慢慢磨并购;当经济从增速转向质量,业务转型、出海和代际交接会创造更多控制权交易。“并购是个手艺活,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人才会随案例积累而成长。

  • 面对潜在买方,AI创始人首先要看清自己对对方的具体价值:补的是 agent、多模态、团队,还是其他能力;最好形成“别人没有其他选项”的独特点。随后才是自我定位——究竟要做“下一个 Elon Musk”,还是愿意在合理估值上出售。

  • 更难的是现有股东协调:A、B、C轮的 seniority、成本和股息不同,最后一轮可能要求先回本,前一轮却发现分完后自己一无所有,因而拒绝签字。买方愿买、价格也到位,并不意味着交易能过股东这一关。

  • 云磬投资的起点,是中美博弈给纯美元或美资基金在华投资带来的压力。张立阳希望与合伙人以 case fund 捕捉估值合理的结构性机会,也用十多年踩坑所得帮助企业完成并购;在他看来,企业侧未来的主线将是“业务转型还是出海”,而不只是一笔基金交易。

曲凯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云磬投资的创始人立阳。我们最近正好看到智元的这个案例,想跟大家聊一下并购这件事情。立阳,你可以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立阳

大家好,我是立阳。我自己大概做了 15 年的并购基金,之前在 TPG 做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在此之前在中信资本。我的职业生涯是从麦肯锡开始的,做了几年公司战略。

再早一点,我的学术背景是在浙大读混合班,所以基本上是工科背景,后来做商业咨询和战略。现在我在筹备自己的平台,叫云磬投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帮助更多中国企业找到并购过程中的痛点,帮他们解决这些痛点,并且找到一些行业性的结构性机会,做一些自己的投资。

曲凯

你也是过去十几年典型的精英背景,毕业先去麦肯锡,再去做投资。但我们之前,包括我自己和四杀战军,可能接触 VC、PE 这些一级市场更多一点,跟并购相关的其实打交道会少一些。你觉得应该怎么理解并购这件事情?

立阳

1. Acquisitions Change Control

我觉得并购这件事的本质,是企业的控制权发生了变更。企业原来的大股东可能是一方,并购完成之后变成了另一方。

所谓控制权变更,主要讲几件事。第一,从字面上说,是超过 51% 的股权或者超过 51% 的投票权发生了变更。它对应的效果是,首先对公司的任命权发生最终变更,股东最终可以任命新的管理层。第二,是对公司未来的走向,以及将来想把公司卖到什么地方,可以发生再次的控制权变更。控制权持有人拥有这样最终的权益。

整个市场上的并购,我觉得大概分为两种。发生控制权变更的,一种是企业并购。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各种故事,比如宝洁又收购了品客薯片,之后又把品客薯片卖掉;欧莱雅又收购了一个新的品牌。这更多属于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发生控制权变更的逻辑,更多是我要补充原来企业没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进入一个新的市场、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或者在供应链上进入一个新的品类,补充一些生产能力。

还有一种并购是财务并购,或者叫基金并购。并购基金做的生意,更多是实现财务回报,但它实现财务回报的逻辑,跟 PE、VC 可能有所不同。

并购基金本质上是我买了一家公司,买了控制权,可能会调整管理层、调整战略、对接各种资源,把这家公司做得更好,然后再把公司卖掉。逻辑上,你可以理解为也是在买东西,只不过买的东西是企业。比如我用 100 块钱把它买进来,把它整理好、加上杠杆,操作下来用 300 块钱卖掉,去掉杠杆之后可能赚一些钱,实现两三倍的回报。这就是做并购基金的逻辑。

曲凯

明白。智元这个案例算是哪一类?好像都不太算,是吧?

立阳

2. Zhiyuan Buys a Shell

我觉得智元更偏向第一种,它也是企业并购资源,只不过中国可能跟其他市场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大家有个词叫“壳资源”,对吧?

我理解,对智元来说,它把上市公司的这个资源买下来,将来有机会再往里面装资产。当然,在中国有很多人做并购,更多也是围绕 A 股上市公司做的并购。但这种并购跟我之前讲的并购基金可能还不太一样,它更多是围绕监管规范,在中间找到一些路径,帮助企业实现跨越监管的过程。

因为壳是个资源,是因为上市地位不是谁想注册就能注册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稀缺资源。我理解,这个案例本身可能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但上市有很多条件,可能又上不了市,于是通过买下来一个壳资源,慢慢看将来有没有机会往里面装资产。

当然,证监会对于这类买卖控制权的行为也有很多规范。比如现在的规范是,3 年内不能往里面装资产,或者不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否则就视为 IPO。之前可能是 5 年,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放宽了。对它来说,买进来之后 3 年内不装资产,慢慢再去装,实现上市公司这个壳资源的利用和整合。

曲凯

对。所以我看它好像第一笔先买了 20% 多,但实际上已经是最大股东了。

立阳

3. Ownership Is Not Control

我理解它应该是买了一些股权,同时加上一些投票权,叫对方把投票权质押过来,实现对公司的完全控制。

这一点在上市公司里可能会不太一样。我们平常说,一个私有公司股东不多,可能 51% 就是绝对控股。但在很多上市公司中,因为股东非常分散、投票权非常分散,可能你超过 30% 或 40%,就已经拥有非常强的控制力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或者很多市场,认定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一条线是 30%。有很多公司要做一个交易,又不想触发借壳,最后会把股权设到 29.9%。

曲凯

对于还没上市的公司来讲,很多时候还有同股不同权的情况。存不存在一种极端情况:我只有 1% 的股份,但是投票权特别高,所以我把这 1% 收下来,就相当于完成并购了?

立阳

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大多数同股不同权公司的相关权益,是依附于具体的权益持有人的。

比如说,我是因为认为你是马云,才把阿里的相关权益给你;但如果你离开了,卖给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人,这个权益就自然丧失了。很多公司会设计这样的条款,所以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并不多。

不过我看过一些很特别的案例。有的上市公司可能在开曼注册,因为开曼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法律区域,它会设计成董事会不能由股东会重选,董事会自己选自己,然后董事会最终控制公司的很多事情。

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最后你可能是 90% 的股东,但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可能一直在董事会手上。这个时候,股东利益和董事会利益不完全一致,中间就可能发生冲突。

曲凯

我看前几天吴世春他们好像去二级市场买了很多公司的股票,然后说要发起董事会重组选举,好像是老董事会跟新的人之间有竞争。

现在越来越多一级市场的人开始去做二级市场的事情,这可能也跟当下的一些政策和经济环境有关。

立阳

我觉得还有一点,确实是因为估值变了。可能在 5 年前、10 年前,二级市场估值特别贵。一级市场买进去,上了市之后可能立即赚 10 倍。

但是现在很多二级市场的股票很便宜。我也认识一些非常好的一级市场或者并购投资人,他们离开并购圈子之后,自己去做二级市场的对冲基金。

我问过他为什么做,他说逻辑很简单:你买到二级市场最好的公司,可能是 10 倍 PE。一级市场有些公司非常贵,尤其是消费行业,与其去看那些公司,还不如去买茅台的股票。它也是 10 倍 PE,护城河难道不比你讲的一二三四五那些公司高吗?

所以他觉得,短期的机会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曲凯

回到智元这个案例,我听起来,一开始有人说它是不是借壳,后来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智元本身的说法来看,都说它其实不是借壳。

立阳

对。现在来看,它肯定不构成标准意义上的借壳,因为它也借不了壳,法律不允许。

曲凯

所以它更像是给自己未来留了一个出路。

立阳

对,我觉得可能是先留一个出路,将来 3 年后不就可以了吗?我先把房子买好,3 年后再装修,装修 3 年,3 年后再入住,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刚才讲了,壳本身就是资源。上市公司的资源在哪里?第一,它可能有融资渠道。将来大家知道你的大股东是智元,我可以再去发债、发行新股,整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二,上市公司本身还是有业务的,它不是一个纯壳。那它在业务上下游有没有一些协同关系、协同效应?企业做并购时最看重的就是协同效应,英文叫 synergy。大家总是问,你有没有 synergy,为什么能一加一大于二?

我觉得它肯定是想过,在这个情景中一加一可以大于二,才会做这件事。

曲凯

未来这种案例会越来越多吗?

立阳

至少在一级市场,我觉得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案例。智元是二三年才成立,应该没几年,估值又非常高,然后去二级市场做一些操作。我觉得初创企业这样做,可能还是不多见。

但如果你再穿透一层,说是实际控制人做这个事情,确实有很多人做过。本质上,买上市公司控股权这件事,历史上还是发生过很多,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即使是在基金公司里也有,IDG 当年买过,启明创投也买过。

大家的目的其实都是:我买了一个上市公司平台,未来能不能往里面装资产。但中国的二级市场是一个监管驱动的市场,监管有时候松、有时候紧。最后可能你买的时候是松的,但你想装资产的时候又变紧了,很多事情就做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要看市场的窗口和监管的窗口期在哪里。

曲凯

明白。你做了这么多年,对 VC、PE 也有基本了解。你觉得做并购跟做 VC、PE,核心区别是什么?

立阳

4. Buyouts Require Real Owners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实际上是谁为这个生意或者这个并购标的最终负责。

PE、VC 更多是去助力一个创始人。我看好这个行业,觉得这个创始人不错,愿意给他一笔钱,让他实现梦想。即使公司现在亏损,或者今天只是一张 PPT,但我觉得这件事靠谱,我就愿意给钱。

但给完钱之后,公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创始人坐在驾驶位上。你最多是个副驾驶,给他指指路、帮他指点方向。最终这辆车怎么开,还是驾驶员去开。

当然,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情况:驾驶员特别不靠谱,投资人把公司的控制权抢过来。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但极少。这不是大家做 VC 的初心,肯定是逼不得已才会这么做。

但 buyout 不一样。做并购基金,更多是我进去就是有主人公精神。你请的职业经理人是公司的掌柜,但作为 PE 或者并购基金的投资人,你实际上是东家。公司最终是你的,你要为这个生意最终负责。

我做 VC 项目、做成长性投资项目时,可以设计各种条款。比如创始人持有的是 common shares,也就是普通股;你们持有的是 preferred shares,也就是优先股。

什么叫优先股?优先股本质上是一种债。如果公司最终破产清算,优先股的股息要优先于普通股股息拿走。而且如果你跟他有对赌,比如 5 年不上市,你可以要求创始人回购,或者要求公司回购,本质上是类似债的行为。

但你做并购的话,我就是控股股东,这个东西没人给你回购。公司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公司好也是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区别。

曲凯

但这样的话,我听起来它的难度确实高了非常多。而且并购一般金额都比较大,如果失败,可能一大笔钱就没了。

立阳

所以我觉得,做 VC 的朋友和做并购的朋友,风险厌恶程度是不一样的,对风险收益的感觉也不一样。

做 VC 的朋友可能投 10 个,赚 1 个,这 1 个赚 100 倍,全部就回来了。但做并购不行,并购需要非常高的成功率,不过每单的赔率没有那么高,可能每单赚两三倍就很好了。

做 VC 可能要赚十几倍,才算一个好项目。

曲凯

但我听起来,并购这么难,至少听起来已经比投资难很多了。做了半天还要加上管理,最后一单才赚两三倍。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立阳

逻辑是因为它的概率高、赔率低,所以可以容纳的资金体量更大。

我们并购一个项目,当年去美国收购一个半导体项目也好,包括当年分众传媒私有化也好,每个项目的金额可能都在几十亿美金。虽然我每年可能一个团队几个人只做一件事,但这一件事可以容纳巨大的资金体量。

比如我放 10 亿美金,翻两倍,整个带来的收益就是 20 亿美金。但一个 VC 项目,可能最多放 1,000 万美金,或者 500 万美金。放 500 万美金翻 10 倍,也就赚 5,000 万美金。所以我觉得,这是体量上的差异。

曲凯

但你说的概率高,应该怎么理解?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难的事情。

立阳

企业的成长周期不一样。初创期的早期企业还很小、还没成型,创始人个人偏好会引起非常大的企业波动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投的确实是概率问题。

早期投资人是看人。晚期投资人或者并购投资人,也看事、也看人,但更多是看这个事。

晚期企业已经很大了。比如当年中信去投麦当劳中国,那时候已经有几千家店。几千家店的公司,第一,体量在这里,有大几十亿的销售额;第二,已经是一个相对完备的体系。中间的 SOP 是清晰的,人员培训体系也是清晰的,不容易出大事。

越大的公司,通常越稳定。它可能今年有 5 亿利润,明年有 4 亿利润,后年有 7 亿利润,会有波动,但不会今年有 10 亿利润,明年利润就没了,后年巨额亏损、公司倒闭。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我们也见过一些失败案例,但整体来说,它的稳定性还是比早期初创公司高得多。

曲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并购案例,都是消费行业或者更传统的行业,偏现金流业务,是吗?

立阳

5. Buyouts Run on Cash Flow

实际上是的。我一直觉得,做并购的人跟做早期投资的人,完全是不同的人。并购的人更像工程师,做的是 financial engineering。

为什么叫 financial engineering?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有点像工程师。简单来说,买一家公司,核心看的是现金流。我看完它的现金流之后,给它配资本结构,这个东西是算出来的。

所以大家要做非常详细的财务模型。VC 可能不会做得那么细,但并购投资人做完详细测算之后,要考虑我要不要加杠杆、加多少杠杆、杠杆利率是多少、杠杆条件是什么。

把这些全部算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在满足一二三四五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两倍到三倍的收益。这些收益来自公司的自身增长、运营效率提升,以及杠杆配置是否合理。把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实现了最后的投资收益。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细的工作。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去买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值 100 块钱。怎么看这 100 块钱?它可能有 10 块钱利润,10 倍 PE 就是 100 块钱。

什么叫 10 倍 PE?就是这家公司每年能给我挣 1 块钱,我用 10 块钱买它。相当于买了一个收益率 10% 的理财产品。这个比喻不是那么恰当,但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用 100 块钱买下来之后,可以跟银行谈:这 100 块钱我不用全部出,我出 50,银行出 50。银行出的这 50,实际上靠每年 10 块钱的自由现金流,5 年可以还清。假设 10 年后公司没有增长,但我靠自由现金流可以覆盖利息。

10 年后,我用 120 块钱把公司卖掉。减去我 50 块钱的成本,这个项目已经两倍了。因为在前 5 年我已经把债还清了,100 块钱买进来实际上只付了 50,最后用 120 把它卖掉。这就是通过非常详细的计算,把每个螺丝都拧紧,最终实现这样的回报。

曲凯

所以最后,并购里面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立阳

如果说不亏钱的成功率,我觉得逻辑上应该在 80% 以上才对。像我个人的投资业绩,至少所有项目都没有亏钱。

曲凯

但我刚才又在想,我们比较完为什么做并购而不做早期投资,这个我可以理解。但听起来,并购这一整套东西要求你对公司研究得非常透、非常深,还要给它那么多钱,帮它做很多管理。

与此同时,同样的能力为什么不去买二级市场股票?你刚才也提到,很多人后来确实去做二级市场了。

立阳

6. Privatization Rewrites Incentives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做二级市场的人远多于做并购的人。但这里可能有几点不同。

第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市场波动很大。刚才讲了,很多做并购的投资人相对来说是风险厌恶型的,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净值剧烈波动。但私有公司至少不会受到市场这么大的波动影响。

第二,我觉得二级市场公司毕竟是公共公司,会有很多披露。有时候我要做一些改革,我们有个词叫 J curve。什么叫 J curve?就像字母 J 一样,做调整的时候,可能第一年利润会变差,在二级市场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这时候我宁可把它当成一个私有公司来做。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实际上叫私有化。原来它是一个二级市场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不错,控制权也能买下来,那我们谈一谈,我就把它私有化算了。

因为我已经是大股东了,我不在乎还留 20% 的股份在那里,由一群公众持有人持有,大家天天检查你,监管机构时不时给你发个函。这很烦,图什么呢?

反而是因为市场波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投资机会。比如当年分众传媒,因为浑水写了一个报告,股价波动很厉害。并购投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投资机会,于是把它的控制权拿下来,从纳斯达克退市。

它不再受到市场波动、监管、舆论和小股东的影响,反而可能获得价值释放的机会。等我们把公司整好之后,再把它重新上市。

曲凯

所以私有化也算是并购基金的典型从业范围,是吗?

立阳

对。私有化其实是并购基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刚才我讲并购做的事情,并购最大的价值在哪里?我总结成一句话,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这句话可以分两层讲。第一,公司谁说了算,这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上市公司在原来的生产关系下,管理层有自己的做事方法;把它退市之后,变成私有公司,又会有另一套做事方法。大家做决策的速度和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第二,激励机制也不一样。上市公司如果说要给管理层发期权,发多了可能小股东会闹,各种情况都有。但私有公司灵活得多。大家坐下来谈,如果觉得管理层真的能实现价值,也愿意给他期权。

这样可能可以充分调动现有管理层的积极性,从分钱这件事上把大家的关系理顺。

你想想,我一直觉得做并购最难的事情,是参与的主体很多。有卖方老股东、新股东;新股东可能还是一个银团,不一定是一家基金,可能有基金、有产业方几家一起做;还有管理层、员工、政府和税务局。

原来我们从美国收购一个项目,还要跟美国国税局 IRS 打交道,要跟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打交道。这些事情都要协调各种利益,都是生产关系的变化。

你要通过理顺生产关系,才能使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曲凯

后面我们可以再多聊聊利益关系分配这些问题。我刚才想问的是,很多人了解并购,是因为《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是不是所有并购拿过来之后,都要把管理团队换掉,或者动很多原有团队,里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立阳

7. When Management Must Change

其实不是。刚才我讲了,并购这件事是先看事,再看人。管理团队更多是把事情做好就行。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愿意跟管理团队一起做,甚至一起投钱。大家花时间坐下来谈方向、谈愿景、谈整个操作路径:要做哪些新的市场、要调整哪些东西。谈好之后,大家一起照着做。如果原来的管理团队激励不足,我们就给足激励,让他们去干这件事。

但偶尔还是会出现需要换管理层的情况,大概有几种。

第一,管理团队本来就是老股东,可能因为代际传承的问题要交班了,想退休。

第二,确实是职业经理人,但做了两三年,业绩跟之前谈的不一样。比如说好了每年增长 10%,利润要达到什么情况,但实际上做不到。

这时候大家都会有压力。我们经常讲 LBO,也就是 Leveraged Buyout,杠杆收购。杠杆收购不是我一个人买的,我是跟银行一起买的。银行的利息和本金支付是硬性的。

如果管理层业绩不达标,银行的钱还不上,就会出大问题。银行钱还不起,对你的机构、对你的投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声誉影响。谁也不希望投资一家公司、投了几亿美金,过两天公司就破产了,这说出去太难听。

所以这个硬性指标可能跟管理层挂钩。如果他说实现不了,大家就都完蛋了,那没办法,我可能就要调整管理层。

第三,在一些更加激进的并购项目中,也可能是战略方向的问题。我要选择一个新的战略方向、把公司转型,但原有团队转型的力度不够,或者这并不是他们擅长的事情。即使配几个人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可能就会进行调整。

曲凯

你看到的案例里面,有多少会换管理层,多少不会换?

立阳

我个人操作的案例里面,可能有 30% 到 40% 会有调整。更多的其实是不调整。

曲凯

因为我至少从早期投资的角度来看,人的确很难改变。他不是不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做到那个程度。

这时候你进来,我理解你能给他的,一是认知,二是压力,可能再加上一些条款。他原来可能过得比较舒服,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你进来之后,他会更有动力。再加上你给他更好的激励,通过这些方式让他发生变化。

立阳

我可以讲一个案例。当时我们在伦敦收购了一家全球数据公司,最后没有换管理层,但结果也非常好。

原来的管理层是纯职业经理人,是一个以打工心态工作了 10 年、20 年的团队。他们很专业,做事也遵循完整的工程流程,一步一步做,完成得很好。但他们可能并不是 owner。

现在我进来了,你们还是打工,但跟原来打工不一样了:你们自己也掏钱进来,我们一起做 owner。决策方面,原来可能还要报到总部、层层审批;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几个人开个董事会,讨论完就可以马上干。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他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愿意去做,愿意花时间投入,最后几年的效果也很好。后来这个项目大概两年就卖掉了,实现了好几倍的收益。

曲凯

美国确实可能更容易做一点,因为美国职业经理人非常多,很多公司已经换代好几次,所以很多人会变成职业经理人。国内这种情况也在慢慢出现。

前几年有很多“创二代”“厂二代”这些概念,可能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发生。

立阳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第一,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实际上也在变好。我们另外一个案例,当年换了两三次 CEO,最后的 CEO 是一位从中国最顶尖的国企出来的先生,做得也非常好。

我觉得中国国企体系过去 20 年有很大的改变。我当年在麦肯锡时服务过很多中国国企客户,国企的同志们真的非常拼。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开会,而且确实是在讨论业务。

中国国企体制加上外企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一批不错的经理人。跟 10 年、20 年前相比,可能会更好。

第二,有些经理人是带资进组。他自己有运营能力,觉得这块业务不错,跟并购基金合作时,双方一起花钱投进来。他投进来之后,本身有自己的想法,又是业内很不错的职业经理人,之前也有很好的业绩。

还有一些是创一代,之前创业后把公司卖掉了,现在又想做新的事情。

我们也见过创始人回归的情况。公司原来是创始人的,他已经卖掉控股权,可能过了 20 年,但对公司还有感情,觉得今天还有机会,于是跟基金一起进去,把公司再买回来,再把它做起来。

这几种情况都会发生。

曲凯

明白。所以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并购过程中会做的事情。如果从头到尾简单分类,并购的几个核心环节大概是什么?

立阳

8. The Buyout Operating Loop

第一是寻找项目。找到项目之后,对项目进行评估和执行,其中可能包括谈判、设计交易结构,然后把交易完成。

交易完成之后,其实才刚刚开始。之后还要花时间在董事会层面定战略、定方向,跟管理层谈激励。把这些人与战略的事情做完之后,再退出。

最终,对一个并购基金投资人来讲,投进去不算什么,投进去之后还能卖掉、实现收益,才算完成一个闭环。

所以可以说是“找、投、管、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曲凯

大家经常说“募、投、管、退”。

立阳

对。听起来你们是真的管,其他一些资本形式可能管得没有那么重。

但大家可能会问,并购投资人是不是需要是全才?我觉得不是。世界上没有人是真正的全才。

并购投资人首先肯定要懂财务,能看懂报表,知道报表的风险在哪里。但更重要的是,你要迅速了解一个行业的内在规律,懂人性,找对的人,设计对的制度。

通过制度和人性,让管理层实现最大的价值,让公司实现最大的增值。

曲凯

一级市场行业变化其实挺快。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十几年只做一个行业,把行业里的各种标的和上下游都研究清楚;另一种是根据外部各种渠道来的项目,再基于项目去研究行业?

立阳

我觉得有不同流派。有些人喜欢讲 coverage,要把一个行业研究透。我可能更多是另一个流派,跟不同的人聊,看他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做。

因为在并购行业,你想像 VC 一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去扫街,或者做全方位扫描,相对来说比较难。主要原因是,在 VC 行业,比如我要投 AI,初创期可能有 100 家企业都在融资,你可以跑一圈,挑 5 家好的去投。

但并购刚才讲了,企业规模要大,越大才越稳;同时还要有愿意出让控股权的机会,实际上这种机会很少。你可能扫 500 家企业,一家都没有,对吧?大家会觉得浪费很多时间。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结构性机会出发。比如私有化可能是一类机会;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外资在中国可能有些变化,中资在某些地区也可能有些变化,这些地缘政治原因会不会造成结构性的机会?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加有的放矢。更多时候是大家去谈、去碰撞,可能碰撞出一个机会,就去做了。这一点跟 VC 找项目可能不一样。

当然,一个圈子里如果你做过某个领域,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可能在这个领域周边找到新的机会,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纯粹去做行业覆盖,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曲凯

那对于一个公司、一个标的,你会研究多久、研究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确定,可以投资了?

立阳

研究这件事是无止境的。你想做得多细都可以。但我理解,你还是需要迅速抓到这家公司最核心的生意逻辑是什么。

做 VC 可能是创业,我要怀抱一个伟大的梦想,做一家千亿级的公司。做 PE,我觉得更多是做生意:想清楚这个生意逻辑是什么,我怎么从你那里赚钱。

除了所有表面上的东西之外,潜规则是什么?背后这些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你做加盟生意,跟加盟商的关系怎么样?加盟商怎么分钱?如果你做广告生意,广告是怎么做的?广告上下游的关系怎么样?你跟广告主是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潜规则、中间的逻辑,以及所有人在这口锅里分到了什么,都要想清楚。

想清楚之后,更多是去跟管理层谈、跟原来的卖方谈,理解行业大势。这几个方面做完之后,我觉得大差不差。

我可以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是美妆项目。当时为什么决定投资这家杭州公司?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看到它的天花板还有五六倍,但更重要的是行业大势在。

行业大势是什么?第一,中国美妆市场还在高速增长,高端美妆增长更快,高端美妆线上化又是快中之快。这个市场至少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蓬勃发展的市场,又是各个美妆品类里最好的一块蛋糕。

这家标的又基本上是整个行业的 number one,团队我们也觉得很靠谱,可能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也认可他们的能力,所以我们愿意投。我觉得大的判断如果对了,可能就对了。

包括当年我们投资那家半导体公司,它是一家手机摄像头芯片公司。这个项目发生在 2015 年、2016 年。至少我个人当时看这个项目时,一个核心判断是,iPhone 7 要发布,而且 iPhone 7 一定会出双摄。

为什么会有双摄?我去翻了索尼的年报,年报里说索尼在日本某个地方建了两座工厂。索尼建新工厂,一定是为了 iPhone。我们判断苹果 iPhone 7 肯定会出双摄,双摄之后,整个市场至少会翻倍,可能三摄会变成 3 倍。

如果一个市场能翻 2 倍到 3 倍,估值又合理,那可能就愿意冒这个险。

曲凯

还挺有意思。我们回头聊一下,刚才说并购可以分成投前和投后,也就是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如果核心是改变生产关系,那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投后激励,另一部分是投前谈判,也就是怎么 close deal。

早期投资有时候也会讲 close deal,但那个 close deal 的难度,远不如你们的 close deal。你刚才提到这么多方参与其中,每个人的利益可能都不一样。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分的经验?

立阳

9. Deal Structure Finds Common Ground

其中一个关键的词叫 deal structure,也就是交易结构是什么样的。

早期投资的交易结构,就是谁领投、谁跟投,再加一个 cap table,基本就结束了。但并购的交易结构才是真正的交易结构。

比如对方可能会说,我不要把这个公司的 IP 放在原来的主体里。前两天我跟另一个朋友聊,他之前做过一个游戏公司的并购,涉及版号问题,也涉及中国员工和全球市场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把 IP 剥离到一个 IP 主体里,把运营剥离到一个运营主体里,然后 IP 主体对运营主体做外包,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把人员劳动的成果转化过去?这些都是交易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做交易的难点和创新点。

曲凯

中间涉及这么多方。总结下来,为了让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最核心的是什么?

立阳

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结构寻找最大公约数,而且一定要有共赢的思想。

当然,如果卖方是纯粹卖掉,可能会比较难,因为那肯定是零和博弈。但除此之外,剩下所有 party 都可以想一想,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每个人或者每个基金的目标可能不太一样,怎么通过结构来调和?有时候在不同阶段,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退出机制,有些人先退,有些人后退。控制权在退出步骤中怎么转移,这些都需要考虑。

实际上,也不是聊一个项目就能做成。聊 10 个项目,可能有 3 个能进入比较完整的流程,开始真正做尽调、谈结构;其中可能有 2 个能走到跟银行谈贷款;最后能做成 1 个就不错了。

曲凯

你做了这么多年,沟通了这么多人和项目,有什么 trick 可以分享吗?从头到最后,真正把项目沟通好、协调各方利益,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必经流程或者工具?

立阳

更多是经验,这是第一。你踩过坑,才知道怎么做。

第二,我觉得真诚是必杀技。你不希望别人弯弯绕绕,自己也不用太弯弯绕绕。想好我们要怎么实现这个价值,我想做什么,把这些说清楚。

作为基金方,可能更容易一点。你可以直接说,我就是为了实现收益、为了赚钱,问题是怎么赚,赚到钱之后大家怎么分钱。把这个东西说清楚,我觉得就可以了。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 trick,我觉得是在整个过程中,要考虑他是怎么想的。他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比我更着急,是不是比我更有冲劲。

我们让愿意冲的人往前冲。有时候不用把自己放在所有压力的中心点,总有人愿意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让不同的 party 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我觉得事情可能就会更顺利。

曲凯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案例,当年 58 同城跟赶集网合并。听说两边的创始人被关在一个酒店房间里,不谈好今天谁都别走。我们听过一些这种很有意思的案例。

不管是你听到的还是你经历的,有没有通过各种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

立阳

首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种案例,其实也是企业合并,跟刚才讲的并购基金并购不太一样,但这种案例也很多,往往是投资人主导的。

我们当时在伦敦收购那家公司时也很有意思。第一,我们是一个中国基金,竞争对手可能是一些欧洲或者伦敦本地的基金。我们的出价也不一定最高,谈了几轮之后,对方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够高,还是扭扭捏捏、推三阻四。

后来对方的财务顾问跟我说,你们真想做,就飞一趟伦敦,把这件事情搞定。

后来我们决定去一趟伦敦。我记得刚从希思罗机场出来,在黑色出租车上,就给对方打电话说:“我们落地了,我们有 48 小时。你们谈还是不谈?不谈我们就飞回国过春节了,这个项目我们就不做了。你们愿意谈,我们就好好谈。”

过了半个小时,对方说:“明天早上 8 点,我们在 Freshfields 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开始谈。”

后来我们去了,48 小时把最后的法律尽调做完。同时在线上,我们这边开投委会。48 小时没睡觉,把项目谈完、签掉。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经历。你要让对方,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的时候,觉得你确实想做这个项目,但同时对估值的底线也很坚定。

当时那个老师还说:“这事儿如果谈不成,我们就到伦敦吃顿好的再回来。”我说:“你这跟梁朝伟一样,喂个鸽子就回来了。”

曲凯

这种案例确实很有意思。但日常其实还是很多琐碎的小事,在几个关键节点谈判。有时候真的谈不下去,大家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谈判方法:有的人软磨硬泡,有的人制造危机感。

我还专门搜过,有一些书专门写谈判,哈佛也出过谈判的书。你会研究这些东西吗?还是主要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对人的理解?

立阳

这个不得不提。经验当然很重要。我记得我在 INSEAD 读 MBA 时,有一门课就叫“谈判”。

给我印象很深。当时一群同学做谈判,老师给你一个谈判任务。我当时想用特朗普的方法极限施压,我说:“你不行就崩了。”然后跟人家谈。

其实它跟剧本杀一样,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剧本,只能看到自己的那一本。结束之后,大家回顾这门课,你会看到每个人的剧本,发现彼此其实不一样。

比如我想要 A、B,他想要 A、C,另一个人想要 B、D。大家的需求是像锯齿状的,并不一定每一个点都跟对方是零和博弈。一定要在整个过程中把大家各自需要的东西都搞清楚,然后去做 give and take。

所谓 give and take,就是我总要给一些东西、拿一些东西,在某些点上实现交换,找到这个锯齿上最合适的那个形状,上面弯两下,下面弯四下还是怎么样,把这个锯齿给画出来。

这时候你要想清楚,什么是我最在意的东西。我最在意的东西,可能要画在最底下,画得非常明确。

比如在整个并购过程中,作为并购基金或者主导基金,我会要求一个条款,叫 drag-along,也就是拖售权。什么叫拖售权?就是将来我发现退出机会时,可以拖着所有其他小股东一起卖,保证我的下家能够 100% 把公司接走。

很多大的 corporate,比如宝洁去并购,肯定要求 100% 买下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利。我会说得很明白:这个权利我不可能让。这个就是 deal breaker。你们不同意,我们就别做;管理层不同意,我就不投。

但有些东西是可以给的,比如 incentive 怎么设计。我觉得要找到那些对他价值更高、对你价值没那么高的东西给出去;有些东西对你价值特别高、对他价值比较低,也可以拿来交换。

这跟博弈论是一样的,核心就是你的效用是多少。你的效用很高的时候,把东西给他,我觉得这是需要认真想的。博弈论是很有用的,最终是数学和心理的问题。

曲凯

但比如你刚才说这个是底线,是 deal breaker,那有没有一些地方你会稍微 bluff 一下?它可能实际上不是底线,只是为了 leverage 其他谈判?

立阳

偶尔会有,但我觉得大部分情况其实不是,没有必要。当然,不同投资人的风格不一样。

有些投资人谈条款谈得特别狠,take every penny on the table;有些投资人的风格稍微 mild 一点,希望大家都能赚到钱。这样我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做完这一笔,才有下一笔。

我觉得这也取决于你要判断交易中各方的诉求,以及各方 bargaining power 的强弱。有些点你可能就是强不过对方,那也没办法。

就像你跟特朗普谈判,如果我手上没有稀土,谈法可能不一样;如果我手上有稀土这张牌,谈法就可能完全不同。要看你手上有什么牌,对方有什么牌。

曲凯

那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收集对方的信息?比如他们实际的想法、现在的状态,以及怎么样知道他们到底走到哪一步、强弱状态是什么?

立阳

我觉得聊就可以聊出来。看对方的表现,边聊边判断,可能还要从周边的人那里了解。

因为这是一个很多 party involve 的过程。上面可能有董事长,下面可能有具体办事的 VP;这边可能有合伙人,还有具体的项目经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你就跟大家聊。

中间找一些线索。有时候你的判断也不一定对,那就继续商量。但只要大家都想把这件事做成,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曲凯

这么多方里面,有没有哪一方最难搞定?或者有没有比较神奇、奇葩的案例?

立阳

整体还好。有时候更难的是共同投资人。

有些项目特别大,比如需要 10 亿美金的资本金,一方做不完,需要两三方一起做。那大家能不能按时出资,就会成为问题。

卖方可能会觉得你们买方团是一拨人。一旦交易失败,在有些情况下会有分手费。如果因为其中一方出资出了问题,导致交易没做成,那大家都得付分手费,这就很麻烦,需要提前谈清楚。

说到分手费,前两年中国有个半导体基金想去买韩国的一项半导体资产,跟对方签了分手费条款,最后因为美国 CFIUS 没有批准,交易没做成,赔了对方大几千万美金。这种事情还是时不时会发生。

我觉得更难的,可能是怎么跟共同投资人合作。大家将来还要一起管理这家公司,怎么让大家理念一致,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共同投资人里面也有创始人。这时候怎么办?创始人有时候会觉得这家公司是自己的孩子,不是为了纯粹的财务收益。

比如说,将来公司卖给产业投资人,可能能卖到最高价。财务投资人觉得,只要钱到位,卖给谁都可以。但创始人可能会说:“我看不上这个买方,觉得他太土了。再多钱我都不给。”

这时候就会有矛盾。你要取舍,还要考虑中间的风险:如果你顶着创始人,一定要把公司卖给他认为很土的买方,结果交易没做成,将来你们还要一起作为股东待在公司里,彼此怎么相处?

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曲凯

这感觉好复杂,确实是各种关系。那你觉得,不同的并购投资人之间相比,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是什么?

立阳

这很难讲。不同基金都有好的项目和差的项目,也可能是时势造人,在这一波上他投得比较好。

不过,如果真的想了解并购,我觉得单伟建的几本书还是值得读一读。他的《Money Games》,还有几本讲怎么做韩国第一银行的书,都很典型。

作为业内人士,我们读完会觉得,这跟我们谈其他交易真的一样。反复拉扯、反复修改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今天谈好了,明天对方又说:“我不同意,我要再改。”

像跟韩国政府谈交易谈两年,这些事情都是有的,非常耗费心力,而且你还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

曲凯

所以你觉得,做并购最关键的是什么?或者说,做好一个并购基金,最关键的能力是什么?

立阳

10. Core Skills of Buyout Investors

第一肯定还是判断力。你怎么判断公司好坏、判断估值、判断大的宏观形势?

我个人很喜欢看宏观。我读 MBA 时,专门在沃顿选修了货币政策,听听美联储怎么议息。我觉得,对宏观有感知和判断,有时可能比很多微观判断更重要。

我举一些失败案例。疫情前后,有些基金去投邮轮公司。一开始大家觉得可能没什么,但疫情来了,邮轮公司的资金链直接就断了。那时候船上发现了新冠病毒,有的船还靠不了岸,整个公司可能就破产了,投资人几亿美金打了水漂。这种案例我们也见过。

因为到了那个阶段,很多公司的收益来自 beta。我觉得 beta 是重要的。很多人嘴上都在讲 alpha,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退出时的很多收益来自 beta。

做二级市场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 alpha 和 beta 交织在一起。有些人只做 beta,有些人只做 alpha。讲 alpha 故事的人,可能类似《笑傲江湖》里的华山剑派气宗;讲 beta 的人是剑宗,也就是令狐冲、风清扬那一拨。

没有谁对、谁错,两个都很重要。这是判断问题,也是性格问题。

我个人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人,从来不赶风口。风口特别火的项目,我一般不去碰,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去接盘。我买项目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火,比别人早一点。这样的投资人相对稳定,但也可能错失未来更大的 alpha 增长机会。

比如我如果买股票买了泡泡玛特,可能涨两倍就抛掉了,不一定能想到泡泡玛特后来通过全球化,把 alpha 做得这么好。那我可能就会错失这样的机会。

所以总结回来,第一点就是判断:对宏观的判断、对行业的判断、对大公司这件事的判断、对人的判断,以及对估值的判断。

这种判断,我把它叫“看得清、看得见”。你总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市场上永远存在信息差,但信息差不是内幕交易,而是信息其实大家都有,只是你能通过这些信息总结出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第二,我觉得叫“搞得定”。不是我看得见、买了就行,还得把上下游这些复杂的东西都懂一点。财务肯定得懂,交易结构怎么设计肯定得懂;怎么跟 CEO 谈,CEO 可能比你年纪大一倍,你怎么跟他聊;法律得懂,融资得懂,怎么跟银行谈也得懂。

每一样可能不需要精通,但你可能得是一个通才。所以总结下来就是两件事:看得清,搞得定。

曲凯

所以其实需要很强的综合能力。这几年大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未来国内因为各种规则和政策,并购肯定会越来越多,buyout 会越来越活跃;同时也有人说,国内真正有很好并购经验的人又非常少。

你看现在的现状大概是什么样?

立阳

中国确实处在整个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 2000 年加入世贸之后,到 2020 年这 20 年,GDP 高速增长,各个行业也高速增长,大家赚快钱的机会太多了,所以没人去慢慢磨并购这件事。

但一个经济体从增速向质量转变时,我觉得第一代草莽时期已经过去了,机会是有的。投资人也会逐渐出现。

有句话叫:“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很多事情,你亲自经历过、做过一单,慢慢就会了。

并购是个手艺活,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你踩过坑、出过事,把问题修好过,也买过、卖过。我觉得只要市场慢慢活跃,相关人才和专业人士也会越来越多。

曲凯

我们关注 AI 创业者比较多,他们未来几年可能也会遇到被收购、被并购的情况。如果站在创始人的角度,某一天一个基金或者上市公司找到他说:“你要不要被并购?”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需要关注什么,mindset 应该是什么样?

立阳

第一,还是要想清楚这家公司对自己的价值,以及对对方的价值是什么。

刚才讲了,企业并购和基金并购不一样。基金并购看增长,不是看现金流;企业并购可能更多看它补了哪些短板。

比如对方想买你这家 AI 公司,是补了一个 agent 的能力,补了一个多模态的能力,还是要补他的这个团队的能力,我是不是要过去做?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点,让对方没有其他选项。

第二,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知。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下一个 Elon Musk,那我想做什么事情?也可能我觉得自己做不了那个位置,但这家公司如果估值合理,我也愿意卖,那也可以。

要把自己的定位、估值和位置想清楚,再去跟别人谈。有时候创业者业务做得很好,但对财务和估值模型没有那么强的感觉。

第三个点可能更重要,也更难,就是跟现有股东沟通。

如果之前有 VC 投资人,A 轮、B 轮、C 轮的 seniority 不一样,大家的成本也不一样,股息也不一样,这时候怎么协调?

我们看到过很多案例:买方愿意买,价格也愿意给,但最后一轮股东说:“我投得最晚,我要先回本。”前一轮股东说:“你回本之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签字。”

这个事情需要创始人提前想清楚,怎么去协调。

曲凯

听起来很复杂。每一家都得照顾好,大家都得开心,就像你说的,必须多赢才能成。

最后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你刚开始做自己的平台,对吧?

立阳

对。我们觉得有一个大趋势,中美博弈一直存在。所以很多纯美元基金或者美资基金在中国,实际上会受到各种压力。

我自己觉得,受地缘政治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系统性的机会。第一,找到这种机会,在估值合理的时候自己去投资。我有几个合伙人,我们一起去募资,做一些 case fund。

第二,刚才讲了,并购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我自己做了十几年,踩过很多坑,也做过很多事情。希望能跟更多企业合作,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走得更加稳健、更加完善。

刚才讲了很多从基金角度看并购,但从企业角度看,我觉得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企业做并购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不管是业务转型还是出海。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确实会有很多机会,也希望能帮助企业完成业务转型和发展。

曲凯

好,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立阳。

立阳

谢谢,谢谢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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