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dClub_]
Dwarkesh Podcast · · 105 分钟

进化让我们快速走向死亡;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Jacob Kimmel

Dwarkesh PatelJacob Kimmel

YouTube
TL;DR
  • Kimmel 的核心论点是:衰老属于进化没有强力优化的问题。 在灵长类历史上,基础死亡风险率一直很高,能活到长寿等位基因有机会被选择的年龄的人相对很少,因此“回传到基因组的梯度信号,实际上没有直觉上想象的那么强”。这意味着衰老相对容易改善——单基因药物和抗生素之所以能带来巨大收益,正是因为如此;但这也意味着衰老并非单一病因,最初的药物会增加几年寿命,而不是带来永生。
  • 真正可攻克的瓶颈是搜索,而不是机制。 约2,000个转录因子取1至6个组合,搜索空间约为10^16种;穷举这些组合“需要的单细胞测序量,比全世界迄今累计完成的总量还要高出许多个数量级”。NewLimit 的做法是稀疏采样,训练一个从扰动映射到转录组的模型,再在计算机中生成候选组合——用 Dwarkesh 的说法,就是预训练加价值头。
  • Kimmel 对递送载荷和剂量不会成为限制持乐观态度:目前找到的有效组合包含的因子“在1到5个之间”,而临床流感/COVID 疫苗已经能递送20种独特转录本,因此几个转录因子“看起来稀松平常”。转录因子也处于表达排序的较低端,所以低剂量就足够。当前的持久性数据只是“给药后几周”;Kimmel 明确拒绝夸大“一针维持几十年”这一上限判断。
  • 递送目前领先于生物学,而不是落后于生物学:“它们现在仍在赢得与我们的赛跑。” 目前已有核酸药物,却没有任何重编程药物。LNP 和 AAV 足够支撑未来几十年的工作,但 Kimmel 的争议性判断是:到2100年,药物大概不会通过这两种方式递送;能够植入体内、感知 AND 门并释放载荷的工程化 T/B 细胞或许才是答案,因为“你有数十亿个碱基对可以拿来编码”。
  • 生物科技始终没有形成类似机器学习的规模定律叙事,是因为 Eroom 定律虽然给出了同样的对数曲线,却缺少让机器学习具备投资吸引力的两项特征——超指数规模回报和跨任务迁移。 “而在生物科技领域,除了 NewLimit 的新一轮融资外,它压低了估值。” 收入端的解法在于扩大 TAM:“我们终有一天都会生病并死亡。因此,任何真正成功的药物,其 TAM 理论上都可以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 NewLimit 声称自己的护城河是数据,而不是分子:在组合转录因子过表达数据上“毫无疑问”领先于所有人,在细胞年龄重编程数据上超过世界其他机构的总和,而且数据都来自人类细胞,而不是“拥有200条染色体的癌细胞系。那是人类吗?我不知道”。Dwarkesh 给出的类比是:这更像2018年的 Cursor Tab,而不是前沿实验室——NewLimit 有意切出虚拟细胞问题中的一个子区域,并进行垂直整合,因为根本不存在互联网规模的生物学语料库。
  • 对持久性疗法而言,定价与报销是市场低估的风险:美国患者每3到4年就会更换一次保险公司,因此一款要到第5年才产生节省的药物意味着“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在经济上真正有动力为其报销”。 Kimmel 的路径是按效果付费加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以 LillyDirect 为模板;他认为医疗总支出会下降——Medicare 约三分之一的成本发生在生命最后一年,而制药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每1美元获得更多收益”的环节。
摘要 · 为研究而整理的核心内容

1. 进化没有强力优化长寿——所以长寿应该相对容易改善

  • Kimmel 将问题拆成3个部分:更长的健康寿命是否曾受到正向选择,是否存在反向选择压力,以及优化器本身受到哪些约束。他的框架明显带有机器学习色彩:“如果把基因组看成一组参数,把优化器看成自然选择,那么它的实际运行方式就会受到一些约束。”
  • 正向选择这一环,首先败在死亡风险率上——简单说,就是“你每天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其中包括疾病、“被老虎吃掉”,以及“脚擦破皮后感染”。最好的证据显示,历史上的死亡风险率非常高,因此真正活到衰老成为主要约束的年龄的人相对很少,“回传到基因组的梯度信号,实际上没有直觉上想象的那么强”。
  • 这套论证最终形成了他在生物学各处都会使用的研究启发式:“进化是否花了很多时间优化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工作会难到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可能就存在一些容易摘取的果实。”衰老属于后者。现代一些粗糙药物“直接作用于基因组中的单个基因,同时把它在所有地方都关闭”,仍然能带来巨大收益,就是他的佐证。

2. 同样的死亡风险逻辑也意味着,智力同样没有被充分优化

  • Dwarkesh 将这一论点延伸到 AI 预测:高死亡风险会限制青春期长度,因为“如果你只是花50年学习东西,那么还没来得及自己生孩子就会死掉”;而如果漫长青春期的成本无法承受,选择更大的大脑也就没有多少意义。结论是:“也许智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提升,进化没有在这个变量上尽可能加大力度,可能有一堆偶然原因。”Kimmel 表示:“我完全同意这个具体论点。”
  • Dwarkesh 还感叹,这套搜索本身非常奇怪:“这是一个长周期强化学习问题,时间跨度是20年,然后最终只有一个标量价值——你生了多少个孩子。”考虑到强化学习在长达数小时的任务上都很难,“一个信号竟然能跨越20年时间跨度传播,本身就很令人惊讶”。

3. Kimmel 的个人假设:流体智力在25至30岁达到峰值,因为当时人口就在这个年龄段

  • 他认真对待的谜题是:重大的数学发现大多集中在“30岁之前左右”(他也承认自己可能记错了具体年龄)。社会层面的解释——人变得保守、老师限制思维——无法通过他的跨文化检验:“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吗?世界上那么多不同的独特文化也都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 他的简单解释是人口统计学解释:流体智力在选择压力最密集的年龄达到最大值。“如果要选一个流体智力受到最强选择的年龄,大概是25岁或30岁。那可能正是进化大部分时期中、处于被选择的大型人口里的成年人的年龄。”
  • Dwarkesh 将这一点具体化到“奇迹年”:牛顿21岁时已经完成“光学、引力、微积分”;他又举出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的例子——一次南美探险攀登 Chimborazo,观察到生态层级沿纬度和海拔重复出现,成为其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判断他有多出名的一个线索是:当你看到某个东西以 Humboldt 命名时,“那就是这个人”。

4. 衰老像长度正则化项——亲缘选择为何反对长寿

  • Kimmel 对这一环节明显保留:“我不知道人们在这里建立的一些数学模型有多强。你可以找到一些人用同一个想法论证支持长寿,也可以论证反对长寿。”从自私基因的视角看,在不消除衰退的情况下延长寿命,会形成“一个糟糕的正则化项”。
  • 机制是:一个寿命更长但适应性更差的个体,在每增加一年的边际贡献上,提供的净热量少于“随后跟上的两个20岁年轻人”。因此,一个老年个体占比过高的人口,对基因组扩散而言反而是净负面。“基因组应该在适应性达到最大时,优化人口周转和人口规模。”
  • Dwarkesh 的重新表述最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喜欢把衰老看成长度正则化项。”它类似于训练时惩罚思维链过长,而终身消耗的热量就是惩罚项。

5. 即便承认正向选择,优化器的约束也会限制长寿

  • 突变率限制着两个方向上的步长:“如果把突变率调得太高,可能会产生一堆癌症,于是会受到反向选择;如果太低,就几乎无法适应任何变化。”种群规模则限制了可以并行筛选的变体数量。
  • 选择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完全是另一回事——传染病,“它实际上塑造了我们大量的人口结构”。重点在加权损失框架:即便长寿存在于目标函数中,“如果你设想把 λ 更有效地调向对传染病的韧性,就可以为自己构造出一套论证”。
  • 将这3点叠加起来,人类要成为长寿最优的反事实情景,必须具备“极其偶然的条件”:正向选择存在,反向选择不存在,而且大量进化压力被分配给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6. 人类为何没有进化出自己的抗生素——红皇后与原始并行计算

  • Dwarkesh 的问题让 Kimmel 停顿了一下:“人类为什么没有进化出自己的抗生素?”Kimmel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以前从未听人这样问过。”表面上看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你不能想象把一个抗生素基因盒编码进哺乳动物基因组”,这件事显然并不成立。
  • 真正的阻碍在竞争动力学,也就是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假说:“红皇后为了留在原地,必须不停地高速奔跑。” 细菌和真菌占据优势,是因为它们拥有“数万亿份基因组拷贝,构成大规模模拟并行计算”,同时作为原核生物能够容忍高突变率。对后生动物而言,一个突变过度的细胞“可能变成癌症,最终杀死整个机体”。
  • Dwarkesh 推导出的可交易含义是:进化史上应该存在“数百万种天真的抗生素”,只是后来被放弃。Kimmel 先说“我有点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了,但我的强烈假设是肯定存在”,随后指向细菌中的古老 CRISPR 间隔序列:它们可能记录了“当时那场战争是什么样子”。

7. TRIM5alpha:我们牺牲了对 HIV 的抵抗力,而基因复制是进化完成多步编辑的方式

  • 最典型的例子是:TRIM5alpha 会结合一种已经灭绝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像棒球手套包住棒球一样“套在病毒衣壳外”。沿猴类谱系追溯发现,早期版本曾抑制 SIV——旧大陆猴不会感染 SIV,而新大陆猴和人类可以感染。基因组似乎为了对抗一种后来灭绝的逆转录病毒,放弃了类似 HIV 的限制能力,“原因不明,也没人知道为什么”。而今天,在人类细胞中做几处编辑,“就能把它改回来,从而大幅限制 HIV”。
  • Dwarkesh 追问其可行性:单碱基突变率大约是十亿分之一,多碱基结合序列究竟如何组装出来?Kimmel 的答案是基因复制:会破坏基因的中间编辑会降低适应性,因此进化无法直接跨越;但如果存在一个备用拷贝,“前两个编辑就完全可以被容忍”。TRIM5alpha 的编辑数量“在几十个量级”,并非千碱基级别的重排。
  • 他给所有人的一个实用线索是观察基因名称:“你经常会看到类似基因1、基因2、基因3这样的东西。”有时只是发现上的巧合,但很多时候意味着同源性。因此进化“不必从头开始……对它做一次复制粘贴,然后在这些参数上反复迭代、微调”。

8. 衰老并非单一病因——最初的药物只能修复其中一部分

  • Dwarkesh 注意到,进化论证会约束产品形态:如果进化没有修复衰老,是因为衰老无法追溯到单一原因,那么部分修复就是默认结果,这与长寿领域支持者“会有一个解释全部衰老的源头,我们找到它就行”的说法相反。
  • Kimmel 直接接受这一点:“我不认为衰老存在单一病因的解释……并不是存在某个上游的‘坏基因X’,我们只需把它关闭,衰老就突然解决了。”他把职业生涯投入表观遗传学,是因为认为它能解释很多问题,而不是所有问题。
  • 他的预测同时带有保留和确定性:“不会有一颗单一的神奇药丸。”更可能出现的是能够“为你的生命增加多个健康年限、增加那些原本不可能重新获得的年限”的药物;但“对于第一代药物而言,你仍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随时间衰退”。

9. 转录因子是细胞的指挥家——而检测体系负责让结果经得起检验

  • 机制在于,转录因子“本身并不直接执行很多功能,但会结合 DNA 上的特定位点,然后告诉哪些基因开启、哪些基因关闭”,写入表观遗传标记,从而解释“为什么你的眼球和肾脏拥有相同的代码,却执行不同的功能”。这套表观基因组会随年龄退化,使细胞无法在正确时间调用正确程序。
  • 当被问及干预是否干净利落时,他直言:“我多么希望它能简单明了。但不,它很可能”带来有害副作用。每个转录因子都会结合数百至数千个基因组位点,而且“没有任何保证表明衰老确实沿着这组基底中的某个向量完美移动”。
  • 因此 NewLimit 进行两层检测。第一层是“看起来像”检测:“根据细胞正在使用的基因,我能否让一个老细胞看起来像年轻细胞?”第二层是功能检测:肝细胞能否处理代谢物、酒精和咖啡因;T 细胞能否对抗原作出反应。此外还要明确检查病理,因为 Yamanaka 式重编程也会改变细胞类型,而在人体内,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叫畸胎瘤的肿瘤”。

10. Yamanaka 的问题具备两个关键优势

  • Dwarkesh 的挑战是本期节目最尖锐的一问:Yamanaka 通过逐个排除,将24个胚胎转录因子缩减到4个,“这不需要任何复杂的 AI 模型。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衰老做同样的事?”Kimmel 的铺垫是:“科学大部分时候是在选择问题。过了一定年龄,你并不会在移液或做实验方面变得更好,但你会更擅长选择该做什么。”
  • 第一项优势是成功标准极其简单:成纤维细胞(字面意思就是“会粘在玻璃上的细胞”)转化为胚胎干细胞,再由一个变蓝的报告基因读出。第二项优势是扩增:最初的效率只有“一个基点或十分之一个基点,也就是0.01%、0.001%”,但经过约30天,少数成功细胞会增殖成菌落,只要“把培养皿举到灯光下”就能找到。
  • 衰老重编程两项都不具备。“一个老肝细胞和一个年轻肝细胞,乍看之下其实非常相似”,没有单个基因能充当二元分类器。单细胞基因组学因此成为关键技术,因为“我认为在它出现之前,我们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实现”。而成功也不会自行扩增,所以“从某些角度看,药物的门槛比 Yamanaka 达成的目标更高”。Dwarkesh 开玩笑提出的解决方案——“让年轻细胞得癌症……只要让老细胞得癌症,它们就会生长”——得到 Kimmel 的回应:“Dwarkesh,你已经替我解决了。”

11. 10^16种组合解释了为什么需要模型,也解释了为什么转录因子是正确抓手

  • 算法很简单:转录因子数量约在1,000至2,000之间(“发育生物学家喜欢在喝啤酒时争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就算2,000个”),取1至6个组合,大约得到10^16种可能。要穷举筛选,“需要的单细胞测序量,比全世界迄今累计完成的总量还要高出许多个数量级”。因此只能稀疏采样、学习交互项,再在计算机中朝着“状态空间中的某个目标目的地”生成组合。
  • 他认为转录因子可以充当可用基底,依据在于发育过程:数百种细胞类型由转录因子组指定,而这些转录因子组“彼此实际上非常相似”,所以进化可以“从组合中换入一个转录因子,或换出一个转录因子,却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由于突变细小且随机,生物学被迫进入一种小编辑带来大表型变化的区域——“对通用的、类似梯度的优化器而言,这是相对有利的环境”,他将其类比为进化策略,而非真正的梯度。
  • 这个类比需要“非常特殊的听众”才能成立:“转录因子像查询,转录因子结合的基因组序列像键,基因像值。”改变一个嵌入向量,输出就会发生剧烈变化。在其他地方,他把转录因子称为“进化作用于基因组更大架构的杠杆”;Dwarkesh 则提到 Trenton Bricken 关于大脑注意力机制的研究,以及 Eddie Chang 发现的、跨句子呈现类似位置编码的神经元放电证据。

12. 为什么没有更多转录因子药物:两类经典药物形式都不合适

  • 大多数现有药物其实已经通过转录因子发挥作用——受体阻断剂、细胞因子抑制剂和信号通路药物,最终都落在某个转录因子的开启或关闭上。“我们其实是在打一些疯狂的银行球,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击中转录因子。”
  • 物理原因是一个“金发姑娘困境”:小分子足够小,可以穿过细胞膜,但“转录因子与 DNA 的结合面相当大”;小分子“可以一路进入细胞核,但进去之后做不了多少事”。重组蛋白和抗体的效力足够强,却“太大,无法穿过细胞膜”。
  • 改变局面的是核酸药物:脂质纳米颗粒“把它们包进一个脂肪气泡里”,与细胞膜融合后将 mRNA 投入细胞质;加上病毒载体,“我们直到最近才真正拥有所需工具,开始把转录因子作为一类一等靶点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某种辅助性的三阶因素”。
  • 至于天然转录因子集合是否就是正确的搜索空间,答案大概是:它是一个不错的先验,但 Super-SOX——Sergiy Velychko 改造的 SOX2,表现优于经典的 Oct-4、Sox2、KLF4、Myc——说明未必如此。“iPSC 重编程从未在自然界发生过,因此没有理由必然相信天然转录因子就是最优的。”他对2100年的猜测是:“从未存在过的合成基因。”

13. 递送目前领先于生物学——到2100年大概不会再靠 LNP 或病毒

  • 当被问及递送是否落后于他对衰老的理解时,Kimmel 纠正了前提:“要替递送领域的人说句公道话,他们现在其实领先。当前没有任何用于衰老重编程的药物,但已经有递送核酸的药物。它们现在仍在赢得与我们的赛跑,但正如你所说,我希望两条线最终交叉。”
  • 当今两种主要模式都有上限。AAV “像一辆非常小的配送卡车”,序列工程只能增加一个 NOT 门——“你可以先让递送载体覆盖很广,再用序列把范围缩窄、提高特异性,但不能反过来”。病毒具有不可消除的免疫原性;LNP 则面临物理限制,难以在不沿途融合的情况下逃离血流。
  • 他明确提出的争议性观点,是在 Dwarkesh 打趣“你就这一个?你想解决衰老,却只有一个?”之后给出的:递送最终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基因组解决递送的方式”解决——工程化 T 细胞和 B 细胞在体内巡逻,运行“一个 AND 门逻辑”,并在局部释放载荷。这些细胞会植入体内并持续多年,根据身体的需要自行给药,而不是等到患者去看医生;在编码全部逻辑方面,“你有数十亿个碱基对可以使用”。“如果我能复制一个自己,去做一个风险更高的项目,这大概就是我会做的事。”
  • CAR-T 已经提供了部分先例:它工程化了检测环节,却没有改造载荷。两者的互补性在于,病毒领域的人会选择免疫豁免部位——膝盖、肩膀、眼睛、大脑,可能还有耳朵——正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具有免疫原性。因此,“所有无法用病毒治疗的疾病投下的阴影,就是细胞疗法能够治疗的疾病范围”。

14. 局部修复会产生级联效应——一个组织的年轻化最终会反映到全身

  • Dwarkesh 担心出现一具拼补式身体:肝脏很好,其他组织照常衰老。Kimmel 的回答是,不会出现“身体某些方面健康状况异常改善、其他方面完全没有收益这种奇怪的弗兰肯斯坦式结果”,因为挽救一种细胞类型会带来连锁收益。
  • 移植提供了受控证据:老年人接受年轻肝脏后,几种其他疾病的风险下降,整体生存率提高,而不只是更能承受高脂食物和酒精。这是因为肝脏和脂肪组织都是内分泌器官,会“向身体其他许多部位发出信号”。他还提到 Frederick Appelbaum 的书——Appelbaum 曾师从 Don Thomas,后者发明了人类骨髓移植——其中记录了造血干细胞替换偶然治愈无关疾病的案例。
  • 反向情况同样存在:在小鼠一组特定的 T 细胞中破坏线粒体转录因子 TFAM,“会大幅缩短寿命”。Ozempic 则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存在性证明:GLP-1/GIP-1 肠促胰素模拟物不仅影响体重和心血管疾病,“可能还影响成瘾行为,甚至可能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如果有人一开始就告诉你一种分子能带来这些效果,“你会说他们疯了”。
  • 关于剂量和持久性,他保持谨慎:一次性给药“原则上是可能的”;表观遗传状态可以维持几十年的存在性证据是“我的舌头不会自行变成肾脏”,此外还有 Luke Gilbert 的单基因座编辑在400多次细胞分裂后仍然存在,以及类似编辑在猴体内维持数年的数据。但他强调:“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数据。我不想夸大。我们确实有数据表明,这些正向效果在给药后可以持续几周。”而且并非所有问题都发生在细胞层面——松弛皮肤源于只在发育期聚合的弹性蛋白纤维,因此修复可能需要把细胞编程到“超生理”状态。

15. Eroom 定律是一条方向跑反的规模定律——而生物科技缺少机器学习的投资优势

  • Eroom 定律是他朋友 Jack Scannell 创造的混成词,用来反转 Moore 定律:自1950年代以来,每投入10亿美元,新分子实体的数量持续下降,而且这一趋势跨越“许多不同的技术转型”仍未改变。从结构上看,它与机器学习的规模曲线相似——“投入更多输入,得到持续递减的输出”。
  • Dwarkesh 的对比构成这一节的主轴:机器学习沿着同一条曲线,却吸引了指数级增长的资本;“而在生物科技领域,除了 NewLimit 的新一轮融资外,它压低了估值,也压低了兴奋度和活力。”他的诊断是通用性:同一个模型可以先吸收1亿美元,再吸收10亿美元、100亿美元;而另一种模式是“我们靠这款药赚了钱,现在要用这些钱,以10种完全定制的方式投资10种不同药物”。
  • Kimmel 提出两个可能解释。第一,回报可能没有超指数增长——生物科技的产出“未必在潜在收入上实现了同等规模化”,因此成本上升没有被 ROI 抵消。第二,跨任务迁移有限:治疗疾病 X,“并不一定让你更容易治疗疾病 Y”,因为可迁移的核心能力在于制造分子,而这“实际上并没有降低流程中最大的风险”。
  • 收入端的解法是 TAM,而且他说得很绝对:“我们终有一天都会生病并死亡。因此,任何真正成功的药物,其 TAM 理论上都可以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这也是对行业从广泛疾病类别转向“越来越窄、由基因定义且患者数量很小的疾病”的反驳。

16. 最难的是知道该瞄准什么——而 Dwarkesh 对此提出反驳

  • Kimmel 的判断是:“弄清楚该制造什么抗体来作为靶点,是药物研发最困难的部分。”Dwarkesh 并不完全接受,因为小分子存在金发姑娘困境:“在那种情况下,找到合适的分子抓手似乎才是最大问题。”
  • Kimmel 先让步,再反驳:如果把自己限制在小分子上,很多靶点确实无法成药;但还存在其他药物形式。他提出一个思想实验:把10名聪明的药物研发者关进房间,让他们写下那些唯一因为缺少分子抓手而无法推进、但他们高度确信的靶点—疾病组合。“这份清单相当短,大概一页纸就能写完。”而可能的适应症和基因组合数量则是天文数字。
  • 他给出的证伪测试是:如果缺少分子抓手是唯一障碍,那么转基因动物——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细胞中开启任意基因组,并进行剂量控制——应该能让我们在最好的动物模型中治愈这些疾病。“但对于大多数病理,我们根本没有多少这样的例子。”

17. 虚拟细胞是预训练——而 NewLimit 更像 Cursor Tab,不是前沿实验室

  • 虚拟细胞是一个“非常模糊、甚至有时带有神秘色彩的想法”,也是候选的通用模型:进行扰动,测量转录组,学习这张映射关系,再在计算机中搜索能把病变细胞推向健康状态的干预。NewLimit 同时训练两个头:一个预测细胞表达的每个基因,“这是一个目标,而不是对细胞的价值判断”;另一个进行价值判断,判断某个转录组“看起来像不像更年轻的细胞”。输入包括从蛋白质基础模型中提取的转录因子表示,因此“模型是从一个相当聪明的起点出发”。
  • Dwarkesh 的对应关系是:预训练负责学习细胞如何工作,之后“还有一层价值判断”。“这让我更乐观。LLM 有效,强化学习也有效。”Kimmel 认为:“概念类比非常贴切。但我们目前实际上没有使用强化学习,所以我不想夸大现有技术的复杂程度。”至于谁来写标签,Dwarkesh 开玩笑说是“尼日利亚的标注员点击不同的细胞图片”;Kimmel 回答:“更像是把发育生物学家关在一个房间里,正如我的朋友 Cole Trapnell 所说。”
  • Dwarkesh 的结构性批评是:这就像2018年的 Cursor 在构建自己的 LLM——“看起来你把技术栈中的两个不同层级合在了一起。”Kimmel 接受这一框架,但缩小了目标:“想象一下,我们在2018年试图创造 Cursor Tab,但不是试图创造完整的 LLM。”NewLimit 只研究少数几种细胞类型,即当前有可信递送手段的细胞,因为“如果我们解决了该使用哪些转录因子的问题,就能很快做出药物”。
  • 垂直整合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LLM 数据是“互联网产生出来的公共品”,而生物数据不是。“想象一下,我们身处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考虑创建一些最早期的网页。”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构建高质量语料库——也就是那个你可能用来训练过度类比版 LLM 的“Wikipedia”。

18. Perturb-seq 早在2016年就已存在——为什么规模化花了这么久

  • Dwarkesh 提出怀疑:2016年几乎同时出现了3篇论文——Weizmann 的 Ido Amit 实验室、Broad 的 Aviv Regev 实验室与 Atray Dixit、UCSF 的 Jonathan Weissman 实验室与 Britt Adamson——“但我们似乎还在等它应该带来的重大突破。”
  • 不起眼的答案是,读出成本从每个细胞几美元降到了几美分甚至几分之一美分,而早期条形码检测只有“约50%的成功率”。他的类比很直观:“想象一下,你雇了一个人,他每标记两管就有一管标错……你等于把所有数据标签随机化了。”
  • 组合扰动会让问题按乘法恶化:在50%的检测率下,正确标记的细胞数量按1/2^n缩放,因此“很快,错误标记的数据就会多于正确标记的数据”。六七年前,试剂厂商发布了第一份百万细胞数据集,作为只有他们能运行的概念验证;“现在我们实验室里的2名科学家一个下午就能生成同样的数据”,每天可生成数百万个细胞的数据。

19. 谁来为持久性药物买单——保险流失、按效果付费与 DTC

  • 对灰色市场问题——中国 GLP-1 肽、同构分子——他基本拒绝置评:“这是地缘战略层面的知识产权执法,我没有资格谈论。”但他认为支付体系会保护现有企业:如果要在“从深圳某家公司网站上买来的可疑小瓶”与低自付额的正版 Tirzepatide 之间选择,大多数患者会选择 Tirzepatide。他也坦承:“你我可能生活在一个更习惯从深圳订购小瓶的人群环境里,而大多数人未必如此。”
  • 真正的结构性问题是疗效周期与保险流失之间的错配:美国体系中的普通人每3到4年更换一次保险公司,因此一款要到第5年才产生节省的药物,“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在经济上真正有动力为其报销”。他提出的候选方案是按效果付费:一款疗程为10年的药物,每年报销十分之一,并以测得的效果为条件;但他承认,除基因疗法可以直接检测表达之外,效果测量是“这个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 他倾向于让保护健康的药物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LillyDirect 是正在运行的模板:处方直接交给“Lilly,也就是优质药物的来源”,绕过药房—PBM 链条,“也不让某个中间的配药商介入,而那个配药商甚至可能无法正确制造你的分子”。一旦患者每天都能感受到收益,“这种模式就会开始占据主导”,而分期融资也会像任何大额购买一样变得稀松平常。

20. 去衰老应该压低医疗支出,而制药是唯一具备通缩属性的环节

  • Dwarkesh 对问题重要性的解释是:医疗支出已经占 GDP 的20%,且仍在增长;其中“压倒性多数都用于实施已经发明的治疗”,而不是发明新的治疗。Kimmel 确认了数量级:“药物大约占医疗支出的7%。”
  • Kimmel 预计净支出会下降,但承认 Baumol 成本病以及客户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脱钩,是“更大的经济问题”,单靠生物科技无法解决。关键统计是:“Medicare 总成本大约三分之一花在生命最后一年,这一点令人震惊,因为 Medicare 的普通参保人可能已经被覆盖了超过10年。”哪怕只避免几次住院,也能把支出负担从行政体系转向药物。
  • 这种转移具有通缩属性,原因在于仿制药交易:“制药体系是医疗行业中唯一一个技术让我们变得更高效的部分。”因此,当被问及作为患者希望在哪个时代出生,他给出的最终判断是:“你总是希望尽可能接近今天出生”,因为就每1美元而言,“今天能获得的制药技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21. 大型药企已经变成风险投资机构,也是买方寡头

  • 当被问及 Lilly 或 Pfizer 的研发负责人如何看待通用型平台时,Kimmel 首先收窄了自己的护城河主张:在组合转录因子过表达方面,他们“毫无疑问”拥有最多数据;在尝试重编程细胞年龄的研究上,他“非常、非常确信”他们的数据最多,但其他团队也拥有大型单细胞扰动数据集。真正的差异在于底层材料:他们使用“染色体数量正确的人类细胞,而业内很常见的做法是使用拥有200条染色体的癌细胞系。那是人类吗?我不知道”。
  • 市场结构的判断是:“你可以把一些现代制药公司看成有点像风险投资机构。” 外部创新部门承担企业发展职能,让灵活的生物科技公司探索先锋想法,之后再进行合作。据他凭记忆给出的、并明确标注为近似的数据:“某一年获批的分子中,大约70%最初来自小型生物科技公司,而不是大型药企;但如果看资产负债表上的实际研发支出,主要仍然在大型药企。”其中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临床试验,而生物科技公司会通过合作将试验外包出去。
  • 清算价格集中在一个地方:生物科技初创公司把资产卖给“由药企组成的买方寡头”,市场上“针对一期、二期资产存在非常活跃的流动性市场”。这并非普遍适用——Roche 在“2013年买回 Genentech”后,其研发由 Aviv Regev 负责;Regev 是“我最钦佩的科学家之一”,帮助发明了这项技术,并在 Roche 内部带领一个大型团队推进相关研究。
  • Dwarkesh 在节目结尾披露:“我现在是 NewLimit 的一名小天使投资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邀请 Jacob 上节目。”
Dwarkesh Patel

Today, I have the pleasure of interviewing Jacob Kimmel, who is the president and co-founder of NewLimit, where they're trying to epigenetically reprogram cells to their younger states. Jacob,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on the podcast.

Jacob Kimmel

Thanks so much for having m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nversation.

Dwarkesh Patel

All right, first question. What's the first-principles argument for why evolution just discards us so easily? I know evolution cares about our kids, but if we have longer, healthier lifespans, we can have more kids, right? We can care for them longer, and we can care for our grandkids. Is there some pleiotropic effect that an anti-aging medicine would have which actually selects against you staying young for longer?

Jacob Kimmel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of different ways one can tackle this. One is,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selective pressure that would make one live longer and encode for higher health over longer durations. Do you have that selective pressure present?

There's another, which is: Are there any anti-selective pressures that are actually pushing against that? There's a third piece of this, which is something like the constraints of your optimizer.

If we think about the genome as a set of parameters and the optimizer is natural selection, then you've got some constraints on how that actually works. You can only do so many mutations at a time. You have to spend your steps that update your genome in certain ways.

Dwarkesh Patel

Tackling those from a few different directions, what would the possible positive selection be?

Jacob Kimmel

As you highlighted, it might be something like, "If I'm able to extend the lifespan of an individual, they can have more children, and they can care for those children more effectively. That genome should propagate more readily into the population."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en—if you're trying to think back in a thought-experiment style of evolutionary simulation here—would be: What we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person would actually live long enough for that phenotype to be selected for, and how often would that occur?

This brings us back to some very hypothetical questions. Things like: What was the baseline hazard rate during the majority of human and primate evolution? The hazard rate is simply, "What is the likelihood you're going to die on any given day?"

That integrates everything. That's diseases from aging, that's getting eaten by a tiger, that's falling off a cliff, and that's scraping your foot on a rock and getting an infection and dying from that.

From the best evidence we have, the baseline hazard rate was very, very high. Even absent aging, you're unlikely to actually reach those outer limits of possible health where aging is one of the main limitation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the population that are going to make it later in that lifespan, where using some of your evolutionary updates to try and push your lifespan upward is relevant,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 amount of gradient signal flowing back to the genome then is not as high as one might intuitively think.

Dwarkesh Patel

On that, often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forecast AI will discuss how hard evolution tried to optimize for intelligence, and what were the things which optimizing for intelligence would have prevented evolution from selecting for at the same time?

So even if intelligence were a relatively easy thing to build in this universe, it would have taken evolution so long to get to human-level intelligence. Potentially, if intelligence were really easy, then it might imply that we're going to get superintelligence and Jupiter-level intelligence, et cetera. The sky's the limit.

One argument is birth-canal sizes, or the fact that we had to spend most of our resources on the immune system. But what you just hinted at is an independent argument: If you have this high hazard rate, that would imply you can't be a kid for too long.

Kids die all the time, and you have to become an adult so that you can have your kids. You've got to contribute resources back to the group. You can't just be a freeloader.

You need to get calories, go out in the jungle, and get some berries. If you're just hanging out learning stuff for 50 years, you're going to die before you get to have kids yourself.

Obviously, humans have bigger brains than other primates. We also have longer adolescences, which help us make use, potentially, of the extra capacity our brain gives us.

But if you made adolescence too long, then you would just die before you got to have kids. If that's going to happen anyway, what's the point of making the brain bigger?

AKA, maybe intelligence is easier than we think, and there are a bunch of contingent reasons evolution didn't churn as hard on this variable as it could have.

Jacob Kimmel

I entirely agree with that particular thesis. In biology in general, when you're trying to engineer a given property, be it being healthier longer or making something more intelligent, this is true even at the micro-level of trying to engineer a system to manufacture a protein at high efficiency.

You always have to start by asking yourself, "Did evolution spend a lot of time optimizing this? If yes, my job is going to be insanely hard. If not, potentially there are some low-hanging fruit."

This is a good argument for why, potentially, intelligence wasn't strongly selected for. The lifespan argument plays back into intelligence to a degree.

You start to ask, "If I have intelligence that's able to compound over time and, for instance, in some hypothetical universe, my fluid intelligence lasts much longer into my lifespan..." If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reaching something like 65 is very small in a population, you're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select for alleles that lead to fluid-intelligence preservation late into life.

This is part of my own pet hypothesis around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phenomenology in when discoveries are made throughout lifespans. There are some famous results. For instance—and I'm going to get the exact age a little bit wrong—but in mathematics, most great discoveries happen roughly before 30.

Why should that be tru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You can put down a bunch of societal reasons for it. Maybe you become staid in your ways. Your teachers have caused you to restrict your thinking by that point.

But really, that's true across centuries? Is that true across many different uniqu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That's true in both cultures from the East and cultures from the West? That seems unlikely to me.

A much simpler explanation is that, for whatever reason, our fluid intelligence is roughly maximized at the time when the population size during human evolution was maximal. If you had to pick an age at which fluid intelligence was selected most strongly for, it's probably around 25 or 30.

That's probably about the age of the adults in the large populations that were being selected for during most of evolution. There's a lot of reason here to think that there's interplay between many features of modern humans and how long we were living, and how that dictates some of the features that occur and rise and fall throughout our lives.

Dwarkesh Patel

In one way,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RL problem. It's a long-horizon RL problem, a 20-year horizon length, and then there's a scalar value of how many kids you have, I guess, that survive, et cetera.

If you've heard from your friends about how hard RL is on these models for just very intermediate goals that last an hour or a couple of hours, it's surprising that any signal propagates across a 20-year horizon.

On the point about fluid intelligence peaking, it’s not only the case that in many fields achievement peaks before 30. In many cases, if you look at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ever, they had many of their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a single year.

Jacob Kimmel

Yeah, the annus mirabilis.

Dwarkesh Patel

Yeah, exactly. Yeah, exactly. Newton—what is it? Optics, gravity, calculus at 21.

Jacob Kimmel

Do you know 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ory?

Dwarkesh Patel

No.

Jacob Kimmel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ientists in history who is kind of forgotten now. He had this one expedition to South America where he climbed Mount Chimborazo at a time when very few Europeans had done that.

He was able to observe various ecological layers that were repeated across latitudes and across altitudes. It caused him to formulate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selection was operating on plants at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ecosystem.

That one expedition was the basis of his entire career. When you see something named Humboldt,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how famous this guy is, it's usually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t's not like this is some massive, prosperous German family name that just happens to be really common.

Dwarkesh Patel

It’s this 1 guy. So really, it was like this singular year in which he conceived a lot of our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botany and selective pressure. Interesting. So that’s 1 out of 3 components of the evolutionary story.

The next piece of the evolutionary story is: “Is there anything selecting against longevity?” Let’s just pretend everything I said was wrong. Can I still make an argument that maybe evolution hasn’t maximally optimized for our longevity? One argument that comes up—and I’ll caveat and say I don’t know how strong some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people put together here are—is kin selection. You can find people using the same idea to argue for and against.

Jacob Kimmel

If you take a selfish-gene view of the world—that really this is the genome optimizing for the genome’s propagation, it’s not trying to optimize for any 1 individual—then actually optimizing for longevity is a pretty tricky problem because you have this nasty regularization term.

If you’re able to make a member of the population live longer, but you don’t also counteract the decrease in their fitness over time—meaning you maybe extend maximum lifespan but you haven’t totally eliminated aging—then the number of net calories contributed to the genome as a function of that person’s marginal year and their own calorie consumption is less than if you were to allow that individual to die and actually have 2 20-year-olds, for instance, that follow behind them.

So there is a notion by which a population being laden demographically with many aged individuals, even if they did have fecundity persisting out to some period later in life, is actually net negative for the genome’s proliferation, and that really a genome should optimize for turnover and population size at maximum fitness.

Dwarkesh Patel

I love this idea of aging as a length regularizer. People might be familiar with the idea that when companies are training models, they’ll have a regularizer for, “You can do chain of thought, but don’t make the chain of thought too long.” You’re saying how many calories you consume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life is 1 such regularizer? That’s interesting.

Jacob Kimmel

The third piece is basically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So this is where another ML analogy is helpful. Actually, a 2-layer neural network is technically a universal approximator, but we can never actually fit them in such a way. Why does that occur? People will wave their hands, but it basically comes down to the fact that we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optimize them, even if you can prove out in a formal sense that they are universal approximators.

I think we have similar optimization challenges with our genome as the parameters and evolution as t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ne of those is that your mutation rate basically bounds the step size you can take.

If you imagine that at each generation, you get some number of inputs, you can select for some number of allel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variations in the genome is set by your mutation rate. If you dial your mutation rate up too high, you probably get a bunch of cancers, so you’re selected against. If you have it too low, you can’t really adapt to anything. You end up with this happy medium, but that limits your total step size.

Then the number of variants you can screen in parallel is basically limited by your population size. For most of evolution, there are lots of forces constraining population size as well.

One of the dominant sources of selection on the genome is really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It seems like when you study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man, infectious disease is actually what shaped a lot of our population demographics.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pushing for those step sizes, those updates to the genome, really to be optimiz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 rather than other things.

Even if you imagine that maybe the arguments on the 1st and the 2nd of these—possible positive selection being absent for longevity and potentially some negative selection existing—you could construct a reasonable argument for why humans don’t live forever and why the genome hasn’t optimized for that, simply based on these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You have to imagine not only that the positive selection is there and the negative selection is absent, but that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weighted loss term of all the things the genome is optimizing for, the weight on longevity is high enough to matter. Even if you imagine it’s there, if you simply imagine that the lambdas are dialed toward infectious-disease resilience more effectively, then you can construct an argument for yourself.

And so I think really, when you start to ask, “Why don’t we live forever? Why didn’t evolution solve this?” you actually have to think about an incredibly contingent scenario where both the positive selection is there, the negative selection is absent, and you have a lot of our evolutionary pressure going toward longevity to solve this incredibly hard probl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ounterfactual in which longevity is selected for and does arise in modern man, and in which we are optimal.

So I think that puts human aging and longevity and health really in this category of problems in which evolution has not optimized for it. Ergo, it should be, relatively speaking, relative to a problem evolution had worked on, easy to try and intervene and provide health.

In many ways,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medicines—which are incredibly simplistic: we are targeting a single gene in the genome and turning it off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the fact that these provide massive benefit to individuals is another sort of positive indication or piece of evidence.

1. Why didn't humans evolve their own antibiotics?

Dwarkesh Patel

Antibiotics are an even clearer case of that, because here’s something that evolution actually cares a lot about. It feels like antibiotics should be… Why didn’t humans evolve their own antibiotics?

Jacob Kimmel

Yeah. I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that I haven’t heard posed before. Where do antibiotics come from? To your point, we could synthesize them. They’re just metabolites, largely of other bacteria or other fungi.

You think about the story of penicillin. What happens? Alexander Fleming finds some fungi growing on a dish. The fungi secrete this penicillin antibiotic compound, so there’s no bacteria growing near the fungi. He has this light-bulb moment of, “Oh my gosh, they’re probably making something that kills bacteria.”

There’s no prima facie reason that you couldn’t imagine encoding an antibiotic cassette into a mammalian genome. Part of the challenge that you run into is that you’re always in e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here’s this notion of what’s called the Red Queen hypothesis. It’s an allusion to the story in Lewis Carroll’s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where the Red Queen is running really fast just to stay in place.

When you look at pathogen-host interactions or competition between bacteria and fungi that are all trying to compete for the same niche, what you find is they’re evolving very rapidly in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It’s an arms race. Every time a bacterium evolves a new evasion mechanism, the fungus that occupies the niche will evolve some new antibiotic.

Part of why there is this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the 2 is they both have very large population siz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genomes per unit of resource they’re consuming. There are trillions of bacteria in a drop of water that you might pick up. There are trillions of copies of the genome. It’s 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tolerate really high mutation rates because they’re prokaryotic. They don’t have multiple cells. If 1 cell manages to mutate too much and it isn’t viable, or it grows too fast, it doesn’t really compromise the population and the whole genome.

Whereas for metazoans like you and me, if even 1 of our cells has too many mutations, it might turn into a cancer and eventually kill off the organism.

What I’m getting at—and this is a long-winded way of getting there—is that bacteria and other types of microorganisms are very well adapted to building these complex metabolic cascad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make something like antibiotics. It’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at same mutation rate and population siz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on.

Even if our human genome stumbled into making an antibiotic, most pathogens probably would have mutated around it pretty quickly.

Dwarkesh Patel

That should imply that through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re are millions of “naive antibiotics” which could have acted as antibiotics, but now basically all the bacteria have evolved around them. Do we see evidence of these historical antibiotics that some fungi came up with and the bacteria evolved around, with evidence for remnants in their DNA?

Jacob Kimmel

I’m going a bit beyond my own knowledge here, but my strong hypothesis would be yes. I can’t point to direct evidence today.

T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this. For instance, bacteria that fight off viruses that infect them—bacteriophages—have things like CRISPR systems. You can actually go and look at the spacers, the individual guide sequences that tell the CRISPR system, “Which genome do you go to? Where do you cut?” And you find some of these guides that are very ancient. It seems like this bacterial genome might not have encountered that particular pathogen for quite a while.

So you can actually get an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what the warfare was like, what the various conflicts were throughout this genomic history, just by looking at those sequences. In mammals, where I do know a bit better, we do have examples of this where there is this co-evolution of pathogen and host. Imagine you have some antipathogen gene A fighting off some virus X. Well, you then actually update. Now you have virus X′ and antipathogen gene A′.

Now virus X′ goes away, but actually virus X still exists and we've lost our ability to fight it. Those examples really do happen. There's a prominent one in the human genome. We have a gene called TRIM5α. It actually binds an endogenous retrovirus that is no longer present, but was at one point actually resurrected by a bunch of researcher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is the case.

We have this endogenous gene which basically fits around the capsid of the virus like a baseball in a glove and prevents it from infecting. It turns out, if you look a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at gene and trace it back through monkeys, you can actually find that a previous iteration inhibited SIV, which is the cousin of HIV in humans. Old World monkeys actually can't get SIV, whereas New World monkeys can and humans can, obviously.

So it seems like what happened—and you can actually make a few mutations in TRIM5α and find that this is true—is that TRIM5α once protected against an HIV-like pathogen in the primate genomes.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challenge from this massive endogenous retrovirus. It was so bad that the genome lost the ability to fight off these HIV-like viruses in order to restrict this endogenous retrovirus.

You can see it because that retrovirus integrates into our genome. There are latent copies, like the half bodies of this virus, all throughout our DNA code. Then this particular retrovirus went extinct. The reasons are unknown; no one knows why. But we didn't re-update that piece of our host defense machinery to fight off HIV again.

So we'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can go in and take human cells and make just a couple edits in that TRIM5α gene. It's currently protecting against a virus which no longer exists. You can edit it back to actually restrict HIV dramatically. So there are plenty of examples.

You could imagine the same thing for antibiotics: “Hey, this particular defense mechanism went away because the pathogen evolved its own defense against it.” Well, the pathogen might have lost that defense long ago. If you could extract that historical antibiotic, that historical antifungal, potentially it actually has efficacy.

Dwarkesh Patel

Isn't the mutation rate per base pair per generation like 1 in 1 billion or something? It's quite low. You're saying that in our genomes we can find some extended sequence which encodes how to bind specifically to the kind of virus that SIV is. The amount of evolutionary signal you would need in order to have a multiple-base-pair sequence seems almost implausible.

So each nucleotide consecutively would have to mutate in order to finally get the sequence that binds to SIV. I guess evolution works, so we can come up with new genes, but how would that even work?

Jacob Kimmel

A great explan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 lot of evolution, and how you're able to actually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s and new pathogens, is that gene duplication is possible. This explains a whole lot. If you look at most genes in the genome, they actually arise, at least at some point in evolution, from a duplication event.

That means you've got gene A, and it's performing some job. Then some new environmental concern comes along. Maybe it's a lack of a particular source of nutrient, maybe it's a pathogen challenging you. Maybe gene A, if it were to dedicate all of its energies, so to speak, and you were to mutate it to solve this new problem, could be adapted with a minimal number of mutations.

But then you lose its original function. So we have this nice feature of the genome, which is that it can just copy and paste. Occasionally, what will happen in evolution is you get a copy-paste event. Now I've got 2 copies of gene A, and I can preserve my original function in the original copy.

Then this new copy can actually mutate pretty freely because it doesn't have a strong selective pressure on it. So most mutations might be null. I've got 2 copies of the gene, and I can have lots of mutations in it accumulate. Nothing bad really happens because I've got my backup copy, my original. So you can end up with drift.

You're saying that even though the per-base-pair mutation rate might be 1 in 1 billion, if you've got 100 copies of a gene, then the mutation rate on a gene, or on a low-Hamming-distance sequence to the one you're aiming for, might actually be quite high, and you can actually get the target sequence.

Jacob Kimmel

It's not that the base rate goes up. It's not like DNA polymerase is more erroneous or that you're just doubling it. That is true, but I don't think it's the main mechanism. One of the main mechanisms that jus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evolution to solve a problem is if a mutation breaks a gene.

Somewhere along the path of edits, imagine there are 3 edits that take a host defense gene from restricting SIV to restricting this new, nasty PT endogenous retrovirus. Well, if 1 edit just breaks the gene, 2 edits just break the gene, and 3 edits fix it, it's really hard for evolution to find a path whereby you're actually able to make those first 2 edits because they're net negative for fitness.

So you need some really weird contingent circumstances. Through duplication, you can create a scenario where those first 2 edits are totally tolerated. They have no effect on fitness. You've got your backup copy; it's doing its job.

Even though the mutation rate is low, some of these edits actually aren't that large. I'm going to forget the number of edits, for instance, in TRIM5α, for this particular phenomenon, but it's in the tens. It's not that you need massive kilobase-scale rearrangements. It's actually a fairly small number of edits.

Basically, you can just align the sequence of this gene in New World versus Old World monkeys, and then for humans, and you find there's a very high degree of conservation.

Conceptually, is there some phylogenetic tree of gene families where you've got the transposons and you've got the gene itself, but then you've got the descendant genes which are low-Hamming-distance? Is there some conceptual way in which they're categorized?

Jacob Kimmel

You can arrange genes in the human genome by homology to one another. What you find is that even in our current genome, even without having the full historical record, there are many, many genes which likely resulted from duplication events.

One trivial way that you can check this for yourself is just to look at the names of genes. Very often you'll see something where it's like gene 1, gene 2, gene 3, or type 1, type 2, type 3. If you then go look at the sequences, sometimes those names arise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a common pathway and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A lot of the time, it's because the sequences are actually quite darn similar.

Really, what probably happened is they evolved through a duplication event and then maybe did some swapping with some other genes. You ended up with these quite similar, quite homologous genes that now have specialized functions. So when evolution has a new problem to solve, it doesn't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t starts from what was the last copy of the parameters for encoding a gene that is getting close to solving this. Okay, let's do a copy-paste on that and then iterate and fine-tune those parameters, as opposed to having to start with, “Ab initio, some random stretch of sequence somewhere in the genome has to become a gene.”

This is fascinating. Back to aging. You’ll have to cancel your evening plans. I've got so many questions for you. Keep going, man.

So the second reason you gave was that there's selective pressure against people who get old but still keep living, but they're slightly less fit. They're suboptimal from a calorie-input perspective; the number of calories they can gather for the population is lower.

Jacob Kimmel

That’s how people love thinking about their grandpas: suboptimal calorie provider right there.

Dwarkesh Patel

A concern you might have about the effects of longevity treatments on your own body is that you will fix some part of the aging process, but not the whole thing. It seems like you’re saying that you actually think this is the default way in which an anti-aging procedure would work, because that’s the reason evolution didn’t optimize for it.

We’re only fixing half of the aging process and not the whole thing. Whereas sometimes I hear longevity proponents be like, “No, we’ll get the whole thing. There’s going to be a source that explains all of aging and we’ll get it.”

Whereas your evolutionary argument for why evolution didn’t optimize against aging relies on the fact that aging actually is not monocausal, and evolution didn’t bother to just fix one cause of aging.

Jacob Kimmel

That’s correc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is a single monocausal explanation for aging. I think there are layers of molecular regulation that explain a lot. For instance, I have dedicated my career now to working on epigenetics and trying to change which genes cells use, because I think that explains a lot of it. But it’s not that there is some upstream “bad gene X” and all we have to do is turn that off and suddenly aging is solved.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that when we eventually develop medicines that prolong health in each of us, they’re not going to fix everything all at once.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singular magic pill. Rather, you’re going to have medicines that add multiple healthy years to your life, years you can’t otherwise get back.

But it’s not going to fix everyth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still going to experience, with the first medicine, some amount of decline over time. This gives you an example, if you think about evolution as a medicine maker in this sort of anthropomorphic context, of why it might not have been selected for immediately.

2. De-aging cells via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Dwarkesh Patel

So evolution didn’t select for ag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your approach at NewLimit that you think is likely to find the true cause of aging?

Jacob Kimmel

We’re working on something called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which very broadly is using genes call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I like to think about these as the orchestra conductors of the genome. They don’t perform many functions directly themselves, but they bind specific pieces of DNA, and then they tell which genes to turn on and which genes to turn off.

They eventually put chemical marks on top of DNA and on some proteins that DNA surrounds. This is one of the answers, this particular layer of regulation called the epigenome. It’s the answer to this fundamental biological question: How do all my cells have the same genome but ultimately do very different things?

Your eyeball and your kidney have the same code, and yet they’re performing different functions. That may sound a little bit simplistic, but ultimately, it’s kind of a profound realization. That epigenetic code is really what’s important for cells to define their functions. That’s what’s telling them which genes to evoke from your genome.

What has now become relatively apparent is that the epigenome can degrade with age. It changes. The particular marks that tell your cells which genes to use can shift as you get older. This means that cells aren’t able to use the right genetic programs at the right times to respond to their environment. You’re then more susceptible to disease, and you have less resilience to many insults that you might experience.

Our hope is that by remodeling the epigenome back toward the state it was in when you were young, right after development, you’ll be able to actually address myriad different diseases whose one strong contributing factor is that cells are less functional than when you were at an earlier point in your life.

We’re going after this by trying to find combinations of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are able to actually remodel the epigenome, so that they can bind to just the right places in the DNA and then shift the chemical marks back toward that state when you are a young individual.

Dwarkesh Patel

If you’re just making these broad changes to a cell state through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hich have many effects, are there other aspects of a cell state that are likely to get modified at the same time in a way that would be deleterious? Or would it be a straightforward effect on cell state?

Jacob Kimmel

How I wish it were straightforward. No, it’s very likely. Each of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binds hundreds to thousands of places in the genome.

One way of thinking about it is, if you imagine the genome as the base components of cell function, then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are kind of like the basis set in linear algebra. It’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different weights of each of the genes. Most of them are targeting pretty broad programs.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that aging actually involves moving perfectly along any of the vectors in this particular basis set. And so it’s probably going to be a little tricky to figure out a combination that actually takes you backward. There are, again, no guarantees from evolution that it’s just a simple reset.

It’s actually a critical part of the process that we run through as we try to discover these medicinal combination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we can turn on, ensuring that they are making an aged cell revert to a younger state. We measure that a couple of different ways.

One is simply measuring which genes those cells are using. They use different genes as they get older. You can measure that just by sequencing all of the mRNAs, which are really the expressed form of the genes being utilized in the genome at a given time. You see that aged cells use different genes. Can I revert them back to a younger state?

Colloquially, we call this a “looks like” assay. Can I make an old cell look like a young one based on the genes it’s using?

More importantly, we go down and drill to the functional level. We measure, “Can I actually make an aged cell perform its functions, its actual roles within the body, the same way a young cell would?”

These are the really critical things you care about for treating diseases. Can I make a hepatocyte, a liver cell in Greek, function better in your liver so it’s able to process metabolites like the foods you eat, and process toxins like alcohol and caffeine? Can I make a T cell respond to pathogens and other antigens that are presented within your body?

These are the ways in which we measure age.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Fs that we find actually has positive effects along those axes. But we then also want to measure any potential detrimental effects that emerge.

There are canonical examples where you can seemingly reverse the age of a cell, for instance, at the level of a transcriptome, but simultaneously, you might be changing that cell’s type or identity.

Shinya Yamanaka was a scientist who won the Nobel in 2012 for some work he did in about 2007, where he discovered that you could take 4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just by turning on these 4 genes, turn an adult cell all the way back into a young embryonic stem cell.

It’s a pretty amazing existence proof that shows that you can reprogram a cell’s type and a cell’s age simultaneously, just by turning on 4 genes. Out of the 20,000 genes in the genome and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biomolecular interactions, just 4 genes are enough. That’s a shocking fact.

We actually have known for many years now that you can reprogram the age of a cell. The challenge is that simultaneously, you’re doing a bunch of other stuff, as you alluded to. You’re changing its type, and that might be pathological.

If you did that in the body, it would probably cause a type of tumor called a teratoma. So we measure at the level of the genes a cell is using: Do you still look like the right type of cell? Are you still a hepatocyte? Are you still a T cell? If not, that’s probably pathological.

You can also use that same information to check for a number of other pathologies that might develop. Did I make this T cell hyperinflammatory in a way that would be bad? Did I make this liver cell potentially neoplastic, causing it to proliferate too much even when the organism’s healthy and undamaged?

You can check for each of those at the level of gene expression programs and, likewise, functionally. Before you put these molecules in a human, you actually just check them functionally in an animal. You make an itemized list of the possible risks you might run into: Here are the ways it might be toxic; here are the ways it might cause cancer. Are we able to measure determinis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at that doesn’t actually occur?

Dwarkesh Patel

This is a dumb question, but it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why an AI model is necessary to do any of this work.

You mentioned the Yamanaka factors. From my understanding, the way he identified these 4 transcription factors was that he found the 24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have high expression in embryonic cells, and then he turned them all on in a somatic cell. He systematically removed them from this set until he found the minimal set that still induces a cell to become a stem cell. That doesn't require any fancy AI models. Why can't we do the same thing for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are expressed more in younger cells as opposed to older cells, and then keep eliminating them until we find the on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just make a cell young?

Jacob Kimmel

I wish it were so easy. You're entirely right. Shinya Yamanaka was able to do this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team, with relatively few resources, and achieve this remarkable feat. It's entirely worth asking: Why can't a similar procedure work for arbitrary problems in reprogramming cell state, whether it be trying to make an aged cell act like a young one or a disease cell act like a healthy one? Why can't you just take 24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randomly sort through them?

There were 2 features of Shinya's problem that I think make it amenable to that sort of interrogation, which aren't present for many other types of problems. This is why he's such a remarkable scientist. Most of science is problem selection. You don't actually get better at pipetting or running experiments after a certain age, but you do get better at picking what to do. He's amazing at this.

The first feature is that measuring your success criterion is trivial in the particular case he was investigating. He's starting with somatic cells that, in this case, were a type of fibroblast, which literally is defined as cells that stick to glass and grow in a dish when you grind up a tissue. It sounds fancy, but it's a very simplistic thing. He's starting with fibroblasts; you can look at them under a microscope, and you can see they're fibroblasts just based on how they look.

Then the cells he's reprogramming toward are embryonic stem cells. These are tiny cells; they're mostly nucleus. They grow really fast. They look different, they detach from a dish, and they grow up into a 3D structure. They express some genes that will just never be turned on in a fibroblast, by definition.

He ran the experiment by setting up a simple reporter system. He took a gene that should never be on in a fibroblast, should only be on in the embryo, and put a little reporter behind it so that these cells would actually turn blue when you dumped a chemical on them. Then he ran this experiment in many, many dishes with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cells.

The second really key feature of the problem is this notion that the cells he's converting into stem cells amplify. They divide and grow really quickly. In order for you to find a successful combination, you don't actually need it to be efficient almost at all. The original efficiency Yamanaka published—the number of cells in the dish that convert from somatic to 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ate, back into a stem cell—is something like a basis point or a tenth of a basis point: 0.01% or 0.001%.

If these cells were not growing and they were not proliferating like mad, you probably would never be able to detect that you had actually found anything successful. It's only because success is easy to measure once you have it, and because even a very rare success—1 in a million—amplifies so you can detect it, that this was amenable to his particular approach.

In practice, what he would do is dump these factors, or this group of 24 minus some number, eventually whittling it down to 4, onto a group of cells. Over the course of about 30 days, just a few cells in that dish—a countable number on your fingers—would actually reprogram. But they would proliferate like mad. They form these big colonies. It's a single cell that just proliferates and forms a bunch of copies of itself.

They form these colonies that you can see with your eyeballs by holding the dish up to the light and looking for opaque little dots on the bottom. You don't need any fancy instruments. Then you could stain them with this particular stain, and they would turn blue based on the genetic reporter he had.

When we look at those key features of the problem and pick any other problem we're interested in, I'm interested in aging, so that's the one I'm going to pick for explanation. How difficult is it to measure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or whether you've achieved success, for cell age? It turns out ag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discriminating function than just comparing 2 types of cells.

An old liver cell and a young liver cell, prima facie, actually look pretty darn similar. The ways in which they're distinct are actually quite nuanced. There isn't a simple, trivial system where you just label your one favorite gene, or you can just—

Dwarkesh Patel

Give the young cells cancer. They'll grow. Just make the old ones cancer, and then they'll grow.

Jacob Kimmel

Dwarkesh, you've solved it for me. There's no trivial way that you can tell whether or not you've succeeded. You actually need a pretty complex molecular measurement. For us, a real key enabling technology—I don't think our approach would really have been possible until it emerged—was something called single-cell genomics.

You now take a cell, rip it open, and sequence all the mRNAs it's using.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cells, you can actually measure every gene that they're using at a given time and get this really complete picture of a cell's state, everything it's doing, and lots of mutual information about other features. From that profile, you can train something like a model that discriminates young and aged cells with really high performance.

It turns out there's no one gene that actually has that same characteristic. Unlike in Yamanaka's case, where a single gene on or off is an amazing binary classifier, you don't have that same feature of easy detection of success in aging.

The second feature is, as you highlighted, we can't just turn these into cancer cells. Success doesn't amplify. In some ways, the bar for a medicine is higher than what Yamanaka achieved in his laboratory discovery. You can't just have 0.001% success and then wait for the cells to grow a whole bunch in order to treat a patient's disease, make their liver younger, make their immune system younger, or make their endothelium younger.

You need to actually have it be fairly efficient across many cells at a time. Because of this, we don't have the same luxury Yamanaka did of taking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factors and finding a success case within there that was pretty low efficiency. We actually need to search a much broader portion of TF space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When you start playing that game and think, "How many TFs are there?" somewhere between 1,000 and 2,000—it depends on exactly where you draw the line. Developmental biologists love to argue about this over beer, but let's call it 2,000 for now. You want to choose some combination. Let's say you guess somewhere between 1 and 6 factors might be required.

The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is about 10^16. If you do any math on the back of a napkin, in order to just screen through all of those, you would need to do many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single-cell sequencing than the entire world has done to date, cumulatively, across all experiments. It's just not tractable to do exhaustively.

That's where actually having models that can predict the effect of these interventions comes in. If I can do a sparse sampling, I can test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combinations. I can start to learn the relationship of what a given transcription factor is going to do to an aged cell. Is it going to make it look younger? Is it going to preserve the same type? I can learn that across combinations. I can start to learn their interaction terms.

Now I can use those models to actually predict in silico, for all the combinations I haven't seen, which are most likely to give me the state I want. You can actually treat that as a generative problem and start sampling and asking which of these combinations is most likely to take my cell to some target destination in state space. In our case, I want to take an old cell to a young state, but you could imagine some arbitrary mappings as well.

As you get to these more complex problems, you don't have the same features that Shinya benefited from: the ability to measure success really easily—you can see it with your bare eyes, you don't even need a microscope—and amplification, as you get into these more challenging problems. You're going to need to be able to search a larger fraction of the space to hit that higher bar.

Dwarkesh Patel

So we can think of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these basis directions, and you can get a little bit of this thing, a little bit of that thing, and some combination. Evolution has designed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o—Is that your claim? They have relatively modular, self-contained effects that work in predictable ways with other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so we can use that same handle to our own ends?

Jacob Kimmel

That would be very much my contention.

One piece of evidence for this is—that’s the way development works. It’s a crazy thing to think about, but you and I were both just a single cell. Then we were a bag of undifferentiated cells that were all exactly alike. Somehow, we became humans with hundreds of different cell types, all doing very different things.

When you look at how development specifies those unique fates of cells, it is through groups of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each identify a unique type. In many cases, the group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the sets that specify very different fates—are actually pretty similar to one another. Evolution has optimized to just swap 1 TF in or swap 1 TF out of a combination and get pretty different effects. You have this sort of local change in sequence or gene-set space leading to a pretty large global change in output.

Likewise, many of these TFs are duplicated in the genome. Because mutations are going to be random and they’re inherently small changes at the level of sequence at a given time, evolution needs a substrate where, in order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these small changes can give you relatively large changes in phenotype. Otherwise, it would just take a very long time across evolutionary history for enough mutations to accumulate in some duplicated copy of the gene for you to evolve a new TF that does something interesting.

I think we’re actually, in most cases in biology—due to that evolutionary constraint that small edits need to lead to meaningful phenotypic changes—in a relatively favorable regime for generic, gradient-like optimizers. It would be a little bit overstating it to say evolution is using the gradient, but there is a system.

If you’ve heard of evolution strategies, basically, the way you optimize parameters is that you can’t take a gradient on your loss. So you make a bunch of copies of your parameters, randomly modify them, and then compute a gradient on your parameters against your loss. That way, you can take a gradient in that space. That’s how I imagine evolution is working.

So you need lots of those little edits to actually lead you to have meaningful step sizes in terms of the ultimate output that you have.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You’re just designing a little LoRA that goes on top, in a way. Maybe this is getting too giga-brained about it, but why does the genome even hav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hat’s the point? Why not just have it so that every time you want a new cell type, you engineer some new cassette of genes or some new, totally de novo set of promoters or something like this?

Jacob Kimmel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ir existence, rather than just an appreciation for their presence, is that hav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allows a very small number of base-pair edits at the substrate of the genome to lead to very large phenotypic differences. If I break a transcription factor, I can delete a whole cell type in the body. If I retarget a transcription factor to different genes, I can dramatically change when cells respond and have hundreds of their downstream effector genes change their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It puts you in this regime where transcription factors are a really nice substrate to manipulate as targets for medicines. In some ways, they might be evolution’s levers upon the broader architecture of the genome. By pulling on those same levers that evolution has gifted us, there are probably many useful things we can engender upon biology.

Dwarkesh Patel

You’re sort of hinting that, if we analogize it to some code base, we’re going to find a couple of lines that are commented out, like “de-aging,” and then “un-hyphen” or “un-parenthesize.”

Jacob Kimme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I can give you a real cringe analogy that sometimes I deploy. It requires a very special audience. I think you’ll probably be one who fits into it.

Dwarkesh Patel

You’re flattering our listeners.

Jacob Kimmel

Only cringe listeners will appreciate it, but your audience will love this.

Dwarkesh Patel

I don’t know about your audience, but you will.

Jacob Kimmel

You can think about it like this. If you think about how attention works—queries, keys, values—TFs are like the queries. The genome sequences they bind to are like the keys. Genes are like the values.

It turns out that that structure then allows you to very efficiently, in terms of editing space, change just 1 of those embedding vectors—in this case, 1 of those sequences—and get dramatically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r total outputs. So I do think it’s interesting how these structures recur throughout biology,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attention mechanism seems to exist in some neural structures.

It’s interesting that you can very easily see how that same sort of querying and information storage might exist in the genome.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A previous guest and a mutual friend, Trenton Bricken, had a paper in grad school about how the brain implements attention. Eddie Chang has found that positional encodings probably exist in humans using Neuropixels, if you haven’t read these papers. He implants these Neuropixels probes into individuals, and then he’s able to talk to them and look at them as they read sentences.

What he finds is that there seem to be certain representations which function as a positional encoding across sentences. They fire at a certain frequency, and it just increases as the sentence goes on and then resets. It seems exactly like what we do when we tra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Jacob Kimmel

It’s so funny: the way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he brain works is just by trying to first-principles-engineer intelligence in AI. Then it just happens to be the case that each one of these things has a neural correlate.

3. Viral vectors and other delivery mechanisms

Dwarkesh Patel

If you’re right that transcription factors are the modality evolution has used to have complex phenotypic effects and optimize for different things, this is a two-part question. One, why haven’t pathogens, which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having complex phenotypic effects on your body, also utiliz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the way to fuck you over and steal your resources?

Two, we’ve been trying to design drugs for centuries. Why aren’t all the big drugs, the top-selling drugs, ones that just modulat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hy don’t we have a million of these pills?

Jacob Kimmel

I’ll try and take those in stride. They’re pretty different answers. The first answer is that there are pathogens that utilize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part of their life cycle. A famous example of this is HIV.

HIV encodes a protein called Tat, and Tat actually activates NF-κB. HIV, to back up a little bit, is a retrovirus. It starts out as RNA, turns itself into DNA, and shoves itself into the genome of your CD4+ T cells. It needs this ornate machinery to actually control when it makes more HIV and when it goes latent, so it can hide and your immune system can’t clear it out.

This is why HIV is so pernicious. You can kill every single cell in the body that’s actively making HIV with a really good drug. But then a few of them that have lingered and hunkered down just turn back on. People call this the latent reservoir.

Dwarkesh Patel

Similar to hep B, right? Hep B and hep C can both do this sort of latent behavior.

Jacob Kimmel

HIV is probably the most pernicious of these. One way it does it is that this protein called Tat actually interacts with NF-κB. NF-κB is a master transcription factor within immune cells. Typically, if I’m going to horribly reduce what it does—and some immunologists can crucify me later—it increases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most cells. They become more likely to attack given pathogens around them, on the margin.

It’ll turn on NF-κB activity and then use that to drive its own transcription and its own life cycle. I can’t remember quite all the details of exactly how it works. But part of this circuitry is what allows it to go latent in some subset of cells where some of that upstream transcription-factor machinery in the host might be deactivated.

As long as the population of cells it’s infecting always has a few that are turning of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upstream that drive its own transcription, HIV is able to persist in this latent reservoir within human cells. It’s just 1 example offh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pathogens.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quite as much molecular detail in some of these. But they will interface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cell that eventually result in transcription-factor translocation to the nucleus and then transcription factors being active.

This actually segues a little bit to your second question on why there aren’t more medicines targeting TFs. In a way, many of our medicines, ultimately downstream, are leading to changes in TF activity, bu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directly target them due to their physical location within cells.

So we go several layers upstream. If you think about how a cell works in sensing its environment, it has many receptors on the surface. It has the ability to sense mechanical tension and things like this. Ultimately, most of what these signaling pathways lead to is to tell the cell, “Use some different genes than you’re using right now.”

That’s often what’s occurring.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transcription factors being some of the final effectors in these signaling cascades. A lot of the drugs we have, for instance, inhibit a particular cytokine that might bind a receptor, block that receptor directly, or hit a certain signaling pathway. Ultimately, the way that they’re exerting their effect is downstream of that signaling pathway: some transcription factor is either being turned on or not turned on.

You’re using different genes in the cell. We’re taking these crazy bank shots because we can’t hit the TFs directly. That begs the question: “Why can’t you just go after the TF directly?”

Traditionally, we use what are called small-molecule drugs, where they’re defined just by their size. The reason they have to be small is that they need to be small enough to wiggle through the membrane of a cell and get inside. Then you run into a challenge. If you want to actually stick a small molecule between 2 proteins that have a pretty big interface—meaning they’ve got big swaths on the side of them that all line up and form an interface with one another—then you would need a big molecule in order to inhibit that.

It turns out that a TF’s binding to DNA involves a pretty darn big surface. Small molecules aren’t great at disrupting that, and they’re certainly even worse at activating it. Small molecules can get all the way into the nucleus, but they can’t do much once they’re there. They’re just too small.

The other classic modalities we have are recombinant proteins. We make a protein like a hormone in a big vat. We grow it in some 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 extract it, and inject it into you. This is how, for instance, human insulin works that we make today.

Or you make antibodies produced by the immune system. These run around and find proteins that have a particular sequence, bind to them, and often just stop them from working by glomming a big thing onto the side. Those are too big to get through the cell membrane. Then they can’t actually get to a TF or do anything directly. So we take these bank shots.

What changes that today, and why I think it’s pretty exciting, is that we now have new nucleic-acid and genetic medicines where you can, for instance, deliver RNAs to a cell using tricks like lipid nanoparticles. You wrap them in a fat bubble. It looks like a cell membrane. It can fuse with a cell and put the mRNAs in the cytosol. You can make a copy of a transcription factor there, and then it translocates to the nucleus in the same way a natural one would and exerts its effect.

Likewise,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do this using things like viral vectors, but we’ve only very recently gotten the tools we need to start address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first-class targets,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m as some ancillary, third-order 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So the drugs we have can’t target them, but your claim is that a lot of drugs do work by binding to the things we can target, and those have some effect on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is brings us to questions about delivery, which is the next thing I want to ask you.

You mentioned lipid nanoparticles. This is what the COVID vaccines were made of. The ultimate question, if we’re going to work on de-aging, is this: Even if you identify the right transcription factor to de-age a cell, and even if they’re shared across cell types, or you figure out the right one for every single cell type, how do you get it to every single cell in the body? How do you deliver stuff? How do you get them in there?

Jacob Kimmel

There are many ways one could imagine solving it. I’ll narrow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Delivering nucleic acid is a pretty good first-order primitive. Ultimately, the genome is made of nucleic acids, and the RNAs that come out of it are nucleic acids. If you can get nucleic acid into a cell, you can drug pretty much anything in the genome effectively.

You can reduce this problem to asking, “How do I get nucleic acids wherever I want them, to any cell type, very specifically?” Today, there are 2 main modalities that people use, both of which have some downsides.

The first one that we’ve touched on already is lipid nanoparticles. These are basically fat bubbles. By default, they get taken up by tissues that take up fat, like the liver. They can be used like Trojan horses. They can release some arbitrary nucleic acid—usually RNA, maybe encoding your favorite genes, in our case, transcription factors—into the cell types of interest.

You can play with the fats, and you can also tie stuff onto the outside of the fat. You can attach part of an antibody, for example, to make it go to different cell types in the body. The field is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on being able to target various different cell types with lipid nanoparticles. Even if nothing else worked fo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companies like ours would have more than enough problems to solve with the cells that we can actually target.

Another prominent way people go after this is using viral vectors. The basic idea is that viruses had a lot of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very large population sizes. They’ve evolved to get into our cells. Maybe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m, even better than Trojan horses.

One type of virus people use a lot is called an AAV. Those AAVs carry DNA genomes. You can get genes—whole genes—into cells. They’ve got packaging-size limitations. You can think of it like a very small delivery truck, so you can’t put everything you want into it. They can go to certain cell types as well.

On top of where you actually get the nucleic acid to begin with, you can engineer the sequences a bit, and that allows you to add a NOT gate to it. You can make it turn off the nucleic acid in certain cell types, but you’re never going to use sequence engineering to get nucleic acid into cells where it wasn’t delivered in the first place.

You can start broad with your delivery vector and then use sequence to narrow down and make it more specific, bu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Both of those methods are super promising. If nothing else emerged for decades, we’d still have tons and tons of problems as a therapeutic development community to solve, even using just those.

I have one very controversial opinion, which people can roast me for later.

Dwarkesh Patel

You have just one? You’re trying to solve aging and you have only one?

Jacob Kimmel

I have many controversial opinions. One of them is that both of these, probably in the limit, will not be the way that we’re delivering medicines in the year 2100.

If you think about viral vectors, no matter what, they’re always going to have some amount of immunogenicity. You’re always going to have your immune system trying to fight them off. You can play tricks and try to cloak them, but they’re always going to have some toxicity risk.

They also don’t go everywhere. It’s not that we have examples of a single viral species that infects every cell type in the body and we just need to engineer it to make it safe. We would also have to engineer the virus to go to new cell types.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here.

LNPs likewise have some problems. They can go to tons of cell types. That’s largely what we’re working on. We’re super excited about it, but there are some physical constraints.

They just have a certain size. They have to get from your bloodstream out of your bloodstream toward a given target cell, and they have to not fuse with any of the other cells along the way. There’s a whole gamut they have to run.

Ultimately, we’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solve delivery the way that our own genome solved delivery. We have the same problem that arose during evolution: How do I patrol the body, find arbitrary signal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n deliver some important cargo there when some set of events happens? How do I find a specific place and, only near those cell types, release my cargo?

The problem was solved by the immune system. We have cell types in our body, T cells and B cells, which are effectively engineered by evolution to run around and invade whatever tissues they need to. They can climb almost anywhere in the body. There’s almost nowhere they can’t get access to.

Once they sense a particular set of signals—and they've got very ornate circuitry to do this—they run an AND-gate logic and can release a specified payload. Right now, the way our genome sets them up, the payload they release is largely either enzymes that will kill some cell that they're targeting or kill some pathogen, or signal flares that call in other parts of the immune system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s super cool.

But you can think about it as a modular system that evolution's already gifted us. We've got some signal and environmental recognition systems so we can find particular areas of the body that we want to find. Then we have some sort of payload delivery system. I can deliver some arbitrary set of things. I imagine if we were to Rip Van Winkle ourselves into 2100 and wake up, the way we will be delivering these nucleic acid payloads is actually by engineering cells to do it, to perform this very ornate function.

Those cells might actually live with you. You probably will get engrafted with them, and they might persist with you for many years. They deliver the medicine only when the environment within your body actually dictates that you need it. You actually won't be seeing a physician every time this medicine is active. Rather, you'll have a more ornate, responsive circuit.

The other exciting thing about cells is that they're big and they have big genomes. You actually have a large palette to encode complex infrastructure and complex circuitry. You don't need to limit yourself to the very small RNAs you can get in that might encode a gene or 2, or, in our case, a few transcription factors. You don't have to limit yourself to this tiny AAV genome that's only a few kilobases. You've got billions of base pairs to play with in terms of encoding all your logic.

So I think that's ultimately how delivery will get solved. We've got many, many stepping stones along the way. But if I could clone myself and work on an even riskier endeavor, that's probably what I would do.

Dwarkesh Patel

In a way, we treat cancer this way with CAR-T therapy, right? We take the T cells out and then we tell them to go find a cancer with this receptor and kill it. Is the reason that works that the cancer cells we're trying to target are also free-floating in the blood? Is that what it targets? Could this deliver to literally every single cell in the body?

Jacob Kimmel

Not literally every single cell. I'll asterisk it there. For example, T cells don't go into your brain. They can, but it's generally a pathology when they get in there. It's not literally every cell, but almost every cell in your body is surveilled by the immune system.

There are very, very few what we call immune-privileged compartments in your body. It's things like the joints of your knees and your shoulders, your eyeball, and your brain. There might be a couple of others. The ear probably falls into that category.

A funny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is is that all the gene-therapy people using viruses want to deliver to the immune-privileged compartments because their drugs are immunogenic, and they're limited to a very, very small set of diseases. In a way, it's like the shadow of all the diseases you can't address with viruses is what you can address with cells. Given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m, you can probably cover the entire body. They can't literally go everywhere. But your analogy to the CAR-T work is very apt as well.

You can think about that two-component system. I've got some detection mechanism for the environment I want to sense to perform some function, and then I have some sort of payload that I deliver. CAR-Ts engineer the first of those and leave the second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immune system does. They engineer the cells to recognize this other antigen that you wouldn't usually target, some protein on the surface of a cell, for instance, and then deliver the payload you would usually deliver if it was infected by a virus or if you saw that it was foreign in some way.

Whereas cancer cells usually don't actually look that foreign, most of their genes are the same genes that are in your normal genome, and that's why it's hard for the immune system to surveil them.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It's funny that whenever we're trying to cure infectious diseases, we just have to deal with, “Fuck, viruses have been evolving for billions of years with our oldest common ancestor, and they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and it's so hard.” Then whenever we'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else, we're like, “Fuck, the immune system has been evolving for billions of years, and it knows what it's doing, and how do we get past it?”

The Red Queen race is quite sophisticated. If you want to just throw a new tool into biology, you somehow have to get around one side of that equ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it's somewhere between impossible and very far away, but it's necessary for fully curing aging, does that mean that in the short run,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we'll have some parts of our body which will have these amazing therapies, and then other parts which will just be stuck the way they are?

You mentioned hepatocytes are some of the cells that you're able to actually study in or deliver to. These are our liver cells. So you're saying, “Look, I can get drunk as much as I want and it's not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my long-run liver health because then you'll just inject me with this therapy.” But for the rest of my body, it's going to age as normal? What i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delivery seems to be lagging much behind your understanding of aging?

Jacob Kimmel

Just to give the delivery folks credit, they're currently ahead. There are currently no reprogramming medicines for aging, and there are medicines that deliver nucleic acids. They're still winning the race against us right now, but to your point, I hope the lines cross. I hope we outcompete them.

Even if you were able to only target some subsets of cells, it's not that you would see this strange, Frankensteinian benefit in health in some aspects and lack of benefit entirely in others. What we've found across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s that the body's an incredibly interconnected, complex system. If you're able to rescue function even in one cell type in one tissue, you often have knock-on benefits in many places that you didn't initially anticipate.

One way we can get examples of this is through transplant experiments. Both in bone marrow and in liver, for example, we have fairly common transplant procedures that occur in humans. We can compare old humans who get livers from young people or old people and ask a pretty controlled question: What occurs as a function of just having a young liver?

Is it that, for example, you can eat a lot of fatty food and drink a lot and be fine? Or is it that you see broader benefits? The latter seems to be true. They have reduced risk of several other diseases and overall better survival as a function of having a younger liver than they do for an older one.

That suggests that, because these tissues are so interconnected, many of these organs, like the liver and your adipose tissue, are endocrine organs. They're also sending out signals to many other places in your body, helping coordinate your health across multiple tissue systems. Even just one tissue can benefit other tissue systems in y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HSCs are another example. These are mostly examples taken from a wonderful book by Frederick Appelbaum, who trained with Don Thomas, the physician who invented human bone marrow transplants. There are many circumstances where patients got a bone marrow transplant and actually cured another disease they had as a result—maybe unanticipated—where it's even just the replacement of this one special cell type, HSCs, that has knock-on effects throughout the body.

There were symptoms of these diseases that presented in myriad ways throughout their system, but ultimately, their root cause was even just a single cell. There are counterexamples as well, where you can go into animals and break even just one gene in one specific subset of T cells. You can break a gene in there that encodes for a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their mitochondria called TFAM, and you dramatically shorten the lifespan of mice. One gene in one special type of T cells can give you that type of pathology. So it implies the inverse may also exist.

Dwarkesh Patel

Is this related to why Ozempic has so many downstream positive effects that seem even not totally related to its effects just on making you leaner?

Jacob Kimmel

I think it's one example.

Jacob Kimmel

It is a hormone, and your endocrine system coordinates a lot of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your tissues. I don't think the story is fully written yet on exactly why GLP-1 and GIP, broadly incretin mimetic medicines like Ozempic, have so many knock-on benefits, but they're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phenomenon. If someone told you, "I'm going to find a single molecule, and I'm going to drug it, and it's not only going to have benefits for weight loss but also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lso possibly for addictive behavior, and maybe even preventing neurodegeneration," you would have told them they were crazy.

Yet, just by acting on the small number of cells in your body that are receiving this signal, the interplay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ose cells and the rest of your body seems to have many of these knock-on benefits. It's just one existence proof that very small numbers of cells in your body can have health benefits everywhere.

Even if cellular delivery does not emerge by 2100, as I imagine it will, I still think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ability to add decades of healthy life to individuals by reprogramming the age of individual cell types and individual tissues.

Dwarkesh Patel

How big will the payload have to be? How many transcription factors?

Jacob Kimmel

I think it's just a countable number. Some of those that we've found today that have efficacy are somewhere between 1 and 5. That's a small enough number that you can encapsulate it in current mRNA medicines. Already in the clinic today, there are medicines that deliver many different genes as RNA.

There are medicines where, for instance, it's a vaccine, a combination of flu and COVID proteins, and they're delivering 20 different unique transcripts all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think about that already as a medicine that's being injected into people in trials, the idea of delivering just a few transcription factors is seemingly quotidian. Thankfully, I don't think we'll be limited by the size of the payloads that one can deliver.

One other really cool thing about transcription factors is that the endogenous biology is very favorable for drug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your genome relative to other genes is incredibly low.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rank-ordered list of what the most frequently expressed genes in the genome are, by the count of how many mRNAs are in the cell, transcription factors are near the bottom.

That means you don't actually need to get that many copies of a transcription factor into a cell in order to have benefits. What we've seen so far, and what I imagine will continue to play out, is that even fairly low doses of these medicines, which are well within the realm of what folks have been tak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re able to induce really strong efficacy. We're hopeful that not only will the actual size of the payload, in terms of number of base pairs, not be limiting, but the dose shouldn't be limiting either.

Dwarkesh Patel

Would it have to be a chronic treatment, or could it just be a one-time dose?

Jacob Kimmel

In principle, it could be one time. I think that would be an overstatement for today. I can talk you through the evidence, from first principles back to the reality of what's the hardest thing we have in hand.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is basically how the cell types in our bodies right now are able to adopt the identities that they have. The existence proof that those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events can last decades is that my tongue doesn't spontaneously turn into a kidney. These epigenetic marks can persist for decades throughout a human life, or hundreds of years if you want to take the example of a bowhead whale, which uses the same mechanism.

We also know that with very targeted edits, other groups have done this—folks like Luke Gilbert, now at the Arc Institute, who I think of as one of the great unsung scientists of our time. They have been able to make a targeted edit in a single locus and then show that you can actually make cells divide 400-plus times over multiple years in an incubator in the lab. Imagine a hothouse where you're just trying as hard as you can to break this mark down, and it can actually persist for many years.

Other companies have actually now dosed some editors similar to the ones that Luke developed in his lab in monkeys and shown they last at least a couple of years. In principle, the upper bound here is really long. You could potentially have one dose and it lasts a very long time, potentially decades, as long as it took you to age the first time, maybe.

We don't have data like that today. I don't want to overstate. We do have data that these positive effects can last several weeks after a dose. You could imagine, even without many leaps of faith up toward this upper-bound limit of what's possible just from the data we have in hand now, that you could get doses every month or every few months and actually have really dramatic benefits that persist over time, rather than needing to get an IV every day, which might not be tractable.

4. Synthet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Dwarkesh Patel

We've got 1,600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the human genome. Is it worth looking at nonhuman TFs and seeing what effects they might have, or are they unlikely to be the right search space?

Jacob Kimmel

I think it's less likely. I think you have a prior that evolution has given you a reasonable basis set for navigating the states that human cells might want to occupy. In our case, we know that the state we're trying to access is encoded by some combination of these TFs. It does arise in development, obviously. We're trying to make an old cell look young, not look like some Frankenstein cell that'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That said, we don't have any guarantees that the way aging progresses is by following the same basis set of these transcription-factor programs in the genome that are encoded during development.

Dwarkesh Patel

I don't think it's unreasonable to ask, "Would your eventual ideal reprogramming medicine necessarily be a composition of the natural TFs, or would it include something like TFs from other organisms, as you posit, or even entirely synthet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well?" Things like Super-SOX.

Jacob Kimmel

Super-SOX is a particular publication from Sergiy Velychko where they mutated the SOX2 gene and made more efficient iPSC reprogramming. They could take somatic cells and turn them into pluripotent stem cells more effectively than you could with just the canonical Yamanaka factors, which are Oct-4, Sox2, KLF4, and Myc.

iPSC reprogramming never happens in nature, so there's no reason to necessarily believe that the natural TFs are optimal. So even really simple optimizations, like just mutagenizing one of the 4 Yamanaka factors we already know about or swapping some domains between a few TFs, seem to improve things dramatically.

I think that's a pretty good signal that actually there's a lot of gradient to climb here and that potentially, for us, the end-state products we're developing in 2100 are more like synthetic genes that have never existed, rather than just compositions of the natural set.

Dwarkesh Patel

What about the effects of aging? Your skin starts to sag because of the effects of gravity over the course of decades. Is that a cellular process? How would some cellular therapy deal with that?

Jacob Kimmel

The best evidence is that it's probably not cellular. The reason your skin sags is there's a protein in your skin called elastin, which does exactly what you'd think it would based on the name. It keeps your skin elastic-y, like a waistband, and holds it to your face.

You have these big, polymerized fibers of elastin in your face. As far as we understand it, you only polymerize it and form a long fiber during development. The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 make the individual units of the polymer, but for reasons no one, as far as I can tell, understands, they fail to polymerize. You can't make new long cords to hold your skin up to your face.

So the eventual solution for something like that is likely that you need to program cells to states that are extra-physiological. There might not be a cell in your body—it's not just that a young skin cell from a 20-year-old is better at making these fibers. As far as we can tell, they don't.

But you could probably program a cell to be able to reinvigorate that polymerization process, to run along the fiber and repair it in places where it's damaged. Obviously, these things get made during development, so it's totally physically feasible for this to occur. Maybe there's even a developmental state which would be sufficient to achieve this.

Jacob Kimmel

I don't think anyone knows. But that would be the kind of state that one might have to engineer de novo, even if our genome doesn't necessarily encode for it explicitly.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Okay, what is Eroom's Law?

5. Can virtual cells break Eroom's Law?

Jacob Kimmel

Eroom's Law is a funny portmanteau created by a friend of mine, Jack Scannell. He inverted the notion of Moore's Law, which is the doubling of compute density on silicon chips every few years. Moore's Law has graciously given us massive increases in compute performance over several decades.

Eroom's Law is the inverse of that. In biopharma, what we're actually seeing is that there's a very consistent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molecular entities—new medicines that we're able to invent—per billion dollars invested. This trend actually starts way back in the 1950s and persists through many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long the way. It seems to be an incredibly consistent feature of trying to make new medicines.

Dwarkesh Patel

In a weird way, Eroom's Law is actually very similar to the scaling laws you have in ML, where you have this very consistent logarithmic relationship. You throw in more inputs and you get consistently diminishing outputs. The difference, of course, is that this trend in ML has been used to raise exponentially more investment and to drive more hype towards AI. Whereas in biotech, modulo NewLimit's new round, it has driven down valuations, driven down excitement and energy.

With AI, at least you can internalize the extra cost and the extra benefits because there's this general-purpose model you're training. This year you spend $100 million training a model, next year $1 billion, the year after that, $10 billion. But it's one general-purpose model, unlike, "We made money on this drug, and now we're going to use that money to invest in 10 different drugs in 10 different bespoke ways."

I was gearing up to ask you: What would a general-purpose platform—where even if you had diminishing returns, at least you can have this less bespoke way of designing drugs—look like for biotech?

Jacob Kimmel

I'm going to slightly dodge your question first to maybe analyze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you highlighted. You have these 2 phenomena: ML scaling and then scaling in terms of the cost for new drug discovery. Why is it that the patterns of investment have been so different?

There are probably 2 key features that might explain this difference. One is that the returns to the scaled output in the case of ML actually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super-exponentially. If you actually reach AGI, it's going to be a much larger value than just even a few logs back on the performance curve that people are following.

Whereas in the life sciences thus far, each of those products we're genera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out on the Eroom's Law curve as time moves forward haven't necessarily scaled in their potential revenue and their potential returns quite so much. You're seeing these increased costs not counterbalanced by increased ROI.

The other piece of it that you highlighted is that it's unlike building a general model where, potentially, by making larger investments, you can be able to solve a broader addressable market, moving from solving very narrow tasks to eventually replacing large fractions of white-collar intelligence.

In biotech, when you're traditionally able to develop a medicine in a given indication—"I was able to treat disease X"—it doesn't necessarily engender you to be able to then treat disease Y more readily. Typically, where these biotech firms in general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unique expertise is on making molecules to target particular genes: "I'm really good at making a molecule that intervenes on gene X or gene Y."

It turns out that the ability to make those molecules more rapidly isn't actually reducing the largest risk in the process. This means that the ability to go from 1 or 2 outputs one year to then 4 the next is much more limited.

This brings us then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general model would be in biology. I think it reduces down to: How do you actually imbue those 2 properties that create the ML scaling-law curve of hope and bring those over to biology so that you can take the Eroom's Law curve and potentially give it the same sort of potential beneficial spin?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is you could imagine. But I'll address the first point: How do you get to a place where you're actually able to generate more revenue per medicine so that, potentially, the outputs you're generating are more valuable, even if each output might cost a bit more?

Traditionally, when we've developed medicines, we go after fairly narrow indications, meaning diseases that fairly small numbers of people get. That's actually increased, in terms of the narrow scope of what medicines are addressing, as we've gone forward in time.

This is sort of an ironic situation where we've gone from addressing pretty broad categories of disease, like infectious disease, to narrower and narrower genetically defined diseases that have small patient populations. Because these only affect a few people—if you think about the value function of a medicine as how many years of healthy life it gives how many people—if the "how many people" is pretty small, it just really bounds the amount of value you're able to generate.

You need to then be able to find medicines that treat most people. All of us will one day get sick and die. So, arguably, the TAM for any really successful medicine could be everybody on planet Earth.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be able to route toward medicines that address these very large populations.

The second piece then is: How do we actually build models that enable us to take the success in one medicine we've developed and lead that to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n the next medicine? Traditionally, we haven't been able to do that.

Maybe you're better at making an antibody for gene Y because you made one for gene X 5 years ago. But it turns out making an antibody isn't really the hard part of drug discovery. Figuring out what to make an antibody to target is the hard thing about drug discovery. What gene do I intervene upon in order to actually treat a disease in a given patient? Most of the time, we just don't know.

That's why, even if a given drug firm becomes very good at making antibodies to gene X and they have a successful approval, when they then go to treat disease Y, they don't necessarily know what gene to go after. Most of the risk is not in how to make an antibody to treat my particular target; it's in figuring out what to target in the first place.

Dwarkesh Patel

I'm not sure how to understand this claim that we know how to engage with the right hook; we just don't know what that hook is supposed to do in the body. I don't know if that's the way you describe it.

Another claim that I've seen is that with small molecules, we have this Goldilocks problem. They have to be small enough to percolate through the body and through cell walls, etc., but big enough to interfere with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that transcription factors might have. There, it seems like getting the hook is the big problem.

Jacob Kimmel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f we bound ourselves to, "We must use small molecules as our modality," then there are lots of targets which are very difficult to drug. There are many other modalities by which you can drug some of these genes.

I would say—I don't have a formal way of explaining this—if you were to write out a list of well-known targets that many, many folks would agree are the correct genes to go after and to try and inhibit or activate in order to treat a given set of diseases, and the only reason we don't have medicines is that we can't figure out a trick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rug them, it's a fairly small list. It would probably fit on a single page.

Whereas the number of possible indications that one could go after, and the number of possible genes that one could intervene upon—especially when you consider their combinations—is astronomical.

The experiment you could run here is if you lock 10 really smart drug developers in a room. You tell them to write down some incredibly high-conviction target-disease pairs where they're sure that if they modulate this biology, these patients are going to benefit. All they need is some molecular hook, as you put it, in order to do this.

It's a relatively short list. What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s anything approximating the panoply of human pathologies that develop. You can actually look for this. There are some existence proofs you can look for out in the universe.

If the only problem was that we didn't have the ability to drug something using current therapeutics that we can put in humans, we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treat it in the best animal models of that disease because we can use things like transgenic systems. You can go in and you can engineer the genome of that animal.

This gives you all sorts of superpowers that you don't have in patients, but allow you to, for instance, turn on arbitrarily complex groups of genes in arbitrarily specific or broad groups of cells in the organism, at any time you want, at any dose you want in the animal. For the majority of pathologies, we just don't have many of those examples.

Dwarkesh Patel

What is the answer to: What is the general-purpose thing where every marginal discovery increases the odds you make the next discovery?

Jacob Kimmel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one might approach this problem.

Jacob Kimmel

The most common today—this is often what people are describing when they talk about a virtual cell—is a very nebulous idea, sometimes numinous, if you'll let me describe it in that way as well. Concretely, what most people are trying to do is measure some number of molecules, or phenotypic readouts like the morphology of a cell, and then perturb it many times: turn some genes on, turn some genes off, and measure how that molecular or morphological state changes.

The notion is that there's a lot of mutual information in biology. If I measure something—most commonly, all the genes the cell is using at a given moment, which you can get by RNA sequencing—I get a decent enough picture of most of the other complexity going on. I can take a bunch of healthy cells and a bunch of cells that are in a diseased or aged state.

I'm then able to compare those profiles and say, “Okay, my diseased cells use these genes; my healthy cells use these. Are there any interventions that I'm able to find experimentally in the lab that shift one toward the other?”

The hope would be that, because you'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scan combinatorially all the possible groups of genes, you can use this approach to make it concrete. There's something like 20,000 genes in the genome. You can then choose however many genes in your combination you want. It's not crazy to think of hundreds at a time.

That's what transcription factors control. That's how development works. So the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is truly astronomical. You just can't test it all.

The hope would be that by doing some sparse sampling of those pairs—what your inputs are, here's what the cell looked like beforehand, and here's the particular genes I perturbed—you have some measurement of the state that the cell resulted in. Here's which genes went up, and here's which went down.

Once I've trained a model to predict the output cell state from the perturbations, you can start to ask what would happen for some arbitrary combinations of genes. Now, in silico, I can search all the possible things that one might do and potentially discover targets that take my diseased cells back to something like healthy cells.

So that's another version of what an all-encompassing model would look like, where you actually have compounding returns in drug discovery.

Dwarkesh Patel

You basically described one of the models you guys are working on at NewLimit. You're training this model based on this data, where you're taking the entire transcriptome and just labeling it based on how old that cell actually is. If you've got all this data you're collecting on how different perturbations are having different phenotypic effects on a cell, why only record whether that effect correlates with more or less aging?

Why can't you also label it with all the other effects that we might eventually care about and eventually get the full virtual cell? That's a more general-purpose model, not just the one that predicts whether a cell looks old or not.

Jacob Kimmel

Absolutely. We actually do both today. We can train these models where the inputs are a notion of what that cell looked like at the starting place—here's what a generic old cell looked like—and the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emselves. We derive those from protein foundation models. They're language models trained on protein sequences. It turns out that gives you a really good base-level understanding of biology. The model is starting from a pretty smart place.

Then you can predict a number of different targets from some learned embedding, the same way you could have multiple heads on a language model. One of those for us is actually just predicting every gene the cell is expressing. Can I just recapitulate the entire state and guess what effect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ill have on every given gene?

You can think about that as an objective rather than a value judgment on the cell. I'm not asking whether or not I want this particular transcriptome. I'm just asking what it will look like.

Then we also have something more like value judgments. I believe that that transcriptome looks like a younger cell. I'm going to select on that and train a head to predict it, where I can denoise across genes and then select for younger cells.

But you could do that for an arbitrary number of additional heads. What are some other states you might want? Do I want to polarize T cells to a less inflammatory state in somebody with an autoimmune disease? Do I want to make liver cells more functional in a patient who's suffering from certain types of metabolic syndrome, maybe even orthogonal to the way that they age?

Do I want to go in and change the way a neuron is functioning to a different state to treat a particular type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hese are all questions you can ask. They're not the ones we're going after, but that is the more general, broader vision.

Dwarkesh Patel

This is so similar to, in LLMs, how you first have imitation learning with pretraining that builds a general-purpos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Then you do RL about a particular objective in math or coding or whatever that you care about.

You are describing an extremely similar procedure, where first you just learn to predict perturbations in genes to broad effects on the cell. That's the pretraining, just learning how cells work. Then there's another, afterward, layer of these value judgments: “How would we have to perturb it to have effect X?”

That actually seems very similar to, “How do we get the base model to answer this math problem or answer this coding problem?” I don't know if people usually put it this way, but it actually just seems extremely similar. That makes me more optimistic on this. LLMs work and RL works.

Jacob Kimmel

Yeah, they do. I think the conceptual analogy is very apt. We don't actually use RL at the moment, so I don't want to overstate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we've got. But I think the general problem reduces down in a similar way.

You can think about your earlier question of what the general model looks like that enables you to actually have compounding returns in drug discovery. You might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base model, which, as you said, just predicts this objective function: “How are these perturbations hitting these targets going to change which genes are turned on and off in this cell?”

Then there's an entirely other task, which is, well, which genes do you want to turn on and off? What state do I want the cell to adopt?

Our lens on that is that across many different diseases people have, age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how they're going to progress and whether that disease arises. In many, many circumstances, you have evidence in humans where you can say, “Ah, if I could make the cell younger, maybe that's not a perfect fix, but that's going to dramatically benefit not only patients who have a diagnosed disease, but it might actually help most of us stay healthier longer, even subclinically, before anyone would formally say that we're sick.”

Now, that's another more general function. The same way that in LLMs you might have to create these particular RLHF environments, you need to have places where you can state a value function for the particular task that you're trying to optimize for.

In drug discovery, you would then need to know, “Well, what are the cell states I want to engineer for?” That's kind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hat a target might be. Beyond just which genes do I want to move up and down, and which gene perturbations do I put in, you then need to know: what cell state am I engineering for? What do I want this T cell to do?

Dwarkesh Patel

You’ll have a bunch of labelers in Nigeria clicking different pictures of cells. Like, “Oh, this one looks young. This one looks old. This one looks really great. I love that one.”

Jacob Kimmel

Potentially. Potentially. It's more like developmental biologists locked in a room, as my friend Cole Trapnell would say.

Dwarkesh Patel

What you're describing seems quite similar to Perturb-seq. I don't know when it was done. What year was it?

Jacob Kimmel

There were 3 papers almost simultaneously in 2016.

Dwarkesh Patel

Okay, so almost a decade. We're still waiting, I guess, for the big breakthroughs it's supposed to cause. This is the same procedure, so why is this going to have an effect? Why has this taken so long?

Jacob Kimmel

Good question. The original procedure was created by a bunch of brilliant folks. There was a group in Ido Amit's lab at the Weizmann Institute, Aviv Regev's lab at the Broad, where Atray Dixit, a friend of mine, helped work on this, and then Jonathan Weissman's lab at UCSF, where Britt Adamson did a lot of the early work.

They all constructed this idea where you can go in and label a perturbation that you're delivering to a cell.

This is typically a transgenic perturbation, meaning you're integrating some new gene into the genome of a cell. That turns another gene on or off. They used CRISPR, bu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do it, and the concept is pretty general. Then you attach to that new transgene—that new gene you put into the genome of the cell—some barcode that you can read out by DNA sequencing.

Now, when you rip the cells open, you're able to not only measure every gene they're using, but you also sequence these barcodes, and you know which genes you turned on and which are off. You can then start to ask questions like, “Well, I've turned on genes A, B, and C. What did it do to the rest of the cell?” That's the general premise of the technology.

It's useful to set that up because it explains why this didn't all happen earlier. The actual readout—ripping the cells open and sequencing them—used to be pretty bad, and it used to be really expensive. It's gotten much better over time. The metric people often think about here is cost per cell to sequence.

It used to be measured in dollars, and now it's measured in cents, down to fractions of cents, because that cost curve has improved dramatically. The cost of sequencing has likewise come down. So even beyond the actual reagents necessary to rip the cell open and turn its mRNAs into cDNAs that are ready for the sequencer, now the sequencer is cheaper.

The other piece is actually getting these genes in and then figuring out which ones are there. It started out pretty bad. When we started with this technology, it was a beautiful proof of concept, but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tell you it was 100% ready for prime time. When you sequenced a cell, only about 50% of the time could you even tell which perturbation you put in.

Sometimes you just wouldn't detect the barcode, and you'd have to throw the cell away. Or you'd detect the wrong barcode, and now you've mislabeled your data point. This might sound like a trivial technical piece, but imagine you're running this experiment the old-fashioned way. You test different groups of genes in different test tubes on a bench.

Now imagine you hired someone who labels every other tube wrong. When you then collect data from your experiment, you basically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because you've just randomized all your data labels. You wouldn't do much science. You wouldn't get very far that way.

A lot of those technologies have improved to the point where you had a number of processes that were pretty inefficient, and you multiplied a lot of these things together and ended up with a very small number of successful cells you could actually sequence. They've all improved to the degree where now you can actually operate at scale.

Groups like ours have had to do a bunch of work in order to actually enable combinatorial perturbations—turning on more than just 1 gene at a time—which, it turns out, is much, much harder for the same reason we were just alluding to. Imagine you're having trouble figuring out which 1 gene you put in this cell and turned on or off. Now imagine you have to do that 5 times correctly in a row.

If you start out with the original performance, where you could detect roughly 50% of them, then the fraction of cells that would be correctly labeled is like 1/2^n,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genes you're trying to detect. Very quickly, more of your data is mislabeled than is labeled. There's lots of technical reasons like this that have gotten worked out over time.

Only now are we really able to scale up, where we're able to run experiments involving millions of cells in just a single day at, for instance, a small company like NewLimit. There was a point even just 6 or 7 years ago where the companies that made these reagents were publishing the very first million-cell data set just as a proof of concept, and only they could do it as the constructors of the technology. Now 2 scientists in our labs can generate that in an afternoon.

Dwarkesh Patel

If it actually is the case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way LLM dynamics work, then once this technology is mature and you get the GPT-3 equivalent of the virtual cell, what you would expect to happen is you get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at least a couple, that are doing these cheap Perturb-seq-like experiments and building their own virtual cells. Then they're leasing this out to other people, who then have their own ideas about, “We want to see if we can come up with the labels for this particular thing we care about and test for that.”

What it seems like i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at least at NewLimit, you are like, “We know the end use case we're going after.” It would be as if Cursor in 2018 was like, “We're going to build our own LLM from scratch so that we can enable our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some foundation model company being like, “We don't care what you use it for; we're going to build this.”

Does that make sense? It seems like you're combining 2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tack. Because nobody else is doing the other layer, you're just doing both of them. I don't know to what extent this analogy maps on.

Jacob Kimmel

To play with the analogy a bit, imagine that you think about NewLimit as an LLM company. If I'm going to put us in the shoes of Cursor—which, oh, I so wish—imagine we're trying to, in 2018, create Cursor Tab, but we're not trying to create a full LLM.

I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cs to know if that would have been feasible, but it's a much more feasible problem than trying to create the most recent Cursor agent or compete with modern Claude Code. That's roughly the equivalent. The problem we're breaking off is a subset of the more general virtual cell problem.

We're trying to predict, “What do group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do to the age of very specific types of cells?” We only work on a few cell types at NewLimit because those are some of the only cell types today with which we believe we can get really effective delivery of medicines. We think they're just more important because we can act on them today.

If we solve the problem of what TFs to use, we can make a medicine pretty quickly. In a way, we're carving out a region of this massive parameter space and saying, “If we can learn the distribution of effects even just in this small region, it's going to be really effective for us, and we can make really amazing products, unlike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Over time, we can expand the corpus to predicting every possible gene perturbation in every possible cell type. I think that's maybe the way the analogy maps on, but it is true that we are vertically integrating here. We're generating our own data in a way that's proprietary.

We think we have a much, much larger data set for this particular regime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That enables us to build what we think are the best models. In many cases, what we found is that, unlike with LLMs, where a lot of the data that was necessary to build these was a common good—it was produced as a func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hared across everyone, and it's pretty common across all the domains everyone wants to use it for—this biological dat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magine we're in the early 1980s and we're just now thinking about trying to create some of the first web pages. That's the era we're in. We're going after and generating some of our own data in this very niche circumstance, building the very high-quality corpus, the Wikipedia that you might train your overly analogized LLM on, and then building the first products based on that and then expanding from there.

We think that's necessary because of where we are today. There isn't this Internet-like equivalent of data that everyone can go out and reap rewards from.

6. Economic models for pharma

Dwarkesh Patel

Interesting. This is more a question about the broader pharma industry rather than just NewLimit. In the future, how are people going to make money? With the GLP-1s, we've got peptides from China that are just a gray market that people can easily consume.

Presumably, with these future AI models, even if you have a patent on a molecule, finding an isomorphic molecule or an isomorphic treatment is relatively easy. If you do come up with these crazy treatments, and if pharma in general is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se crazy treatments, will they be able to make money?

Jacob Kimmel

The gray market piece, I'll put aside and say that’s IP enforcement at a geostrategic level that I'm not qualified to speak to. It comes down to IP enforcement, effectively. For that gray market piece, another reason that the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ill still continue to reap the majority of rewards here is that most of the pa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rovides most of the revenue for drug discovery in the world, goes through a payment system that is not just direct-to-consumer.

Jacob Kimmel

It goes through payers.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ither order a sketchy vial off of some website from some company in Shenzhen, or you can go through your doctor and get a prescription with a relatively low co-pay for Tirzepatide—the real thing—most patients will go for Tirzepatide. You and I probably live in a milieu of people who are much more comfortable with ordering the vials from Shenzhen than most people might be.

I don’t consider that to be a tremendous concern writ large. The broader point is, if you have medicines with very long-term durability, how do you reimburse them? If the benefits are very long term and accrue in the out-years, a challenge we have in the US system is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churns insurers every 3–4 years. That number fluctuates around, but that’s the right order of magnitude.

That means that if you had a medicine which dramatically reduced the cost of all other healthcare incidents, but it happened exactly 5 years after you got dosed with it, no insurer is technically economically incentivized to cover that.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of models here that can make sense. One is something called pay-for-performance, where rather than reimbursing all of the cost of the drug upfront, you reimburse it over time.

Say you get a medicine that just makes you generically healthier, and you can measure the reduced rates of heart attack, reduced rates of obesity, 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and you get this 1 dose and it lasts for 10 years. Each year, you would pay something like a tenth of the cost of the medicine, contingent on the idea that it was actually still working for you and you had some way of measuring that.

That’s a big challenge in this industry. How would you demonstrate that any 1 of these medicines is still working for the patient? In the few examples we have today, these are things like gene therapies, where you can just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gene and it’s like, “Okay, the drug is still there.” It gets more complicated when you have some of these longer-term net benefits.

The idea would be that then each insurer is incentivized to just pay for the time of coverage that you’re on their plan. We already have a framework for this post-Affordable Care Act in the US, where pre-existing conditions no longer really exist. Patients are able to freely move between payers, and you could sort of treat the presence of 1 of these therapeutics lowering this patient’s overall healthcare costs the same way we treat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system is still overall figuring out. What I’m saying here is 1 hypothesis about what the future might look like, but there are alternative clever approaches people might think about for reimbursement.

Dwarkesh Patel

I think over time we’re going to move more toward a direct-to-consumer model for many of these medicines which preserve and promote health, rather than just fixing disease. You’re seeing what are really som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examples of this right now from Lilly around the incretin mimetics, where they actually launched LillyDirect.

For the first time, rather than going to a pharmacy, which interacts with a PBM, which interacts with your primary care physician, you can get a prescription from your doctor, go straight to Lilly—the source of the good stuff—and you’re able to order high-quality drugs from them and not involve some intermediary compounder in the middle that might not even make your molecules properly.

As these medicines develop that have actual consumer demand—because you feel it in your daily life and you’re actually seeing a benefit from it, it’s not just something that your physician is trying to get you to take—that model will start to dominate. That means that this payment-over-time for some of these long-term benefits might be able to be abstracted away from our current payer system, where it churns every few years. A payment-over-time plan, the same way we finance other large purchases in life, seems very feasible.

The reason I’m interested in this is that healthcare is already 20% of GDP. It’s grown by notable percentag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is is a fraction that is quickly growing.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is is going toward administering treatment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invented. That’s good, but nowhere near as good as spending this enormous sum of resources toward coming up with new treatments that in the future will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that will have these ailments.

One question is: If we’re going to spend 20% of GDP on healthcare, it should at least go toward coming up with new treatments rather than just paying nurses and doctors to keep administering stuff that kind of works now.

Two, if the cost of drugs, at le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yer, ends up being that you need a doctor to give you some scan before he can write you a prescription, and then they need to administer it and make sure that you’re doing okay, etc., even if for you to manufacture this therapy it might cost tens of dollars per patient, for the healthcare system overall, it might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per patient. I’m curious if you agree with those orders of magnitude.

Jacob Kimmel

I think that’s correct. I think the stat is something like drugs are roughly 7% of healthcare spend. I could be a little bit wrong on that, but the order of magnitude is right.

Dwarkesh Patel

Basically, even if we invent de-aging technology—or especially if we invent de-aging technology—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the way it will net out in the fraction of GDP that we have to spend on healthcare? Will that increase because everybody’s lining up at the doctor’s office to get a prescription and you’ve got to go into the clinic every week? Or will that decrease because the other downstream ailments from aging aren’t coming about?

Jacob Kimmel

I think the latter is much more likely to be the case. Here are some quick heuristic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healthcare costs so much in the US. One of them is something like Baumol’s cost disease, which is very unrelated to pharmaceutical discoveries but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have to solve in the system. Part of it’s the disintermediation of the actual customer and the actual provider. These are things that biotech probably isn’t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as an industry alone. That’s probably a larger economic problem.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how this will affect the total amount of healthcare that will need to be delivered, if you have more of these medicines for everyone—medicines that keep you healthier longer rather than medicines that only fix a problem once you’re already very sick—I think you actually avoid a lot of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on costs. It’s not just administration like admins at hospitals, but the cost of administering existing medicines and therapies to you. That’s going down.

One stat on why I think that’s true: Something like a third of all Medicare costs are spent in the final year of life, which is shocking w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on Medicare is probably a decade-plus covered by it. There’s an incredible concentration of the actual expenses once someone is already terribly sick.

Helping prevent you from ever having to access the intensive healthcare system—something like an inpatient hospital visit—if you can prevent even just a couple of those visits over a long period of someone’s life with a medicine like an incretin mimetic, like a reprogramming medicine that keeps your liver and your immune system younger, on net, that actually starts to drive healthcare spend down because you’re shifting some of that burden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to the pharmaceutical system.

The pharmaceutical system is the only piece of healthcare where technology has made us more efficient. As drugs go generic, the cost of administering a given unit of healthcare is going down. The grand social contract is that they eventually go generic. That’s the way our current IP system works.

So if you were to get the question, “When would you like to be born as a patient?” you always want to be born as close to today as possible. Because for a given unit in terms of pharmaceuticals, for a given dollar unit of expense, you can access more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today than has ever been possible in history, even as healthcare costs everywhere else in the system have shot up.

Pharmaceuticals are the 1 place where, because of the mechanism of things going generic and the fact that our old medicines continue to work and persist over time, you’re able to get more benefit per dollar.

Dwarkesh Patel

Okay, final question.

Pharma is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per new drug it comes up with. Surely they have noticed that the lack of some general platform or some general model has made it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come up with new drugs. You say Perturb-seq has existed since 2016. As far as you can tell, you have the largest amount of that kind of data that would feed into a general-purpose model.

What is the traditional pharma industry on the other coast up to? If I went to the head of R&D at Eli Lilly or Pfizer or something, do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some different idea of the platform that needs to be built, or are they like, “No, we’re all in on the bespoke game—bespoke for each drug?”

Jacob Kimmel

I’ll just correct one thing to make sure I’m not overstating. We have way more data for the limited subproblem we’re tackling, which is overexpressing TFs in combinations. We have way more data than anyone, full stop, there. But even more specifically, I feel very, very confident we have more data than anyone looking at trying to reprogram a cell’s age. That’s where we’re way larger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n we think about just general single-cell perturbation data of various flavors, there are other groups that have very large data sets as well. We’re still differentiated because we do everything in human cells with the right number of chromosomes, whereas it’s very common to do things in cancer cell lines that have 200 chromosomes. Is that human? I don’t know. It depends on how you actually quantify these things.

So then, if you’re going to go ask the leaders of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firms, “Are you trying to build a general model?” I think some of them have in-house AI innovation teams that are working on this. There are really smart people there. But as a general trend, you can think about some of the modern pharmas a bit like venture capital firms.

They’ve over time externalized a lot of their R&D. They often have divisions of external innovation, which you can think of as the corporate development version of venture capital. They work with the biotech ecosystem to have a number of smaller, nimble firms explore really pioneering ideas—the types of things we’re working on—and then eventually partner with them once they have assets that are later downstream.

The industry has sort of bifurcated, where smaller biotechs like ours take on most of the early discovery. I’m going to get it a little bit wrong from memory, but it’s something like 70% of molecules approved in a given year come originally from small biotechs rather than large pharmas, even though you look at the actual dollars of R&D spend on the balance sheet and it’s largely in big pharma. Another level of disintermediation.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difference in cost is they’re running most of the trials. Most people partner with pharma to run trials, where a lot of the costs are incurred. It’s not just that all large pharmas are horribly inefficient or anything like that. Some of them would tell you, “These ideas are really exciting. We have an external innovation department, if we don’t have one internally, or we’re collaborating with a startup that’s doing something similar.”

You can think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like you have a bunch of biotechs, which are the startups in your ecosystem, and then they’re working with something like an oligopsony of pharmas. It’s a limited number of buyers for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product, which is a therapeutic asset that is ready for a phase 1 or phase 2 trial. There’s a very liquid market for the phase 1 and phase 2 assets, and that’s the point at which these partnerships can come to fruition. That’s what a lot of those leaders would say.

By contrast, for instance, Roche bought Genentech back in 2013. R&D is currently run by Aviv Regev, one of the scientists I admire most in the world, who’s like a thousand times smarter than me. She’s one of 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is technology and has a big group doing this sort of work there. So it’s not like every pharma takes that view, but that’s a general trend.

Dwarkesh Patel

Full disclosure: I am a small angel investor in NewLimit now, but that did no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have Jacob on. This is super fascinating.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on the podcast.

Jacob Kimmel

Awesome. Thanks, Dwarkesh.

进化让我们快速走向死亡;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Jacob Kimmel — 文字稿与摘要 | Bid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