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凯
我很陶醉。有的时候夜深人静，我都会翻我以前的 paper，来自我欣赏一下。
张小珺
现在吗？
余凯
对啊。那次聚餐时，我对面坐了一个人，特别沉默，也没人搭理他，一个人在那儿吃闷饭。因为他当时做的学科方向在这群人里面不太受待见，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强化学习。这个人就叫 Richard Sutton。
我有一个理由，就这么忽悠吴恩达。我说：“Andrew，如果你加入百度，你想买多少 GPU，就可以买多少 GPU。”
2015 年 7 月成立地平线的时候，我做了 3 个投资：买了英伟达，买了特斯拉，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地平线。我现在还劝了几个兄弟买英伟达。他说：“兄弟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我家的地位，就靠你那句话。”
张小珺
哇，地平线竟然有 102 家投资机构，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磕出来的。
余凯
让我想想看，我现在还没有搞定小鹏。
张小珺
你永远都在思考：你的商业 secret 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看见了，是别人没有看见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有 bug？这是不是一扇通向未来的窄门，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关注到？
余凯老师，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余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珺好。
张小珺
1. 科学家也要懂人
我发现你虽然是科学家创业，但是非常擅长处理人的关系，是这样吗？
余凯
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做 To B 的生意，生意难做，所以必须有同理心，能够共情。
如果做 To C 的产品，其实不太需要出去跟很多人打交道，你要把产品做好，对吧？有的时候做 To C 的产品是要做自己。做 To B 的产品，某种意义上要更多地推己及人，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两种模式不太一样。你叫我去做 To C，我可能做不了。
张小珺
你看，你在学术圈也打开了局面，在互联网圈、汽车圈、资本圈都打开了局面。你觉得这几个圈子有什么不一样？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技巧吗？
余凯
其实都是一种 To B 的思维。你还是要知道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是什么。
比如我以前在百度管研究院的时候，研究院这个模式就是一个 To B 的模式。相当于我们这帮搞技术的，要服务公司里面很多产品部门，比如搜索、广告、图片和社区。那我基本上每家都要去敲门，然后说：“你有什么需求？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用深度学习可以帮你解决的？”
通常来讲，都会有一个互相了解、项目实施和交付的过程。所以研究这件事情，某种意义上也挺像一个 To B 的业务。
张小珺
别的圈子呢？哪个圈子最难打交道？
余凯
其实都不容易。
比如我一开始在学术圈，也是籍籍无名。有一次我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说，我 24 岁之前叫“籍籍无名，劳而无功”。
我那个时候很爱做研究，全身心都在写论文、混学术圈，特别希望我的论文能被那些大佬赏识。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 paper 去找大佬们，但一般大佬们都不理我。
张小珺
你是在会上会 social 的？
余凯
那不叫 social。我是想去讲一下我最近的 research work，一些研究工作，希望得到学术圈的认可。这基本上就是学术圈要做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一开始你就是绝对的无名小辈。你内心肯定会想：“我要努力，我很苦闷，为什么这些大佬不理解我、不听我的？”这就跟我现在卖产品一样，对吧？
每一代产品一开始，当然现在地平线的产品还可以，但一开始的时候，比如征程 2，去敲这些车厂的门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认可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每次升级打怪，作为个人研究者，包括后面在硅谷做一个实验室主任、到百度做研究院院长，再到创业，其实每一次一开始都是破局。
那种心态都像年轻人北漂一样：来了一个大城市、一个更大的世界，然后怎么样从一个无名小辈，慢慢被大家认可？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张小珺
你怎么长大的？这不是吃米饭、吃东西长大的吧？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余凯
2. 画家梦转向物理
很长时间里，我其实是想当一个画家的。我一直到初中，都是想着考那个时候叫浙江美院的学校，在杭州。现在它改名叫中国美院了。
中国美院和北京的中央美院，应该是中国美术学院里面的两座泰山北斗。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我的数理化也还可以，后来也越来越对物理感兴趣。
所以我的兴趣从美术转到了物理。美术没有成为我的专业，但还是给了我很多养分。
比如做企业，虽然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但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 taste。Taste 是什么？是你选择做什么、选择不做什么，怎么样的取舍，是不是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虽然美术没有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但对我的滋养还是蛮大的。比如我们公司的自动驾驶系统 SuperDrive 的界面，最近拿了德国 iF 设计奖。
这应该是这个行业里第一次有这样美轮美奂的自动驾驶用户界面，也就是 HMI，拿到这种设计大奖。这说明我们这家公司还是有这个味道的：科技、人文和美学，我们都希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张小珺
小时候想当什么流派的画家？
余凯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想法。可能对我来讲，更容易理解的是印象派的作品，更加自然，能够抓住瞬间光线的变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张小珺
你上大学怎么选择了深度学习作为研究方向？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冷门吗？
余凯
3. 机器学习改变人生
那个时候还不叫深度学习，深度学习这个词还没有提出来。那时候叫 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分支。
整个 machine learning 可以认为有两个方向：一个叫 shallow learning，浅层学习；另外一个叫 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
1995 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机缘巧合读到了一篇英文论文，是用神经网络做语音识别、语音处理。我当时就感觉跟触电了一样，有点像 fall in love，一下子坠入爱河。这个 topic 让我觉得非常痴迷。
能够用计算机的软件算法，像人脑一样学习，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以后，它可以变得越来越聪明。我当时觉得太奇妙、太美妙了。
然后我立刻就去找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方面的书。一般拿到一本书，我会如醉如痴地读，没法放下来，一定会通宵，直到把它酣畅淋漓地读完、读通了以后，才觉得可以放下。
张小珺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实际上是机器学习找到了你，撞着你的脑袋找到了你，并不是你碰到它。
余凯
对。
张小珺
那篇论文是改变你人生很大的一篇论文，对吧？因为你的本科专业是电子工程。
余凯
对。我刚刚讲过，高中的时候我的 passion 是物理学。所以报大学的时候，我报的是信息物理系。
我记得最近 Elon Musk 还讲过，他觉得最重要的两门学科，一个是信息学，一个是物理学。信息就是 computer science，物理则跟 energy、火箭这些有关。
我很巧地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这两个方面感兴趣：一个是物理，是整个世界的本质；信息学则跟数学、逻辑和 computer science 有关。
没想到到大学报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被调剂进了一个叫电子科学与工程系的系里。我当时特别不开心，问怎么把我调剂到这个系里了。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系为了让学生好找工作，所以改了一个更加时髦的名字，叫电子科学与工程。”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开心，怎么改了这么无聊的名字？所以我很早就对理论、对 principle 更感兴趣，对应用学科没有那么上心。我不愿意随大流。为了好找工作而改一个名字，这件事跟我的兴趣是背道而驰的。
我更愿意顺着自己的想法走。大部分人都往右走的时候，我往往会想，左边是不是更有机会、更好玩。
改了系、改了名字，并没有改变我的兴趣。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报物理和数学方面的课程。
我记得当时南大整个理科系里有一门最难的课，叫《数学物理方法》，是梁昆淼先生的教材。梁先生在这个领域是国内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这也是最难的一门课。
越难的课我越喜欢，而且全是数学。我考了全级第一名。对应用类的、时髦的学科，我反而不太上心。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实际上跟数学和物理的关系非常大。你有没有关注到，去年 Geoffrey Hinton，也就是深度学习之父，拿的是什么奖？
张小珺
物理学奖。
余凯
对，诺贝尔物理学奖。早期做深度神经网络、做机器学习的很多人都有物理学背景。
深度学习并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纯数学，它还是要理解现实世界的推理和过程，去模拟现实世界。比如自动驾驶，也要模拟驾驶行为和周围世界的物理环境。
因为我对物理学的 passion，让我很自然地跟机器学习坠入爱河。我当时对自己说：“我要一辈子从事机器学习。”结果我还真做到了。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硕士第一篇论文、硕士毕业论文、博士论文，第一份工作在西门子，第二份工作去了美国硅谷的 NEC 研究院，第三份工作在百度，第四份工作就是现在的地平线。
虽然换了地方，从中国到德国、美国，公司也换了，但有一件事情没变，就是一直在从事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张小珺
为什么去德国读博士？
余凯
好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准备考 GRE 去美国。但在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拿到了一个德国奖学金，支持我去慕尼黑大学读博士。
我当时心里想，慕尼黑是个好地方，因为是欧洲名城。慕尼黑大学也是德国的老牌高校，而且可以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看起来挺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当时拿这个作为借口跟我的导师说：“老板，那时候我们都叫导师老板，彼此之间比较亲切。我拿到了德国奖学金，能不能让我提前一年毕业？”
我软磨硬泡，我的导师徐国林教授答应了我，所以研究生读了两年。
后来我回母校、回南大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唯一一个两年毕业的硕士生。
我觉得跟去美国相比，在欧洲读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份礼物，是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去美国的话，很多高校，比如 UIUC 或者 CMU，周围其实都是玉米地，或者像匹兹堡这样的钢铁工业城市，不是很 interesting。
但在欧洲、在慕尼黑，因为慕尼黑一直都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几个城市之一，周围有阿尔卑斯山、新天鹅堡，既有历史又有自然风光。慕尼黑今天还是欧洲的科技中心，所以非常好。
做研究做累了，就跟一帮同学去泡吧。后来我去美国硅谷工作，找个酒吧都不容易，美国这个大农村特别无聊。所以欧洲的经历非常好，到了周末就可以找个小镇、城堡去玩。
张小珺
你看，你的社会智慧从大学就体现出来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认识你的人一直觉得你很有社会智慧，你属于人群里面有社会智慧的那一类人。
余凯
听着我像混社会的。
张小珺
对啊，他说大学就体现出来了。
余凯
好吧。我觉得可能是我能够享受的维度比较多。
我在大学的时候，可能 60% 到 70% 的课都逃掉了。我是逃课大王。有一次有一门课，我进教室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是谁？”我说：“老师，我来听课。”结果全班哄堂大笑，因为所有同学都不指望我会来听课。
但是我花很多时间读闲书，读各种社会、历史、人文、美学、宗教方面的书。
物理学思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Elon Musk 所说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实际上是典型的物理学思维，就是从本质出发，对一件事情不断刨根问底：它的本质是什么？搞明白本质以后，再从本质去推导，而不是做类比。
所谓类比，就是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我也做什么。而本质思考，是从原理、从本质去推导。得出来的结论有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是反直觉的，但反而更接近真相。
这件事情跟研究有关，但跟商业特别有关。商业上，对于一个商业模式、一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很多时候都需要从本质去思考。
张小珺
你哪年去的德国？
余凯
2000 年，2000 年 9 月。
张小珺
哪一年去的西门子，作为你的第一份工作？
余凯
2004 年 1 月左右。我博士读了 4 年多，但还没有博士答辩的时候就正式工作了。
我应该是 2004 年 7 月答辩的，但提前半年就开始工作了，2004 年 1 月正式入职。那个时候找工作特别难，西门子的中央研究院其实都不招人，但我可能是一个 exceptional case。
张小珺
怎么进去的？
余凯
他们觉得我不错。而且我离开西门子的时候，听说以前的同事还说，西门子内部有过大讨论：怎么会流失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才？
我一直都非常有热情，在西门子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有 passion，所以算是 star 级、明星级的 researcher。
张小珺
那到了美国，在 NEC 也算吧？为什么去了 NEC？
余凯
那一年好像是 2006 年。NEC Lab 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世界级重镇。
你知道，2003 年、2004 年的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 NEC Lab 写的 paper。我在 Google 上搜索 NEC Lab，Google 还会弹出自己的广告：“你是不是 machine learning 的 researcher？Google has tons of jobs for you。”
我只要搜索 NEC Lab America，也就是 NEC 的美国研究院，Google 马上就识别出我可能是 machine learning 背景，然后问我想不想试试 Google 的工作。
刚才讲过，机器学习有两大流派，一个叫 shallow learning，一个叫 deep learning。Shallow learning 主要是 SVM，也就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中文叫支持向量机，它的鼻祖就在 NEC，叫 Vapnik，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另外一个就是 deep learning。NEC 也是 deep learning 的重镇。当时全世界估计只有 4 到 5 个研究所做 deep learning。
我在 2006 年加入 NEC Lab 的时候，开始接触深度学习。当时接触的代码，很多都是杨立坤亲自写的。杨立坤以前是 NEC Lab 的 machine learning 部门负责人，后来我做了多媒体部门负责人。
我一路沿着 machine learning 这条线走，走到了它的重镇，其实就是 follow 我的兴趣。我很自然地从德国到了美国，加入 NEC Lab。
在 NEC Lab，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因为一下子就进入了 deep learning 的主流。当时一种编程语言 Python 和 Torch 结合在一起，Torch 当年就是 NEC Lab 开发的，现在已经比 Google 的 TensorFlow 更 popular 了。
张小珺
你当时的 vision 是当一个科学家。
余凯
对，一开始是这样。
张小珺
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
余凯
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还是希望找到一些世界本源的东西，比如智能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样用数学模型去建模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并且能够为社会所用。这是我当时非常痴迷的一件事情。
我做研究经常熬夜、通宵，甚至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推导公式。
张小珺
我看你发过 100 多篇论文，非常多。这些论文对你后来的人生和创业有什么帮助？
余凯
我很陶醉。有的时候夜深人静，我都会翻我以前的 paper，来自我欣赏一下。
做研究让我不断思考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痴迷。在公司的业务中，我也经常会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张小珺
你当时一直在做人工智能的非主流学科。我帮年轻人问一个问题：现在的非主流是什么？因为现在深度学习、machine learning 都已经是主流了，对吧？
余凯
现在我其实不太建议年轻人去学人工智能，或者学 computer science，因为我觉得这门学科可能快要基本完结了。
历史上有很多学科，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数据库，很多学科曾经很重要。通讯在 1990 年代其实是显学，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现在都可以自己写代码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冲进这么一个热门领域，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应该去想，未来什么学科或者兴趣会更加重要，而不是去追最热门的方向。
我们当时很长时间做人工智能，找不到工作。2012 年我回到北京，在百度成立深度学习研究院的时候，想招一些人工智能人才，却发现根本招不到。
我就在想，出国之前，国内的北大、清华、中科院，包括这些顶级高校，其实都有人工智能的课程和方向，他们都去哪儿了？
我去打听，才知道他们改行了：搞金融，去电信局，去互联网公司编程，或者加入政府做公务员了。我觉得很可惜，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选了这么好的方向，为什么没有坚持呢？
但其实是因为不好找工作。
张小珺
今天什么不好找工作，所以应该选一个不好找工作的学科，学哲学。
余凯
I don't care。对我来讲，如果有任何机会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他事情我都不考虑。
我特别鼓励年轻人去学哲学。哲学实际上是让人到达一个更加通达、通透、智慧的境界。你越通达、越通透、越智慧，不仅是说这东西有用，或者能帮你解决工作问题、让事业更成功，其实还会让你少一些烦恼。
我特别推荐年轻人多看哲学方面的书。
张小珺
当时你是怎么认识 Jeff Hinton、李飞飞、杨立坤这些人的？是在德国认识的吗？
余凯
第一次是在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著名的一个学术会议，应该是 number one 的学术会议，叫 NeurIPS。以前叫 NIPS，名字没那么复杂，就是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我记得 2002 年第一次参加这个会，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个时候我还在德国读博士。那时候会议大概也就 300 人参加，是个小会，因为 nobody cared。一群奇怪的人在做这种大家都不 care 的东西，比如神经网络、强化学习。不像今天，我听说现在有几万人参加。
会议期间，中午吃饭时，大家会三三两两结伴出去找餐馆。温哥华靠近海边，海鲜和日餐特别好。我记得在一个日餐馆里，同桌这边我对面坐着杨立坤，他旁边、我的斜对面坐着 Jeff Hinton。
这两个人一直在争论，一直在争论。好像他们最近还在争论。
张小珺
当时在吵什么？
余凯
当时是一些具体的技术和学术观点，我反而不太记得细节了。
最近网上有人说，他们两个人对于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因为身处那种学术环境，大家比较较真儿。
较真儿不是为了让自己怎么样，而是针对事物的本质，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会不断刨根问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好朋友。实际上，杨立坤以前是 Jeff Hinton 的 postdoc。
当时我对面还坐着一个人，特别沉默，也没人搭理他，一个人在那儿吃闷饭。因为他做的学科方向在这群人里面不太受待见，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强化学习。
这个人就叫 Richard Sutton。前两年他刚刚拿了图灵奖。那个时候强化学习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里面也是旁门，是一个小流派，没人理他，所以他特别郁闷，一个人在那儿吃闷饭。
但你看，今天强化学习已经成为通往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Richard Sutton 前两年拿了图灵奖，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点我认为这些做学问的人可爱的地方。
张小珺
可爱在什么地方？
余凯
我觉得他们还是求真，而且 follow 自己的 passion。他不会因为这个东西不被主流社会接受或吹捧，就放弃。
强化学习是这样，深度学习也是这样。包括整个人工智能，很长时间都不是显学，也不被大家认可，也很难找工作。但就是有一群人一直坚持。
我觉得这些人很可爱，也跟我自己很有共鸣。我内心一直是这样：大部分人选择去美国，我会觉得去德国挺好玩；大部分人做软件、做软件算法的时候，我会觉得，做芯片没准更有意思。
总之，大部分人都往右边走的时候，我就想，没准左边更加僻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可能更有意思、更好玩，更能够玩出一片天地来。
张小珺
那你当时为什么回百度？2012 年，百度已经是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Robin 是首富。那个地方看起来并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余凯
4. 回百度组建明星团队
其实是人迹罕至。那个时候，在美国做人工智能的人没有人回来。
因为他们在美国有更高的薪酬、更好的研究环境。中国当时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怎么适应。我记得我当时可能是第一个回国的旅美人工智能华人学者，而且不光是第一个回国，还是第一个加入互联网公司的华人学者。
张小珺
但你开启了这个热潮。
余凯
我加入百度以后，成立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包括百度的自动驾驶，也招了“百度少帅”，基本上打造了一个明星团队。
后来包括 2014 年，Andrew Ng，也就是吴恩达，回国加入百度。之后就有很多在美国做人工智能的学者想回国。
而且因为我通过收购 Jeff Hinton 的团队，把全世界人工智能人才的薪酬都炒高了。4400 万美元收购 3 个人，这个标准一出来，所有互联网公司对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人才的报价都提高了。
我记得那时候一般从美国回来，给你 10 万到 15 万美元，相当于 100 万人民币。2012 年，这已经算很好的薪酬了。
张小珺
为什么选择回国？
余凯
我觉得中国互联网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而且是世界级的。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大量数据和用户，所以这是一个绝佳的时间点去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比如让搜索更加精准，让内容推荐更加符合个人兴趣。我觉得国内有数据、有资源，这是做人工智能最好的场景。
而且那时候国内正好没有做机器学习的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做第一个，所以我就回来了。
张小珺
百度开的薪水高吗？
余凯
当时根本没有提升任何薪水，就是完全 match 我在美国的薪酬。
张小珺
找你还是你找他们？
余凯
他们找我，是通过猎头找我的。
百度当时叫搜索体系。我记得自己几乎算是第一个海归。孟秋也是，但他一读完书就回来了，没有在美国工作过。
张小珺
他应该很早，2005 年。
余凯
对。我说的是那种已经在海外比较 established，或者说比较 senior 的专家型人才。我记得我是第一个回百度、加入百度的。后来就开启了这样的热潮，很多美国的博士加入百度、阿里、腾讯，包括加入华为，后来也分别成立了研究院。
这些事情，都是从我当时加入百度、组建团队开始的。
张小珺
说说你们在美国秘密拍卖的故事吧。
余凯
5. 拍卖人工智能未来
我在 2012 年 4 月加入百度，6 个月以后，也就是 10 月份，发生了一件事情：ImageNet 比赛的结果出来了，Geoffrey Hinton 拿了冠军。
张小珺
这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
余凯
第三届。第一届冠军是我。
第一年记得有 30 多个团队参加，第二年只有十几个团队，因为没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算法出现，大家兴趣寥寥。我也不觉得有人会超过我，所以第二年我都没参加。
第三年的时候，Jeff Hinton 带着他的两个学生，突然把我当年的正确率从 75% 提高到了 85%，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
大部分人对这 10 个百分点没有感觉，但我像被触电了一样。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ImageNet 图像识别竞赛到底有多难、意义有多大。
所以我立刻给 Jeff Hinton 写信。我当时代表百度，就说百度想跟他合作。Jeff Hinton 回信说：“挺好，我也有兴趣跟你们合作。如果能给我研究经费就更好了。”
我们就开始了 dialogue。我说：“没问题，需要多少钱？How much？”那时候我们用 email 来回沟通。Geoffrey Hinton 说：“怎么样？100 万美元吧？”我说：“没问题，百度愿意跟你合作。”
因为我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很重要，肯定愿意付这个钱。作为当时百度人工智能的负责人，我还是可以决定这笔钱的。
后来 Jeff Hinton 马上回信说：“凯，这挺好的，但你介不介意？我也问一下其他公司了。”
张小珺
你应该说介意。
余凯
我心里肯定介意，但肯定要装得大度一点，就说：“好吧，不介意。”
没想到这位老先生问了好几家公司，包括 Google、微软，还有一堆公司。后来就演变成 12 月份在美国 Lake Tahoe 的秘密竞拍。
这场竞拍也被很多媒体报道，包括《连线》杂志、《纽约时报》，还有那本《The AI Revolution》之类的书。因为是秘密竞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另外 3 个玩家是谁。
我肯定猜到有 Google，也猜到有微软，但第四家公司一直到 10 年以后那本书写出来，我才知道。因为记者采访了周边参与这件事情的所有人，包括我。
我一直以为是 IBM，因为当时 IBM 在语音识别的深度学习方面做得最好。没想到是 DeepMind。DeepMind 在 2012 年还是一家成立仅 1 年的、位于伦敦的小创业公司。
一家小创业公司敢参加世界级的竞拍，可以看出那时候 DeepMind 已经有王者之气了。所以后来 DeepMind 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我虽然输了那场拍卖，但我也是赢家。书里也讲了，我们跟 Google 一直竞拍到 4400 万美元。
张小珺
你当时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
余凯
当时我拿到的授权，最高可以出到 2400 万美元。超过 2400 万美元以后，每一次出价就要跟国内商量了。
张小珺
所以你是商量到了 4400 万美元。
余凯
对。后来 Jeff Hinton 可能良心发现，觉得钱已经太多，超出他的想象了，所以他主动说不想再继续竞拍了，已经决定去另外一家。他没告诉我去哪家，但我知道他会去 Google。
几个月以后，他们整个交易完成，加入 Google 的消息向全世界发布，大家都看到了。但我当时回到北京，也觉得自己是赢家，因为我让百度、让李彦宏看到了世界级公司为了 3 个人才，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
这也印证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 2013 年 1 月，我们就对外宣布成立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那也是中国第一家深度学习研究机构。
张小珺
你从中国去美国坐飞机的路上，当时想的竞拍策略是什么？因为你已经猜到竞争对手是 Google。
余凯
我肯定猜到了，也猜到有微软。我觉得胜率很低。
不光是钱的问题，人家的口袋比我们深，还包括文化问题。我知道 Jeff Hinton 从来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人不了解，对百度是什么样的文化也完全没有概念。他只认识我一个人。
2009 年，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跟 Jeff Hinton 合办过一次会议，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张小珺
他甚至是你的偶像吗？
余凯
很难说是偶像，但我绝对从他身上吸收了很多养分。他身上有很多我非常欣赏的东西：非常坚持，也非常固执。
他一辈子都从事深度学习，希望搞明白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非常有 passion。
如果我们跟别人出的价格一样，他一定不会来中国，这一点我是知道的。而且他背部有问题，不能坐飞机。
张小珺
当然也可以用私人飞机把他接过来。
余凯
对，那就看百度愿不愿意出钱了。
Anyway，为了以小概率获胜，我决定抢先第一个出价。一开始他的胃口也就是 100 万、200 万美元，所以我想先出一个足够高的价格，把其他几个玩家吓走。
我第一个出价 1200 万美元，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足够的诚意。但没想到另外 3 家都跟了。
张小珺
跟到什么时候？
余凯
跟到差不多 2000 万美元出头的时候，微软和 DeepMind 退出了。我后来才知道，DeepMind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是拿股票来参加竞拍的。
你看，一家成立 1 年的创业公司，就有这样的胸怀和志向，非常厉害。那一年 OpenAI 还没有成立。
Jeff Hinton 当时有两个学生，一个叫 Alex，一个叫 Ilia。这两个人最近在《英伟达之道》那本书里有很大篇幅。
Alex 是一个 hacker。当时没有人能把 GPU 玩得那么好，但他已经把 GPU 玩得非常熟练了。后来他却逐渐籍籍无名，没有再做出什么事情。
Ilya 是一个 great thinker。那时候我就发现，Ilya 的思维特别活跃，很难讲，甚至有点疯狂。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些夸夸其谈。
Alex 做事很扎实，也不太说话。我当时想把 Geoffrey Hinton 和这两个学生都招进来，买下来，各为所用。
张小珺
你当时选错了。你对 Ilya 的打分是最低的。
余凯
对，但 Ilya 后来你就知道了，他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可以认为是 ChatGPT 之父。ChatGPT 就是在他的技术领导下做出来的。
张小珺
所以你当时想，如果 Geoffrey Hinton 搞定了，就把他的两个学生也都搞定。
余凯
不是。我是想把这 3 个人都招进来。
你看那次牌桌上，参加竞拍的 4 家公司，加上这 3 个人，诞生了现在的 DeepMind、OpenAI。牌桌上的 Google 还在牌桌上，是 AI 的领军公司；微软也是 AI 的领军公司。
另外，我觉得还有地平线。地平线也是在那张棋局、那张牌桌上，一直战斗到今天的公司。
张小珺
我们刚才说，你坐飞机去的时候在想什么。那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碰到了邓力，微软 AI 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能够一起聊 7、8 个小时？是在互相试探吗？聊什么呢？
余凯
首先，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彼此是好朋友，也都是比较早从事深度学习的那一批人，所以本来就是朋友。
但又加上八卦。我猜他们也参加了竞拍，他也猜我参加了竞拍，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互相刨根问底。但我们也知道职业操守，不能直接问，于是就绕着圈子聊天。
聊完以后，基本上下飞机时，我已经确定他参加了竞拍。
张小珺
你问他什么，他问你什么？
余凯
都很简单。我们会说：“你看，Geoffrey Hinton 开会好像不太出现，他在干什么呀？”
因为那是在一个学术会议，大部分人都在会场听别人宣读论文，或者在下面探讨学术问题。我们就说：“Geoffrey Hinton 老爷子怎么没参加会议？你看见他了吗？”
他说：“我看见了。”我再问：“他怎么没在会场出现？他干嘛去了？”就这样互相兜圈子，聊了 7、8 个小时。
张小珺
你喜欢一个行业，也喜欢这个行业的八卦吧？
余凯
沉浸其中嘛。
张小珺
我觉得你们学术圈的人也很好玩，因为一直在搞商业斡旋。我感觉你们学术圈的人还会搞商业斡旋。
余凯
我觉得做学术研究还是挺好玩的。
张小珺
到百度以后，你适应中国公司吗？
余凯
我觉得跟美国的公司文化确实很不一样。但我适应得还好，算是海归里面适应中国公司文化比较快的。
张小珺
怎么把吴恩达忽悠回来的？
余凯
6. 把吴恩达带回百度
2014 年年初，刚过完春节，我去美国出差。在 Palo Alto 的一家酒店，我记得当时住的是 Sheraton。吃早饭的时候碰见吴恩达，他可能到那边跟某个人开会。
因为是老朋友，很久没有 catch up 了，我们就聊天。我知道他当时在做在线教育，也就是 Coursera 的项目，但进展不是特别顺利。因为他总是在换 CEO，你就能看出来 something 不是非常顺。
我就问他：“Andrew，最近在干嘛？怎么样？”我们聊了一阵子，我也知道他当时因为 Coursera 的 online education 项目而有些苦闷。
然后我开始试探他：“有没有想法再回到你真正心心念念的 AI 呀？”
他有点被触动了。聊了一阵子以后觉得还没聊完，我们又约了当天晚上在 Sheraton 吃 dinner。
在 dinner 里，我开始鼓动他重新回到自己真正有 passion 的人工智能，不要再做 online education。这有点像当年乔布斯劝百事可乐的那位高管：你是想继续卖糖水，还是来做改变世界的科技？
我对他说，你既然做这种无聊的在线教育，还不如回来做真正有 passion 的人工智能。
他当时就心动了。后来我安排他回北京，跟李彦宏见面。很快，一个月之内就谈完了。
他也知道 Geoffrey Hinton 当时要了多少钱，所以这是一个 big deal。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可以脱离苦海；另一方面，也觉得可以赚一笔大钱。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做人工智能、加入互联网公司的，基本薪酬都是 100 万美元。
张小珺
为什么你把吴恩达忽悠回来一年以后，自己就走了？
余凯
他是 2014 年 5 月正式加入百度的。提前一个月，也就是 4 月，我又飞到硅谷，跟他安排入职手续、入职步骤，还有公关稿怎么发。
我记得当时约他在 Mountain View 的 Castro 街上的星巴克见面。我们喝咖啡，事情讲得差不多以后，我就跟他说：“哥们，其实我要离开百度。”
他很 shock。他说：“你把我忽悠过来，百度里面我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一个人，而且我中文都不太会，这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要创业。”
但他后来软磨硬泡，让我再待一年，扶他上马。于是我 exactly 又待了一年，2015 年 5 月底离开。
张小珺
后来他也走了。他走的时候跟你道别了吗？
余凯
那时候我已经走了，已经在外面了，他跟我道什么别？
张小珺
他有没有跟你吐槽、找你诉苦？有没有怪你把他忽悠回来？
余凯
我估计没有，我们应该没谈过这件事。我那时候还在暗无天日地创业，哪有心思听他的诉苦？估计他也知趣，不会来找我。没准儿还是我找他诉苦，说我的创业多苦。
张小珺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创业的？因为你一早是想当科学家的。
余凯
7. 技术走向创业
我的 trajectory 是这样的：先当科学家、写论文，后来做实验室主任，再做企业研究院的院长和负责人。
我一直越来越想到，要把高深的技术带进每个人的生活，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觉得那种成就感更强，这个东西一直埋在我的心里。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虽然逃课，但花了很多力气做自己的科技项目。有一年暑假，我在南大的实验室做自己的项目。母亲来看我，问我在做什么，我发现要费半天劲跟她解释我的研究项目是什么。
这件事让我开始想：什么时候我做的事情能够有意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跟我妈一讲，她就能立刻明白，那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有关，而不是象牙塔里的高深研究。
所以我内心一直有一个驱动力，就是把高深的技术带入寻常百姓家。到最后你看，我就想到创业实际上是一种加速，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且我当时已经在百度启动了自动驾驶项目。我意识到，如果为自动驾驶做专用的计算芯片，实际上可以真正推动自动驾驶发展。
因为那时候把自动驾驶测试车的后备箱一打开，里面是一大团巨大的机器，各种线缆杂乱无章。你就会想，如果能把这一团机器压缩到方寸之间，计算性能更好、功耗更低，不会耗那么多电，而且成本可控，那会是一件非常有激情的事情。
我当时就在百度内部跟包括 Robin 在内的核心管理层讨论。我说，百度的人工智能算法，那个时候在软件算法上已经是世界级水平了。我认为百度和 Google 是世界上最强的两家深度学习公司。
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推动深度学习，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要从软件走向芯片，把软件和硬件做联合优化。
但那个时候百度整个管理层听不懂。他们觉得：“我们现在生意这么好，软件生意这么赚钱、这么 profitable，为什么要去做这么无聊的芯片？”
而且那时候在中国没有人看芯片，因为大家都觉得芯片是重投入、长周期、挣钱慢的生意，投资机构也不愿意投。
后来到了 2019 年，科创板第一批上市的公司里，国家政策支持了很多芯片类公司。很多 CEO 都是 60 岁的老爷爷。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方向，但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要走这条路。所以我当时觉得，既然这样，那我就自己创业，离开百度去做地平线。
张小珺
你是在百度决定创业的？
余凯
当然。我不认为创业是我的目的，我觉得创业只是一个手段，是一条路径。我想把人工智能技术带给每个人，让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真正去造福他们生活中的每一秒。
比如自动驾驶，如果百度能够支撑这件事情，我不会去创业。创业成功、变得富有，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我对这些事情也没有兴趣。变得更有名气，也不是我的兴趣。
我对人工智能改变每个人的生活这件事情有使命感。如果百度当时支持我，我不会出来创业。
张小珺
为什么一定要软硬结合？
余凯
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势。我认为人工智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2012 年，我在百度买了很多 GPU 做深度学习的并行训练。那时候英伟达的中国销售人员告诉我，我是他们在全世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最大的客户。
那个时候连英伟达、连 Jensen Huang 在 2012 年都没有意识到，英伟达其实躺在一座金山上。
张小珺
你为什么当时会用 GPU？
余凯
这也要归功于吴恩达。吴恩达很早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发表在 NeurIPS 上，就是用 GPU 加速 machine learning 算法。我们俩在这件事情上讨论了很久。
吴恩达在 Google 负责 Google Brain 项目时，有一个 frustration：他买不了 GPU。
因为 Google 当时的技术负责人叫 Jeff Dean，他信奉的是把 CPU 组在一起，做一个系统和平台层。早年他做的 MapReduce 和 Bigtable，实际上改变了云计算的基础架构。
所以他想延续这个成功，在 CPU 上做一层软件，进行并行训练和深度学习。第一代 Google Brain 项目完全基于 CPU。
吴恩达当时觉得很苦闷，买不了 GPU，很多事情都不太顺。这也是他后来离开 Google Brain、去做 Coursera 的一个原因。
我后来忽悠他回百度时，就用过一个理由。我说：“Andrew，如果你加入百度，你想买多少 GPU 就可以买多少 GPU，你可以训练无限大的神经网络。”这件事情也打动了他。
张小珺
那怎么说服 Robin 呢？
余凯
那时候 Robin 已经意识到深度学习很重要，包括它对百度内部产品的价值。再加上那场竞拍让他看到，世界级科技公司都对这项技术非常痴迷，多个因素验证之后，他意识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对百度很重要。
后来我们成立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在搜索、广告这些百度核心业务上，深度学习的应用都很成功，对百度业务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说白了，就是赚了钱。
那我们再花点钱继续买 GPU，也没什么问题。但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为什么 GPU 做深度学习效率高，而 CPU 不高？
你会发现，软件跟硬件是不可分的：这个软件适合这个硬件，那个软件适合那个硬件。于是我进一步想到，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是不是应该打造专门的硬件？这样效率会更高。
所以，为自动驾驶、机器人设计专用芯片，我认为无论地平线有没有成立，都是这个世界必然走向的方向。既然这件事情一定要做，那我们就要做世界上最早做这件事的公司。
张小珺
既然软硬一体，为什么不想直接一步到位造车呢？
余凯
我不认为造车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有那么大。你这么想，联想、戴尔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还是微软和 Intel 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
张小珺
当然是微软和 Intel。
余凯
因为我想开启的不是一个产品，也不是一个品牌，我想推动的是一个时代。
PC 这个时代，不是戴尔、联想、惠普，也不是康柏引领的，是微软和 Intel 推动的。真正看移动时代，它的 foundation 是 ARM、Android 和 Qualcomm。
真正到了 AI 时代，比如服务器端，也不是服务器厂商、云计算厂商，而是 NVIDIA。
我觉得，推动一个全新的计算范式，定义它的软件和硬件标准，比在上面做一个具体产品更加激动人心。
我觉得去 enable 全世界的车变得 safer、smarter，比做一个专门的品牌更加吸引我。况且让我做一个具体品牌，我也不认为能做得过想哥。
你让我跟 consumer 天天打交道，build up branding，这可能不是我擅长的。你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张小珺
那你擅长什么？
余凯
搞定客户。
张小珺
搞定，搞定想哥。
余凯
我跟想哥是互相欣赏。我觉得在车厂里，想哥是最有可能做成苹果的。他的迭代能力、理解能力，包括他的 vision，我觉得都非常到位。
张小珺
其实你自己没有任何芯片背景，也没有硬件背景。比如 2015 年 OpenAI 成立的时候，为什么你出来时没有想做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像 OpenAI 一样，而是想做一家芯片公司？
余凯
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公司已经有商汤、旷视，还有所谓的“AI 四小龙”，很多公司都很有名、很成功。他们跟我一样，都是软件算法背景，从事的创业也都是软件算法。
大部分人往右边走的时候，我往往会想，左边是不是更好玩。
我认为永远不要做类比，永远不要说因为别人这么想，所以你也这么想；因为别人这么做，所以你也这么做。
你还是要从底层的第一性原理去思考：你的战略、你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在那个时间点，我已经非常确信，做专用硬件是正确的方向，是世界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一定要做。不会可以学。
地平线内部做战略讨论时，也一直坚持“反共识”。因为共识要么是错误的——大部分人都是惯性地思考未来，而未来是非线性的。你如果线性地思考未来，预测一定会错，所以大部分人的共识是错的。
或者，大部分共识是对的，但因为是共识，所以没有差异化，也没有价值。共识要么是错的，要么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你永远要思考：你的商业 secret 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看见了，而别人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不是有 bug？这是不是一扇通向未来的窄门，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关注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后来地平线成立到 2020 年，已经 5 年、进入第 6 个年头时，我们开始思考，地平线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不断复盘，最后把价值观沉淀为 8 个字。第一个是“全球客户”，听起来很自然，因为很多公司都这么写；但第二个就很特别。
我想，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公司把“耐得寂寞”作为核心价值观。地平线把“耐得寂寞”作为核心价值观。
大部分人愿意去热闹的地方，我们反而愿意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愿意去做不被大家理解，但最后会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的事情。
我们从非主流开始，把一件事情做成主流，是因为我们把它做成了主流，而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主流。而且，我们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长期努力。
“耐得寂寞”，就是我们公司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
张小珺
做芯片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你是非常逻辑地思考的，但大部分人都不懂，所以你们很长时间融资都很难。
你创业想了多久？在百度的时候就想了吗？
余凯
2014 年就决定了，2013 年开始想。
其实 2013 年把 PaddlePaddle 做起来、自动驾驶团队成立，深度学习在百度内部产品里遍地开花时，我就觉得自己的使命应该告一段落了。我应该去做更加超越的一些事情。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应该是最早意识到英伟达价值的人之一。但我也知道，英伟达在云端建立的势能和生态已经无可撼动。尽管 2013 年，甚至 Jensen Huang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英伟达会成为这样一家公司。
你现在可以去看《英伟达之道》那本书，里面也讲到 Jensen Huang 到 2014 年才意识到，GPU 原来这么适合做深度学习的并行训练，GPU 是一座金矿。
但我已经意识到英伟达是无可撼动的，只是时间问题，等着它爆发。
2015 年 7 月成立地平线的时候，我做了 3 个投资：买了英伟达，买了特斯拉，然后全身心投入地平线。
我还劝了几个兄弟买英伟达。
张小珺
哪几个？
余凯
有一个好朋友现在还在 Google 做研究员。他最近研究的不是 chain of thought，也就是 CoT 吗？他是思维链提出者之一，你可以看他的那篇 paper。
这个哥们儿跟我讲：“兄弟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我家的地位，就靠你那句话。”
Anyway，地平线刚创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英伟达当时才是一个 107 亿美元的公司，现在是 3 万亿美元。
张小珺
你一直拿着吗？
余凯
当然。当然，我最重要的投资可能还是地平线。但我当时已经意识到，在服务器、云端做计算硬件，我认为已经没有机会了。
2015 年，我认为云端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我在想，这个世界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远离云端的、无处不在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会改变世界。
当时我在百度已经开始做自动驾驶，所以很自然地想到，在终端做计算硬件和软件，是一条非常另辟蹊径的道路。
于是我们成立了 Horizon Robotics，叫地平线机器人，要为机器人做计算架构。
张小珺
为什么做汽车？
余凯
因为汽车就是第一个落地的机器人。
未来还会有无处不在的各种机器人，但我认为它们会存在一个普遍的计算架构，既可以用在汽车上，也可以用在机器人上。它们的软件架构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 2015 年就意识到，我们的使命是做机器人时代的计算平台。我们对服务器、云计算毫不关心，觉得英伟达 take it，你们去做上面的事情。
这里面也是一种反共识。后来大部分人创业做芯片，芯片因为某种原因突然从冷门变成热门，大家一窝蜂去做，大部分人其实都在做云端芯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的教育可能还是应试教育，是一种强竞争：你考得好，我也得考得好，而且还不断排名。
所以创业时很容易看到，动不动就有 100 家公司冲进一个领域，什么千团大战、百模大战，千军万马去做 O2O。反正总是这样，包括云端芯片。
我们就是耐得寂寞、反共识。现在相对来讲还挺好，因为没什么竞争对手。
张小珺
你当时决定创业，找的第一个投资人是谁？
余凯
王淮，线性资本。
他大概 2013 年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通过别人找到我，约我出来吃饭。他问：“凯哥，有没有想法创业？”
我说：“没想法。我现在在百度干得挺好，挺嗨的，没想法。”
吃完饭，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未来有创业的想法，记得来找我。”
结果后来我有了创业想法，第一个电话果然就找他。他后来给我介绍了高瓴，高瓴又给我介绍了刘芹、陆源。
这样一下子就把我的第一轮融资串起来了。
张小珺
那很顺啊，怎么后来找不到钱了？
余凯
好歹也算一个明星创业团队，对吧？多少给点钱嘛，看人头的。
我们第一轮融资的时候，连一页 BP 都没写，融资材料一页都没有，就融到了第一轮。我觉得：“Life is so easy。”我以为以后都会这么顺下去。
结果第二轮融资时，见了 50、60 家机构，没有一家跟进，特别 tough。
张小珺
为什么？
余凯
没人理解。
张小珺
第二轮是哪一年？
余凯
2015 年第一轮，2016 年初，也就是 2016 年上半年。
张小珺
需要你有产品了。
余凯
那怎么可能有产品？芯片是长周期的事情，长期见不到什么东西。你往水塘里丢一块石头，还有点响声；我们这个项目连个响声都没有。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投互联网，都是投发展很快的商业模式，怎么会有人投这么无聊的项目？
我当时说得口干舌燥、天荒地老、昏天黑地，但也没人动心。
第二轮融资不看你的创业光环，他们还是要看到 something，是他们可以理解、可以 bet 的东西。
很多投资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人脸识别？为什么不去做安防？那多好，立刻就可以 3 个月出结果，也能卖。”
I have no interest.
张小珺
OK，他们还有什么负反馈啊？
余凯
在 2016 年初，他们说：“你这个芯片的事情风险太高，等你把第一颗芯片做出来了再说。”后来我意识到一点：所有这些投资机构，你去主动敲门，他们一看：“以前百度研究院的院长，他肯定是有点货吧，那不妨听听。”哪怕对这个方向不感兴趣，他们也很欢迎我去办公室给他们讲。
讲完以后，大家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后来就在想，人的决策是一个决策模型，是一个漏斗模型。一开始从来没听过这件事，也不了解这个领域；然后某个人上门来讲这个事情，就说好，了解一下；了解以后，到感兴趣；从感兴趣到做研究；做研究以后，去拜访几个团队；拜访几个团队以后形成认知，进行比较；最后在这几个团队里面形成一个判断，看哪个团队好。
所以它是一个漏斗模型。整个漏斗的决策，实际上是不断集中到最后下单、做交易。但如果你在早期进入这个漏斗，实际上会花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去说服他们。
所以后来我意识到这一点，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铁律：我跟投资人第一次见面，绝对不能在他办公室，一定要在我办公室。因为他到我办公室，说明他主动敲门来了，肯定已经在漏斗模型的下端，接近要出牌的时候了，不是在随便看牌的时候。这样成功率更高。
我明白这点以后，就说好，我不去敲门了。我会去做一些PR，然后就有一些投资人来敲门，说：“余博士，我想见见你，跟你聊聊。”但这些人大部分其实还在看牌阶段，只不过是来学习、聊聊天。投资人每天都要看项目，所以我就会说：“哎呀，我没时间。我上班忙，有很多客户，没时间。”
这样的话，10个来敲门的人，估计有两三个本来就在随便看牌，就不来找你了。剩下的大概七八个，我再继续装，说：“哎呀，我真的没时间，懒得理你。”我就是一个专注、情商低的科学家，正在捣鼓自己的事情，懒得理你。或者说：“跟我们同事聊去吧。”
这样一来，七八个人里面又有三四个不来找我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那么强的兴趣，自然就走了。剩下大概四家机构，我就说：“好吧，好吧，我有时间见你。”
没想到这四家机构来的人说：“余博士，其实我对你这个领域做了深度研究。在拜访你之前，我还拜访了A、B、C、D等若干家相关公司，然后形成了这样的认知。我的商业模式、我的团队，你看……”
我知道这四家机构实际上已经处在出牌状态了，那我就认真谈。结果他们出牌的意愿特别高，而且每家都要跟我签排他性协议，说在完成之前，你不能跟别人谈，只跟他们谈。
我说不行，我得同时跟这几家谈。你们谁跑得快，谁的条款让我更舒服，我就跟谁。学会了招商引资的招，我就这样做。
所以最后他们跑得特别快，这一轮后来就搞定了。调整策略，并不是调整自己。
张小珺
调整策略。后来谁进来了？
余凯
英特尔。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融资效率更高，准确率提升了。
所以我后来跟很多人建议，融资这件事情一定要管理。你跟投资人见面，第一面绝对不能在他办公室，一定要在你的办公室。
张小珺
你现在对很多创业者也是这么建议。到C轮以后，你们车企的资本变多了，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余凯
我们一开始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内部叫AIoT，一个叫Auto。对这两个方向感兴趣的机构，任何一个方向感兴趣，我们都会去谈、去接触。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因为AIoT的方向来投我们的。
后来我们跟英特尔开始了一些合作，最开始是在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这个领域的合作。合作过程中做了几个POC项目，就是Proof of Concept项目。后来英特尔决定投资我们。
投资我们的原因是，2017年英特尔收购了Mobileye。那个时候英特尔的CFO后来当了CEO，是Bob Swan。他觉得在汽车这个方向完全押宝Mobileye，不是很确信这样一家公司在中国能赢，所以想对冲收购Mobileye的风险。他觉得在中国，地平线是一家有点像Mobileye的公司，所以他们就投资了地平线。
张小珺
拿捏投资人这件事情，你倒没有拿捏吧？
余凯
没有，这件事情是英特尔的战略选择。因为他觉得汽车这个方向很重要，就干脆两个团队都下注：Mobileye下注，地平线也下注。我认为这个战略是对的。
张小珺
这是因为对方的战略选择。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汽车资本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你拉拢了很多汽车资本，后来还有上汽。
余凯
上汽是2018年。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上汽进来了。那一年，因为上汽当时也是跟Mobileye合作，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地平线的模式。
张小珺
我记得你说，投芯片的资本都没有投你们。
余凯
我觉得好像国内投芯片领域的资本基本上都没投我们。2018年底跟上汽那一轮，是SK海力士投资了我们。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但是中国投半导体的资本都没有投，他们都看不懂地平线的模式。
张小珺
所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自己找来的，是吗？都不是你主动去找、去pitch的？
余凯
后面的这些大资本，尤其是大的战略资本，肯定都是我找的。各种机缘巧合吧。有可能是我主动找的，也有可能是别人介绍的，都有。
张小珺
你经常说前5年是至暗时刻，有多至暗？
余凯
8. 五年陷入至暗时刻
创业前5年，就感觉暗无天日。业务进展不顺，组织也不顺，人才也流失，大家的士气也很低落，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张小珺
是什么错了？战略错了，还是什么错了？
余凯
我觉得一开始，地平线的出发点是：我们要为机器人时代做硬件平台和软件平台。但是从哪一个业务场景切入，我们完全没有想法。
所以我们就五花八门地试各种方向。汽车和AIoT，Auto和AIoT；AIoT又有很多方向，我们试过玩具、家电，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方向。把资源摊开到这么多方向上，你会发现每个点都很难击穿。
所以科学家创业通常会有这个问题：他从一个很大的愿景出发，觉得自己有技术，但是对于商业场景完全没有概念，于是就各种扫射，而不是聚焦到一个山头，集中所有炮火猛轰。
到2019年初的时候，我们刚刚完成了上汽和SK海力士的那一轮融资，融了几亿美元，其实是挺大的一笔融资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内心反而不安，我觉得很难受，没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因为战略不清晰，组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发动了公司内部长达半年的战略讨论，开了几十场会。有的会议可能开到天亮都没有结论，有时候大家也会有情绪，有的同学甚至泪洒会场。
因为这种战略讨论有时候关乎取舍。不光是不同意见的问题，有的人来工作，其实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情感和热情，所以做取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到了11月份，我心里面已经笃定了：我要把汽车以外的业务都砍掉。把逻辑想明白以后，我的执行就很坚定。
张小珺
想了几个月，大半年吧？
余凯
从四五月份想到了11月份。当然，曾鸣教授和李想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那年我在湖畔上课，曾鸣教授上了一堂战略课。那堂课对我的帮助特别大，让我有了更加全局的视角去思考企业战略，并且明白了聚焦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那堂课上完以后，我们班好多同学回去都重新看方向、裁团队。
2019年初，有一次我跟李想一起爬山。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我觉得你应该聚焦在汽车方向。”这句话我有印象，但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一直记着，却没有想明白，也没有下决心。
所以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不断复盘、思考和讨论，而且是带着公司的核心管理层一起讨论。差不多到了11月份，我才真正想明白。
我觉得要舍九取一。与其去砸这么多小坑，不如去挖一口大油井。跟这口大油井比，其他那些其实都不值得做。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AIoT方向砍掉了。公司当时差不多有1200到1300人，我们砍了接近一半的人。
张小珺
砍了多少人？
余凯
600人。但我认为，那一次战略聚焦是让地平线脱胎换骨的一次。我们真正从一个乱打乱撞、没有战略思维的团队，变成了一个战略驱动、有清晰目标导向、有清晰客户导向的创业团队。
我当时在11月份意识到，一个商业的定性原理实际上是3个问题。第一个，你要说明白你的客户是谁；第二个，你要思考客户的痛点和需求是什么；第三个，你有什么别人难以复制的方式，去满足客户需求、解决他的痛点。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重要，第二个问题比第三个问题重要。但是科学家创业通常折在第一个问题：不知道客户是谁，360度扫射。AI公司都这么干，科学家创业普遍是这样。
即使是在车厂，你要想清楚目标用户人群，也需要仔细掰扯这个问题。你看，在很多创业者里面，理想是极少数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的客户就是奶爸，然后针对奶爸不停地做产品。
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外面肯定也会报道，说地平线混不下去了、裁员了。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们手上有很多钱，有30多亿元现金。
所以我们慢慢沉淀出了地平线最重要的两个战略方法论。
第一点，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永远在没有竞争的地方竞争。反共识、另辟蹊径，不做别人做的事情，并且不断升维，让自己处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地位。
比如今天在中国整个汽车智驾行业里面，其实我们没什么竞争对手。
第二点，永远不要在悬崖边跳舞。永远去思考公司的机会和风险，在风险上花更多精力去思考。所以我们不会等风险来临以后，被动、应激性地做战略调整和组织裁员。
我们在2019年的整个组织瘦身和战略聚焦，是主动的、有意为之，不是因为已经到了悬崖边。
张小珺
所以你是在2019年学会做CEO的吗？
余凯
很难说。我现在还在学习，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不算学会了，肯定还没有，还是在路上。我觉得还有很多榜样，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张小珺
从2015年到2019年，我感觉这是地平线历史上很空白的一段。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余凯
就感觉每天都不爽。事情不顺，人也不顺。比如到了年底，业务指标没达到，我是不是得批评负责的同学？但我批评大家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底气。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战略目标定得就不对。错在我，其实不在这些同学。
曾鸣教授有一个战略框架，所谓四段论：0到0.1，是战略试错期；0.1到1，是战略成型期；1到10，是战略爆发期；10到N，是战略成熟期。
我们在战略试错期，也就是0到0.1，花了5年时间。0.1是什么？就是找到可以切入的市场。现在有句时髦的话叫PMF，就是Product-Market Fit。
曾教授也讲过，有两类创业者。一类创业者是从一个具体的机会和需求出发，比如做智能手机，或者做扫地机。需求清晰，目标客户清晰，甚至竞争对手和对标对象也清晰。你只要在这个市场上稍微找点差异化，就可以切入。
所以机会点驱动的创业，是大部分创业的成功模式，因为它的0到0.1这个战略试错期很快就结束了，甚至从第一天就结束了。
比如小米那个时候，苹果已经很成功了。雷总切入这个市场，从第一天就走完了0到0.1这个过程。
但是第二类创业，典型的就是科学家创业。它对未来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愿景，可是搞了半天找不到商业机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我们说，你要匡扶天下正义，就要路见不平才能拔刀相助。可是你没有遇到让你拔刀相助的机会。所以这就是科学家创业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商业切口。
我认为，地平线在科学家创业这一类里面，虽然花了5年找到一个切口，我们最终all in汽车，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毕竟我们找到了。
张小珺
如果不做这个决定会怎么样？
余凯
如果2019年不做这个决定，肯定会死掉，未来肯定死掉。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最后你能够把事情做好，唯一的原因是你在上面花的功夫比别人多，不是因为比别人聪明。
所以如果你进入这个行业，或者整个投入的火力不是饱和攻击，我认为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地平线就没有机会，连牌桌都上不了。
我觉得我们2019年运气也挺好。2020年开始，汽车行业就爆发了。蔚小理都融到钱了，我们也融到钱了，而且我们在2020年实现了量产。
所以有时候我也讲，狗屎运也是创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张小珺
当时裁员最tough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你亲自裁了多少人？
余凯
这个细节确实很难。因为我们是科学家创业，平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管理。裁员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内心很难过去的一道坎。
当时要裁这么多人，我们觉得怎么办呢？于是制定的计划是分批裁，年前裁一点，年后裁一点，年终再裁一点。计划定好以后，我们就准备去执行。
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突然从梦中惊醒，一下子顿悟，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觉得裁员很难、很tough，所以慢慢裁，年前裁一点，春节后裁一点，年终再裁一点。
但我想，这本质上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舒服，并不是对员工好。如果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战略，地平线这些受影响的员工，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在市场上都是响当当的技术人才，他们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内心觉得舒服，容易过这个坎，却把别人耗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人家本来春节回去可以跟同学、家人开开心心过年，结果春节回来上班，才知道自己要被裁。我觉得这个思考逻辑不对。
所以我就跟HR说：“不行，我们应该真正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裁完。”
我们就制定计划，从2019年12月15日到2020年1月15日，一个月之内把600人全部裁完。
HR和同学们就说：“凯哥、余博士，这个事情你可能比较难操作。你要不要找地方躲起来，我们来操作？”
我想，这也不对。我毕竟是公司的CEO，这么tough的事情，我得亲自上。所以我得待在公司里面，自己去谈。具体多少人我也忘了，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吧，我亲自谈。
事实上，把我的思考和原因跟这些同学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比想象中简单。大家对你的理解，超出想象。
我也很坦诚地说：“这次战略调整是公司的事情，不是大家工作表现不好。该说抱歉要说抱歉，但同时每个人的年终奖一定要发，再加上应该有的N+1。”
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些很著名的公司，为了裁员省钱，故意在11月份裁员，把奖金之类的东西省掉。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当的做法。
我们面对这种tough的决定，要在当下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这是公司的错，大家的奖金都发，再加上N+1。这样操作完以后，比我想象中顺利。
当然，有一些业务被裁以后，外面难免会有各种声音，说地平线过不下去了之类的。有些客户也会受到影响。
但我发现，有些同学在这种情况下，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工作安全，而是客户价值。他们反而来找我讨论：怎么样跟客户沟通？怎么样让客户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怎么样保证客户的利益？
这点让我当时很感动。我觉得地平线很多事情做得很傻，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但至少这个公司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的。
到了1月15日裁完员以后，我就召开全员大会。公司在北京、上海、南京都有团队，我们在北京开了一场，在南京开了一场，华东的人包括上海的同学都去南京。
我把战略思考的原因跟大家分享：我们要all in汽车。机器人，也就是AIoT这个方向，我们现在守株待兔，不主动出击；全部力量都投入智能驾驶这个方向。
讲完以后，当然也没有什么节目了，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气氛。但是那一次以后，我觉得公司的整个管理层、我们的意识，以及从战略到执行，完全脱胎换骨。
张小珺
你是怎么打开汽车这个行业的口子的？
余凯
9. 汽车客户打开市场
一开始，我们跟英特尔做自动驾驶方面的项目。2018年，我们跟长安开始合作，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支持长安做自动驾驶，也结成了一些革命友谊。
所以2019年，我们推出第一颗车规级芯片征程2。2020年，第一个量产项目就在长安。长安UNI-T也是当年的爆款车型，第一个月就卖了1万辆以上，是当年中国全年的爆款车型。
我觉得这还是一种运气。而且长安在2018、2019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车企是靠合资品牌挣钱，但长安福特很早表现得不怎么样。长安没有一个可以持续输血的合资品牌，只能靠自己自立自强。
但这反而造就了长安。长安经历了2018、2019年非常困苦的时期，到2020年成为当时中国自主品牌销量第一。我们恰恰是在它最难的时候，2018年就开始帮助它。
张小珺
接下来就跟理想合作了。第二个是理想，对吧？
余凯
对。征程2的第一个量产项目是长安，征程3的第一个量产项目是理想。
理想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时期。
张小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余凯
我们是湖畔同学。
张小珺
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的？
余凯
去爬山。我们开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神叨叨的仪式，就是晚上拉着大家去爬山。
张小珺
爬哪个山？
余凯
杭州旁边的小矮山，不高。
张小珺
对他什么印象？
余凯
他爬不上去。他那时候身体很差，融资也不顺，账上的钱只够几个月，而且他不敢跟公司的人说。
我感觉是压力把他的身体压垮了。那是杭州附近种茶的小山包，2019年年初。后来他也跟我讲过那次爬山。他穿着军大衣，天也不算很冷，我还问他为什么穿那么厚。
张小珺
你们俩走在一起，聊了什么？
余凯
我们有一些共同兴趣，因为都在做跟汽车有关的事情。我们聊了他的向往。
后来我们继续往上爬，但他爬不动了，就在山下等我们，穿着军大衣在下面待着。
创业确实很艰难，对心力、体力、脑力都是考验。你要不断反思、不断复盘，找到自己思考中的问题和漏洞，而且体力还得好，能扛事儿。
你得皮实，心力也得强。当别人都不支持、不理解你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正常思考和决策，该坚持的坚持，该放弃的放弃。
张小珺
当时你的状态比他好？
余凯
没有。我觉得我没有他那么大的经济压力。那个时候我不是刚融了几亿美元吗？
张小珺
所以你当时融资比他强。
余凯
那时候我觉得，2020年之前我的融资比他强，可是2020年之后，他的融资就开挂了。
不对，2019年他碰见了兴哥。兴哥是他的命中贵人，给他投了一大笔钱。
张小珺
你们两个是怎么合作上的？
余凯
好问题。2020年，理想第一代车是跟Mobileye合作的。当时理想希望Mobileye针对中国特殊的路况，比如修路时的锥筒，做一些本地化的技术提升。
但那个时候，国外厂商普遍是这样的：他们在国际市场研发的产品到了中国，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也没有什么替代品，你爱用不用，基本上拒绝任何本地化修改。
这些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就觉得，干脆换掉。
张小珺
这个决策需要胆量。
余凯
其实当时很多车厂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他们不敢换，因为地平线是一个nobody，凭什么相信地平线？万一有风险怎么办？
我觉得李想当时敢拍板、敢做决定，需要勇气，甚至我认为也是智慧。
所以我们在2020年9月启动了合作项目，就是理想ONE的改款。我们的征程3芯片的第一个量产项目就是这个。
从启动到2021年5月，差不多8个月。这是非常极致的，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8个月把一个这么复杂的项目做完，而且是用从来没有量产过的征程3芯片，量产替代了Mobileye。
理想ONE发布以后，之前每个月大概卖两三千辆，第一个月就卖了7000多辆，后来上万，又成了爆款。所以你看，我们还是有狗屎运。
张小珺
后来征程5的第一个量产又是理想。理想的L7、L8、L6都是爆款。长安和理想对你来说很重要，对吗？哪些车企对你来说最重要？
余凯
打开整个市场的车企都很重要。我内心对每个客户都高度重视。他的所急，我也为之所急；他的需求，我都很认真地考虑。客户对我来讲都很重要。
张小珺
你后来从理想身上学到什么？
余凯
我觉得李想是一个学习进化的机器。每3个月跟他见一次，你都会发现他又迭代了。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厉害。
而且他不光是对产品，对于组织、战略和人才，也都考虑得非常多。李想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习机器。他最近不是对AI有很深度的思考吗？
说老实话，从我这个做了30年AI的人来看，我觉得李想的思考非常到位。
张小珺
有哪些是不赞同的？
余凯
这个我再想一想。我觉得没有什么赞同不赞同的，因为这是他的战略，是他的取舍。位置不一样，条件和假设不一样，同一个战略可能是错的；换一个条件、换一个位置，也有可能是对的。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
张小珺
在技术思考上，你有什么跟他不一样的意见吗？包括自动驾驶的未来、人工智能的未来。
余凯
我认为李想基本上已经超脱了造车的范围。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未来的视野里。微软、谷歌、OpenAI，其实都在他的对标范围之内。
所以李想未来要成为一个无限宽广的人工智能企业，远远不只是造车。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在挑战一个很大的目标。他把微软、谷歌、OpenAI，本质上都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张小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包袱。
余凯
也是在挑战一个很大的目标。
张小珺
为什么2020年以后，地平线融了那么多钱？C轮好像开了十几个小轮，对吧？
余凯
我们就是这样，永远反共识，恨不得离悬崖边50米开外跳舞。
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其实是资本市场的狂欢。大家都在狂融钱，随便一个公司用SPAC包装一下就去美国上市。套一个SaaS或者PaaS的概念，市值一下子就很高。
但你看这些业务的基本面，实际上根本立不住。当时股东会已经给了我们差不多8亿美元的融资上限，我们很快就融完了。
融完以后，我看到资本市场的狂欢，就跟融资团队说：“福兮祸之所倚，这个泡沫一定会破灭，一定会bubble burst，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做准备。”
所以我们反向而行，继续融钱，向股东会申请扩大融资额度，然后马不停蹄又拿了8亿美元。我们整个16亿美元的融资，没有涨一分钱估值。
那个时候大部分公司的操作是，融两三亿美元，然后涨估值，趁估值上涨以后，再以更高的估值融资。
我们当时想，市场一定会泡沫破灭，我们一定要把钱拿够。后来果然市场急转直下，资本市场经历了大概3年的冬天。大部分公司都融不到钱，但我们手上有一百（亿）的钱。
所以反而在大家都很焦虑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焦虑，完全专注于产品、技术和客户，不被这些事情困扰。
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的思考框架是生门和死门。绝大部分企业家都是去抓生门，而地平线的思考方法论永远是用70%、80%的精力去想死门在哪里，然后离那个地方恨不得无限远。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赚了这么多钱。上市的时候，因为没有把市值冲得那么高，所以上市很顺利，大家都很开心，所有股东都赚了钱。
过去几年很多人上市的情况很糟糕，因为他们在上市前、在一级市场把公司估值炒得太高，上市根本支撑不住。上市之前还要跟股东之间各种纠缠，很难受。
张小珺
今天思考地平线的死门会是什么？
余凯
产品不够好。我认为现在自动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倍速、断层级变化的时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向高而行，不断定义技术边界的上限，而且速度要快，要以快打慢。
在整个科技史上，这样的时间点并不多，但一旦到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撒腿狂奔。我说的是技术，技术要撒腿狂奔。
你想当年在PC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和微软在x86和Windows上的共舞：286、386、486、586、686，杀得狂奔，基本把所有对手都卷死了。
那个时候IBM觉得286就够了，不觉得要继续卷性能。后来英特尔和微软扶持了戴尔、康柏、惠普，包括联想。IBM意识到应该撒腿狂奔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不是PC行业的主流玩家了。
包括智能手机时代，如果你没有跟着安卓和高通一起狂卷，稍微保守一点，其实都被淘汰了。包括从2G、3G、4G到5G，也是不断勇敢地迭代。
所以现在自动驾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技术正在出现断层级的十倍速变化。地平线唯一要做的，就是成为这里面最领先的那个，成为最快的那个。
张小珺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余凯
现在基本上是在非常清晰地执行。因为我们是软硬件协同，全世界目前只有特斯拉、华为和地平线同时做芯片和软件。
这样做可以把软件和硬件串行的开发模式，变成并行的开发模式，所以我们天然迭代得更快，迭代速度一定是行业里面最快的。
现在地平线可以说具有行业里面最强的人才和团队实力。我们过去创业10年，积累了4代芯片的能力，在软件方面也一直很领先。
我认为地平线已经到了一个问鼎世界杯决赛冠军的阶段。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坚定执行，软硬件继续狂卷，向前冲。
张小珺
怎么避开同质化竞争？
余凯
优势就在这里。过去意识到芯片重要的玩家越来越多，但战场开打的时候，你进入战场是太晚，还是已经提前布局？
我们相当于在战场刚开打的时候，就已经在战场中央把工事、碉堡全都建好了，重炮也都架起来了。其他部队可能还在奔赴战场的路上。
芯片这件事情，我做了10年，尤其是车规级芯片，所以一直有敬畏之心。我认为一般芯片企业的第一代、第二代芯片都是在交学费。
张小珺
你们做芯片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中间有什么难熬吗？
余凯
每一代都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代芯片都是对上一代的颠覆。
征程2实际上是我们真正量产的第一代芯片，是28纳米。做28纳米芯片的同学，以前做的都是40纳米，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挑战能力上限。
后来做征程5的时候是16纳米，做28纳米的同学再做16纳米，也是全新的挑战。而且芯片算力从以前的4T、5T，一下提升到128T，整个复杂度是数量级的提升。
到了征程6，我们一代就有6款芯片，最高算力达到560T。又是我们从来没有挑战过的事情。
所以每一步进阶，我认为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对这件事也一直充满敬畏之心。
张小珺
创业这10年，有没有什么当时觉得一把辛酸泪、可能迈不过去，今天看来却都付笑谈中的时刻？
余凯
局部可能都会有这种时候，但你要问我，我脑子里面会天然把它们都过滤掉，基本上想不起来。
进化论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遗忘是一种生存的本事，是一种很好的能力。遗忘可以让你天然开心、天然乐观，也可以让你天然更加forward-looking，去看当下和未来，而不纠结于过去。
因为过去对你来讲其实已经跟你没关系了。所以难的地方其实很多，非常多，但想不起来了。你一定要我回忆，我还是想不起来。
张小珺
你刚才说每个客户都是跪出来的。现在有多少客户？
余凯
现在中国基本上所有主机厂都是我们的客户。我觉得90%以上的主机厂都是我们的客户，而且我们已经成为他们主流智驾计算方案的选择。
张小珺
每个客户都特别难吗？
余凯
特别难。我觉得每个客户都很难。一开始要赢得客户信任，你要做很多努力和付出。
尤其是作为一个新来的玩家，因为以前这个领域从来没有中国厂家的存在，通常都是国际大型企业。我们怎么样说服别人？怎么样成就第一个量产车型？怎么样管控质量？怎么样达到几百万辆车的出货量？怎么样保证不出现召回事件？
所以回想起来，我们跨越了万水千山，也经历了很多魔鬼、地狱级的考验。地平线的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成长和收获也非常大。
张小珺
我记得你当时对长安，还让团队踢球故意输给他们。
余凯
对。当时三伏天，我们一起联合开发项目。双方团队累到一定程度，晚上就在现场露天睡觉。还有一个同学中暑了，我跟当时长安的领导一起去医院看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同学。
双方就是因为共同扛过事情，结成了友谊。两边后来一起踢球。我是开玩笑说：“你们要优雅、不露声色地故意输。”毕竟是我们的客户。
张小珺
还有这种搞定客户的小妙招吗？
余凯
还是有各种方法。比如去湖畔上学，很大的收获就是跟理想成为同班同学。
张小珺
你是为了这个去的吗？
余凯
当然不是。很多事情都是不期而遇。我认为没有太多刻意，太多刻意可能不好。
因为生意背后其实是人，而人的背后是情感、信任和共情、同理心。我认为这些都非常重要。一切商业的本质，其实都是因为同理心：了解、尊重彼此的关切和需求，然后找到最好的结合点。
我觉得每一个客户都是要磕头磕下来的，或者说跪下来的，这是开玩笑。确实足够难，但这么难的事情，最后能够一个个做下来，我认为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是做不好的。
唯一能够把这些很难的事情啃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有热情，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最近黄仁勋在他的书和一些采访里也讲，他觉得自己的整个过程就是很多suffering，很多痛苦。他给年轻人的最好建议，就是但愿你有更多的suffering。
我很有同感。包括整个创业过程，在上市前我自己想：地平线竟然有102家投资机构做股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磕出来的。
这102家机构，每一份投资协议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我知道事情这么复杂，知道这是这么长、这么复杂的journey，我可能想从头来过，也可能都不敢从头来过。
但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唯一的原因还是有一种使命、一种热爱、一种信仰，并且乐在其中，享受这种suffering。
张小珺
最难磕下来的一个人是谁？
余凯
最难磕的，让我想想。我现在还没有磕下小鹏。
张小珺
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余凯
小鹏把智驾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最重要的竞争力。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自然肯定是最挑的。
但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抱有信心。对我来讲，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张小珺
你为他付出了什么努力？
余凯
有时候也不能说是专门努力。这个事情，战略上有时候要强攻，有时候要迂回。
你看小鹏同学把自动驾驶看得那么重要，那你一定要掌握火候。所以我就时不时关心一下。
张小珺
关心什么？
余凯
“最近怎么样？”“你车卖得好啊。”“是因为智驾又升级了呀？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们的机会？你的新车型开个窗口呗。”
张小珺
他怎么说？
余凯
“是的，是的，是的。”他也给我打马虎眼：“有的，有的，有的。”
张小珺
预计哪一年能磕下他？
余凯
一方面是客户，另一方面还是你在产业里面的地位。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
地平线今年开局的时候，基本上长安、吉利，包括影响力最大的比亚迪，都先后宣布了智驾平权。我们其实是背后最大的供应商，是其中唯一的国产供应商。
理想马上5月份也要量产我们的征程6，还有很多车厂其实没有宣布，但我们都是他们背后最重要的供应商。所以我觉得地平线今天这个局面是不错的。
只不过我们要更加努力，真正帮助这些车厂客户，让他们的产品更成功，让每个老百姓不是买科技的噱头，而是在每天出行的时候，能够因为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更加安全、更加舒心。
我觉得被客户拒绝是常态，被小鹏拒绝也是常态。所以还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如果我的智驾做得比小鹏的智驾好10倍，我觉得他也会用我的。
所以我不会过多地纠结具体客户。我们不是有句玩笑话吗？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张小珺
怎么搞定王传福？
余凯
我们在2022年跟王总见面，当时就有一个战略合作。我感觉我们跟王总的团队天然就很容易谈到一起，因为他们特别务实。
张小珺
你看理想是不是也特别务实？长安是不是特别务实？要不然怎么能在燃油车时代成为中国自主品牌第一？
余凯
你是在骂小鹏吗？
我认为小鹏不是不务实，而是它战略的支点在智驾。如果我去做它的智驾，它这个支点就没了。所以这肯定天然是最难啃的。
理想更在乎的是整个产品，其他包括智驾在内的能力，都是围绕产品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产品导向的公司，好像跟我们更容易一拍即合。因为围绕产品，他知道在整个车型规划里面，地平线的价值可以成就这个产品。而且我们的速度特别快，适合中国车厂推出产品、推向市场的迭代速度。
我们跟理想第一个项目那么复杂，8个月就搞定了。
我们跟比亚迪的合作还有一个契机，是他们的另外一家供应商供货出了问题。我们抓住了机会窗口，就相当于门开了一条小缝，我们“呲溜”一声冲进去。一旦冲进去以后，就把整个大门掰开，不给竞争对手任何机会。
张小珺
但是怎么冲进去的？
余凯
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家另外一个厂商交不了货，我们就赶紧上。
张小珺
我看王总还帮你站过台。
余凯
对。王总是一个特别谦卑的人。一般来讲，主机厂去给自己的供应商站台，据我了解，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张小珺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在各个行业、各个圈子里——学术圈、汽车圈，还有资本圈——都非常游刃有余。怎么做到的？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吗，还是后来变成这样的？
余凯
我倒没有变成这样的人。我觉得善于理解别人，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地平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除了物理学、人工智能和数学是我的passion，我一直也对人文、哲学、宗教、美术很有兴趣。美食、美酒我也超级有兴趣。
张小珺
过年还出去玩吗？
余凯
对，我们去非洲玩了。哪个朋友对美食感兴趣，我都会凑上去，故意跟他套近乎。
至少第一是能够跟大家共情，第二是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无聊的人，或者干巴巴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人，地平线也要做一个有趣的公司，而不是一个无聊的技术公司，天天只拼技术。我们享受这件事情。
张小珺
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来着？
余凯
如果说领导者，我的role model是刘邦。刘邦游刃有余，知道迂回，知道进退，身段非常灵活，但是他的意志很强。
如果说电影角色，《乱世佳人》里面的白瑞德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有一种魔法师般的能力。
美国内战的时候，南方和北方，他能够在中间游刃有余。他甚至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进监狱，监狱里的人天天陪他打牌。斯嘉丽需要找他，到牢里去找他，发现他在牢里活得特别滋润，甚至可以随便出来。
所以我喜欢身段灵活、游刃有余的状态。这也跟我的企业哲学有关：一定要有余地，一定要有margin。
包括财务方面，我们特别关注现金流。任何会让整个现金流不健康的事情，我们都不干。我们特别关注风险，不愿意去冒险。
我们说永远在没有竞争的地方竞争，不愿意去做“两军相争勇者胜”这种事情。我们的战略核心是不赌，战略的本质就像巴菲特讲的投资真谛——不亏钱。
听起来超级无聊，但你想想，巴菲特是可以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的。这是多么自在、多么游刃有余的状态。
我的名字也叫“余”，余凯，地平线，余地。做人做事永远要留有余地，要有margin。
张小珺
但是黄仁勋很多次也到了悬崖边。从不抵达悬崖边，会不会意味着太保守？
余凯
恰恰不是。黄仁勋在整个创业过程中，第一代芯片失败了，那一下确实到了悬崖边。后来无非有两次股价跌了90%，但他的业务本质还挺好，只是别人不理解他，包括他长期投入CUDA这件事。
有可能某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风险，但你实际上已经把事情的本质看清楚了，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力去做。你心里知道这其实没有风险。
地平线当时做芯片，就是完全的无人之境，有风险吗？别人看一定有，所以投资人也不投，觉得风险巨大。
但我心里非常笃定，所以倾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我自己对这件事笃定，觉得它没有风险，是能够做成的。
张小珺
今天地平线的CUDA有了吗？怎么建地平线的CUDA？
余凯
我认为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展开。我们想做机器人时代的基础设施。
自动驾驶基本上会收敛，因为它是一个确定性的场景。但未来的机器人存在无限广阔的可能性，可以是农业的、生产制造的、家庭服务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我觉得那个时代应该存在一个类似CUDA的生态。但实话实说，这个战略我们还在摸索，我还不能说已经展开。
我认为地平线未来5年的核心战略，还是在自动驾驶上撒腿狂奔，做到世界第一，做到比第二名好10倍，做到让小朋友都能用。
5到10年，我们会展开机器人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生态。未来5年，我会去摸索这件事情。
张小珺
主机厂也开始做智驾了，很多人都在做智驾。怎么跟他们竞争？怎么跟客户竞争？
余凯
我觉得这不叫竞争。这个世界上，主机厂需要的是足够好的产品。如果有一个供应商能做得比它的自研团队好10倍，你觉得主机厂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它一定会拥抱你。
张小珺
但它的技术也同质化了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余凯
这是个好问题。我有时候会问大家：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手机厂商自研打电话功能？没有吧。
以前摩托罗拉、诺基亚其实都是自研通信基带的。今天我告诉你，连苹果都不自研基带。
你说对了，这是一个相当同质化的东西。所以最终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反共识的看法。绝大部分主机厂可能都不同意，但主机厂未来不会自研自动驾驶，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feature。
你看自动驾驶的用户体验，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印度人，对智驾体验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从A到B，安全、舒适、高效。
你不可能让自动驾驶开出郭德纲的风格，或者开出林志玲的风格，怎么可能呢？它是一个标准的用户体验，就跟打电话一样。无论你是中国人、日本人、老人、小孩，打电话的用户体验标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自动驾驶做不出差异化。你可以分出一、二、三，但做不出不同。如果有一个供应商做得比你好，你就应该用供应商。
车厂应该把精力花在什么地方？比如手机厂商会把很多精力花在拍照上。拍照什么叫拍得好，是因人而异的，是情绪价值。
所以小米、华为要花很多精力在拍照上，因为它没有一个共同标准。但基带和打电话，手机厂商都不自研。
未来主机厂如果想明白了，应该把精力花在产品的情绪价值上，面对它的目标人群。标准化的自动驾驶，应该交给供应商做。
我们可以5年以后再来检验这个观点。
张小珺
那理想汽车就不能做人工智能了呀？如果交给地平线，它就不能做了。
余凯
好问题。你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跟李想讨论过。
理想其实认同自动驾驶是一个标准化feature，从这个角度讲不值得自研，他是认同的。但是你不要忘了，理想的理想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造车公司。理想恨不得将来要跟Google、微软、OpenAI竞争。你有没有想明白这一点？
做自动驾驶，是它通往人工智能、以战养战、培训团队、培养能力的路径。想明白没有？
张小珺
所以有一天他不跟你合作了，你也是能接受的。
余凯
当然。当然可以接受，因为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AI公司，造车只是他的一步而已。
张小珺
你觉得你能看到最远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管是在AI、自动驾驶，还是人类的未来上。
余凯
10. 人类和机器的未来
我觉得人类未来会不可避免地朝着一个我不希望看到、但可能必然发生的方向走，就是人类被AI、被算法圈养。
人类的意念和行为，你看现在的外卖小哥，实际上都是被算法控制的。他们的行为在物理层面被算法控制；抖音和很多数字内容，则是在精神层面被算法控制。
我觉得地平线还是希望反其道而行之，在物理世界做人工智能，而不是数字世界。因为我觉得在物理世界做人工智能更加干净。
它真正要做的，是让人类从无聊、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比如开车，在北京这样的交通状况下，你不会享受开车。能不能把人从这些事情里面解放出来？
比如富士康的工人，做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不适合人类去做的，他们连上厕所都可能受到时间限制，在机械化生产线上做重复性的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地平线的努力，让无处不在的机器人使人类真正可以享受生活，像好朋友之间聊天、喝酒、吃美食，做科学研究，追求自己的好奇心。
让机器的归机器，让人类的归人类。这是地平线要推动的未来。
大部分人往右边走的时候，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有价值，所以坚定地推动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让人释放自己的天性，去做更应该由人来做的事情。
张小珺
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地方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很多人都在做。
余凯
首先，大部分AI公司都往云端去。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把机器人的计算平台、操作系统和芯片作为自己使命的，你看一下，只有地平线。
张小珺
下一代芯片的创新点在哪里？
余凯
这个问题专业了。汽车和机器人跟云端计算不一样。在数据中心，你可以想象它有几乎无限的电力供应，也有很好的冷却系统。
可是汽车和机器人可能在严寒的冬天、酷暑的环境里运行，要依赖自身携带的电池，也没有那么好的冷却系统，供电同样受到限制。
所以在这里面，你要极致推动软硬件的大尺度创新，而不是小尺度创新。
人类大脑20瓦的功耗，可以实现5000T的算力。我们人类大脑的算力，是今天地平线征程6P最高性能芯片的10倍。
但征程6P光一个芯片的功耗就超过100瓦，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今天的技术，离这个目标还非常远。
怎么样达到20瓦、5000T的算力，不需要很大的电池？这需要在计算架构上做极致创新，要远离现在的冯·诺依曼架构，把计算和存储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像人类大脑一样。人类大脑的计算和存储是完全在一起的，并不是分离的。
所以我们要走向这样的未来，革新现在的硬件架构，也要革新现在的软件系统，尤其是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会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指令集也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地平线只是做自动驾驶，因为汽车的电池和整车尺寸还足够大，按照今天的技术演进，可能勉勉强强是可以的。但对机器人来说绝对不行。
所以未来10年，我们要做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推动现有计算架构和范式的变革，包括软件和硬件。
张小珺
对于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你觉得未来的时间点会是什么样？比如3年后、5年后、10年后？
余凯
我基本上觉得，自动驾驶是即将被解决的问题。L4可能在5到10年之内实现。
我们希望用3年时间完成100%的脱手驾驶，也就是hands-off；用5年时间完成100%的脱眼驾驶，也就是eyes-off、闭眼开。
10年以后，完成100%的mind-off。比如一个在海淀上班的工程师，周五下班以后上车打游戏、看视频、睡觉，第二天早上在青岛海边看日出。我觉得10年时间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5年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在局部场景非常有用的机器人。今天的所谓人形机器人，说白了，跳舞、打拳，都是表演性质的。
我希望5年时间能够在局部场景出现非常有用的机器人，10年时间出现某种意义上的通用机器人。
张小珺
你们对于机器人的战略依然是守株待兔，对吧？做生态，自己不主动出击做场景。
余凯
汽车这个领域，我们是主动出击去做垂直场景和垂直应用。机器人领域，我们现在就是做生态。
张小珺
2025年有没有什么预期？
余凯
2025年，征程6P以前可以说是在小算力和中算力档位上，现在我们已经成为行业第一。但征程6P是我们第一次探到大算力，也就是最高这一档。
你也知道，在这个档位只有一个玩家。我们希望今年把这一仗打好，登堂入室，成为行业的主流玩家。
伴随着我们的SuperDrive，成为世界最好的智驾系统。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大家已经能看到地平线的HSD，也就是Horizon SuperDrive，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乘用车智驾系统。
张小珺
你之前不是说，做第二名就挺好的吗？现在不这么想了？
余凯
我什么时候说过？
张小珺
我看到以前说过。
余凯
如果是长跑，战略应该是长期做第二名，到最后一圈再往前冲。现在已经到最后一圈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牌桌上的玩家不会太多，我觉得未来3年可能就结束战斗。
张小珺
你不让我问“余凯的梦想是什么”，所以余凯的梦想是什么？
余凯
我的梦想其实已经有好几个。
第一个，真的让人工智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每个人因为我们的工作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不是获得更多控制。这是我们非常清晰的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它也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快乐，是一种自我的修行。经历很多挑战和困难，相当于每一代产品、每一次进步，以及整个创业过程，基本上都是在一面接近90度的悬崖峭壁上攀爬。
我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大的修行和成长，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不断让自己更加深刻地思考，更加看明白世界的真相，变得更加通透。
这种通透可能会带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所以就是痛并快乐着。
张小珺
创业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余凯
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丰富的人。
以前我可以跟大家讨论概率论、随机过程、神经网络，这些技术名词和技术内容，那些事情也让我很陶醉。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创业让我变成了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人。我对很多社会、商业、产业发展的事情，包括个人的事情，都有了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考。
如果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智慧，我会认为这是极大的满足。
张小珺
你更享受成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企业家？
余凯
很难给自己打这样的标签。在创业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辈子从事人工智能，然后让人工智能真的对老百姓有价值，我觉得这就很够了。
给自己打标签，成为一个什么家，我宁愿什么家都不想成为。
张小珺
你知道中国企业家里面我最欣赏谁吗？
余凯
不知道。
张小珺
段永平，相忘于江湖。
余凯
对吧？我最喜欢的投资家是巴菲特，跳着踢踏舞上班。
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什么“家”。
张小珺
怎么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你在欧洲、美国、中国都待过很长时间，怎么理解今天的全球化？
余凯
我认为全球化是大趋势。现在虽然感觉有去全球化，但我认为这是局部的、暂时的。
地平线的战略是坚定地走全球化，并且与全球合作伙伴共赢。地平线与生俱来就觉得，未来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科技企业。
我们希望成为像微软、英特尔、英伟达、苹果那样的企业。中国有很多企业很赚钱，中国不缺赚钱的企业，但中国缺什么企业？
就是这个企业来过和没来过，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得不一样，能不能推动全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地平线要做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企业。
张小珺
你看到DeepSeek这样的公司时在想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最后一篇论文好像是一五年，2017年出现了Transformer，Transformer引领了这一波人工智能革命。你看到这些会想什么？看到中国出现DeepSeek这样的公司又在想什么？
余凯
我觉得非常好。现在这些年轻人真的很了不起。
我看到一些年轻企业和创业者，他们比我小很多，但第一，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第二，他们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能够连接现实和理想，而不是把两者看成矛盾。
我认为DeepSeek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非常了不起。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挣钱的公司太多了，中国不缺挣钱的公司，但中国缺有理想主义的公司。
张小珺
我最后问几个快问快答，可以吗？
余凯
可以。
张小珺
全球范围内，一道你最喜欢的食物。
余凯
我吃了这么多，发现最好吃的还是辣椒炒肉。
张小珺
一个最喜欢的地点。
余凯
永远是下一个我想去的地方。我现在在想，下次可能去北非玩玩。慕尼黑我也很喜欢，下一次想去北非的摩洛哥。
张小珺
一个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必须了解的知识点。
余凯
不知道，没想过。
张小珺
两本必读书。
余凯
《道德经》《金刚经》。
张小珺
你最近对于这个世界获得的一个最新认知是什么？
余凯
我越来越坚信，这个世界是写好的程序。每个人都在按照一个剧本来演。
张小珺
你喜欢你的剧本吗？
余凯
但是这个剧本是可以改的。
芸芸众生在一个维度里面，你会看到整个人生或者周遭像一个迷宫，觉得处处都是死路。但像释迦牟尼、庄子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相当抽离、从高维思考的。
当你升维以后，会发现芸芸众生其实不是迷宫，其实都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让生命的境界升维，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新的剧本。
尽管剧本是注定的，但在多个维度的世界里，有多个剧本在等着你。问题是，你能不能改变自己，让自己不断升维，因为那里有一个更好的剧本在等着你。
张小珺
你人生路上升维的几个时间节点是哪几个？
余凯
我觉得创业让我升维，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张小珺
所以你发现没有，改变剧本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自己。
余凯
换件事做，是吧？我在北京没有户口，现在还住租的房子。
对我来讲，我宁愿选择比较简单的生活，然后酣畅淋漓、全力以赴、物我两忘地去干一件事情。我很享受这种状态。
所以我不会打德扑，高尔夫球也不会打，现在流行的掼蛋我也不会打。
张小珺
作为一个founder，你理想化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余凯
朝闻道，夕死可以。
如果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些有意思的道理，或者顿悟了，或者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相，我会快乐一整天。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满足感。
张小珺
接下来你最重要的一个bet是什么？
余凯
就是把智驾这件事情完全搞定。
整个人类因为我们而可以享受更多自由。比如一个人每天在路上要花2个小时，假设除了睡觉之外，真实可以使用的是16个小时，那就是八分之一的生命。
如果能够因为我们的技术，让每个人等效于生命延长八分之一，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最大的bet。我想先酣畅淋漓地把这件事情干完。
11. 离开百度重新创业
那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总裁办打电话来说，Robin要找我吃饭。其实那是我提离职信的当天晚上，Robin找我，第二天我们就约在西山温泉酒店。那里离百度也不远，百度有时候会在那里开会。
西山温泉酒店的包间就两个，我们在其中一个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聊了5个小时。聊到最后，完全说不出话了。我们俩从二楼走到一楼，他上车，然后我走了。
张小珺
聊了什么？
余凯
那天大概晚上6点、7点钟，我提交了辞职信。当天晚上总裁办约我，说Robin第二天要约我吃饭。
提交辞职信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问一个朋友：“我要离职，但老板要留我。我不想给他机会，最好怎么样去谈？”
这个朋友是个老江湖，他说：“如果你铁了心要离职，千万不要说公司任何不好。因为你一旦说了，就给老板机会了，他一定当场说我帮你解决，你就没有台阶了。”
这招你们不需要学，只有我可以这样做。
所以那5个小时，我就讲百度的好话，或者说别人的不好，讲业界、讲别的，但没有说百度任何不好。
如果你说钱少，老板肯定说给你涨工资；如果说工作安排哪里不满意，他也可能说重新给你安排。但一旦变成方向问题，就没法接了。毕竟他是你老板，所以我没给他机会。
张小珺
那真实原因是什么？
余凯
我觉得大的出发点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百度的人工智能已经起势了。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百度和Google是全世界唯二在人工智能方面最领先的两家公司，技术积累都很深。
所以我觉得，我阶段性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也招了很多人，不光是吴恩达，包括贾阳青。贾阳青是我在NEC时的实习生，还有李沐，以及现在MiniMax的严俊杰，当年都是我们的实习生。
投资人投严俊杰的时候还说，他像我，发型也像我。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各个地方成为领军人物。后来还有从百度团队出去、在美国顶尖高校当教授的，CMU、COTECH都有。
但我当时觉得，如果我走了，需要找一个世界级领军人物，继续带领百度AI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张小珺
所以你想到了吴恩达？
余凯
OK。所以当时我问自己3个问题。
第一个，未来创新的浪潮会不会一浪高过一浪？我认为是。你看，21世纪初是门户网站的天下。那个时候，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生如果能去新浪、网易，那太牛了。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10亿美元。
到了2003、2004年，大家会说：“要是能去盛大，那太牛了。”一上市就是50亿美元市值，太牛了。
后来顶尖毕业生都说：“去百度，那太牛了。”百度做到50亿美元，不，是500亿美元市值，已经顶到天了。后来腾讯之类的公司到了5000亿美元。你看，基本都是乘以10。
所以我觉得，创新的浪潮只是你想不到，但时代趋势是一浪高过一浪。
第二个问题，在这样的创新浪潮里面，我要做旁观者，还是中流击水？答案很简单，我肯定要当中流击水。
我以前读博士的时候，也跟教授讨论过一个问题：踢球好玩，还是当教练好玩？他觉得当教练好玩，我觉得踢球好玩。
第三个问题一出来，我的取舍就很简单。所以其实是做选择，不做比较。
当时大家都知道Robin很着急要留我，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说：“兄弟，从来没见过老板为了留一个人花这么多精力。你现在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随便要个高价。”
我说：“我干嘛要？对我来讲，这没有意义。”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在离职时跟我说：“我还有一些股票，要等vest。”其实我离职时，公司刚刚授予我一笔很大的股票，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笔股票。
但我一分钱都没要。有人说：“再等几个月，等一把vest。”我说：“干嘛要等？”
所以不做比较，直接提了离职，然后就开干了。
张小珺
我挺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创业的？你是在美国就想创业了吗？
余凯
很难说我在美国时就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觉得自己要创业。我当时只是想推动技术进步，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身边所有人的影响。
因为硅谷就是那种文化，大家都在想创业。Andrew和我曾经讨论过创业，我们俩一起谋划过一段时间。
张小珺
哪一年？
余凯
大概2008、2009年。那时候他还没有创办Coursera。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开车，在280号高速上。我说：“你知道吗？现在中国互联网很火，有大量工程师想来硅谷学习。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工程师培训学校，估计能赚大钱。”
当时我只是动动嘴，说了这个idea。Andrew还真是个行动派，第二天就跟我说：“我去斯坦福打听了一下，租一个教室大概多少钱。”然后他就开始算这个生意的成本和收益。
我说：“我靠，你是serious的吗？”
张小珺
你当时serious吗？
余凯
不算serious。我觉得就是胡扯，结果他执行了。
那个时候斯坦福教授很穷。越是名校的教授，收入越低。为什么？因为越是名校的教授，越会压榨junior professor。
那时候他们都开着破车，住在公寓里。虽然外面名气很大、社会地位很高，但一年只有7万美元年薪。
越是这种名校，越压榨年轻教授。他们也不担心，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平台上把名气做大，未来也不缺钱，各取所需。
张小珺
你那时候不是在斯坦福全职，对吧？
余凯
我不是全职，所以没有他们那种困境。他们比较穷，我还好。
但我也没比他们富多少。他们无非是7万、8万美元年薪，我也就是不到20万美元，反正半斤八两。
在硅谷，谈创业其实是大家每天吃饭都在聊的事情。
我记得还问过Andrew：“你听说过一家公司吗？叫Mobileye。”
他从来没听说过。我说：“这家公司做计算机视觉很牛，是我见过少有的把计算机视觉变成产品的公司。”
结果去年我们已经打败Mobileye了，市场份额超过了它。
张小珺
前5年，你后来总结，这一类创业很难的地方是什么？
余凯
比如小米创业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苹果，你知道智能手机这个市场存在，只要打一个细分人群，做出差异化。
或者造车，特斯拉已经很成功了，你知道这个市场存在。
但科学家创业或者技术创业，最大的问题是，出发的时候没有想明白市场在哪里，谁来付钱。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我认为第一波人工智能创业，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基本都折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找到市场。
张小珺
我觉得你刚开始的愿景也很大。
余凯
我们第一步的愿景是，做边缘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这是我们的vision。
后来2019年底大裁员，裁完以后，我们把公司的愿景改成：让每辆车都搭载地平线的智能计算方案。
这就已经非常收敛了，因为它清晰回答了客户是谁——车厂。每家创业公司最大的bug，都在这个地方。
张小珺
那你2015年到2017年在做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扇面，然后到处扫描？
余凯
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在扫：空调、玩具、家电、汽车。
张小珺
那你还把吴恩达弄回来，这倒是。
余凯
而且我明天跟他讲，我明天跟他讲。
张小珺
我昨天看那本书，还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写了很大篇幅，叫Brain。Brain是cuDNN的作者。他是一个摩门教徒，从小在犹他州长大，而且Robin在2013、2014年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去聊。
因为在CUDA上支持很多方向，后来深度学习，也就是Deep Neural Network，对CUDA的支持，就是cuDNN这个library，是Bryan建立的。
书里面讲到，当时百度给他开了3倍工资。因为摩门教徒很重视family，他有很多孩子，没钱养孩子，所以很缺钱。吴恩达给他开了3倍工资，把他忽悠到百度来了。
后来他又回到了NVIDIA。那本书说，他为了这3倍工资，损失了现在一千倍的股票。我当时就在想，这件事情坏就坏在跟我有关。
余凯
对。所以你看，那一代的AI和芯片科学家创业，绝大部分到现在还没走完0到0.1，没找到market fit。
基于这种vision，我认为长期愿景型创业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vision没法描述具体目标客户是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你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他们的需求。
张小珺
闫俊杰现在不也在扫描吗？他一方面有to C业务，一方面又有to B业务，现在还在看，是技术拔尖，还是产品优先、技术优先，对吧？还有开源之类的。
余凯
他现在还在扫描阶段。
张小珺
所以2019年以前，管理也很差。你们内部那个时候是兄弟会，不是组织。
余凯
对，兄弟会靠感情，不是组织。
我记得我们团队里招了一个实习生和一个校招生。后来觉得这个人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更合适，为了调拨这么一个人，我都要跟那个部门的老大喝一瓶茅台。
我们老干这种事，不知道怎么管理。
张小珺
为什么？这是你的性格原因吗？
余凯
那肯定跟我的性格有关。
张小珺
你是比较江湖的吗？
余凯
如果江湖，我就不喝酒了。我还是比较讲感情、讲道理，类似这样，苦口婆心。
张小珺
李想做这种事情太容易了。他毕竟是成熟的企业家，操盘过汽车之家，前面还有泡泡网。
余凯
对。他整天就是操刀，手起刀落。
我记得有一年，我做预算、做战略规划和管理目标，突然发现预算忘了做。那天正好跟李想聊天，我说我们俩在讨论战略框架时，怎么没讨论预算。
他说：“这还用提吗？我都是一个操盘过上市公司的人了。”
我说：“OK，好的。这个我要补的课太多了。”
张小珺
你的头像为什么一直是关公？
余凯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那时候我还在百度负责深度学习研究院。我们有一个实习生，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了，是一个女生，还挺聪明。
她当时用神经网络生成了这样一个图像，生成了一个头像。你看现在这些deepfake，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早就做了。
那个关公像你仔细打开看，上面还戴着眼镜。最开始它是基于我的一张照片，然后通过神经网络生成的。
我觉得挺好玩，就把它作为关公像了。
张小珺
你之前是不是只叫自己首席科学家，不叫自己CEO？
余凯
早年没有，中间有一段时间。
张小珺
为什么？
余凯
把自己伪装成首席科学家，出去卖货的时候，别人会不会更同情我一点，更容易一点。
其实有点戏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