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创业的生态差异---对谈Google Cloud北亚区创投生态负责人
Google 对初创公司的扶植与投资是两条线,投资内部又分战略协同和财务投资两本账。 战略投资围绕教育、零售、安全及场景落地来“drive synergies”,With 合作是一个例子;Google Ventures 做财务投资时则调用内部专家完成 due diligence,并在投后协助进一步挖掘。过去一至三年的主线是 Agentic AI,医疗则一直是长期方向。
中美 AI 创业仍有“定义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结构差异,但应用层正在快速缩小差距。 庄明浩追问具备海外教育或资源的新一代创业者是否正在改变格局,Warren Li 认为:“底层还是比不过”,但 AI 太新、应用无需看得那么远,中国在场景摸索上反而更强。
亚洲不能被视为一个统一市场,创业条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付费能力、本地关系和市场及上市机制。 中国“肯定是遥遥领先”;印度 B2B 跟随美国、B2C 受收入与消费不足拖累;日本靠良好企业付费习惯和友好的早期上市机制养活中间层,韩国有半导体、机器人和医疗基础但市场偏小。东南亚人口并未转化为付费,Warren 的尖锐比较是:“美国有 10 million 用户,就抵得上整个印尼了。”
OPC 降低了创业门槛,但早期仍要看产品判断和逻辑。 创始人首先要看见“什么地方有机会、什么产品可以满足”,并把想法想清楚;过去 PM 与技术团队反复沟通会产生损耗,如今更像导演能够亲自生成、查看并即时修正,“自己马上就知道这边缺了什么”。
AI 最先兑现生产力价值的地方,是人力最贵的行业和市场。 美国金融、law firm、医疗及 coding 率先采用,原因是替代昂贵劳动的账算得通;东南亚人力便宜,自动化回报相对弱。Warren 把传统行业采用 AI 快于云称为“一个假设”:云计算讲了近二十年仍未完全落地,AI 却让企业表现得“都很主动”。
Warren 认为 Google 不会吃掉全部垂直应用,细分公司的空间来自 last mile、先发优势和大厂优先级。 Gamma 所在的 PPT 场景即使只有 10 亿—20 亿美元,也未必值得 Google 优先投入;等创业公司站稳后,大厂为争夺一个 10 亿美元市场再花 2 亿—4 亿美元并不划算。5 亿美元市场已经足够养活一个 startup,“做一个 5,000 万美元 AR 的公司,我觉得很好,很舒服”。底层方向则必须足够非共识,且创业者具备资源或明显比较优势。
美国创业生态的深层护城河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容错资本、法律保护、并购退出与“make an impact”的动机。 独立研究项目甚至可以因“证明这个东西是错的”获得资助;有 traction 的公司,大公司只会来买而不太会直接抄。Warren 以科技员工出售股票并把资金投入新公司为例,说明税收 incentive 如何鼓励财富回流早期创业;他还用 Demis 的标准概括使命感:“跑完一个马拉松之后你还能走路,意思是你没有 try your best。”
1. Google 的投资分成协同与财务两本账
面对庄明浩如何选择初创公司的问题,Warren 先澄清:“扶植跟投资其实是两路。”战略投资要与教育、零售、安全及场景落地产生 synergy。Warren 以与 With 的合作为例;庄明浩还提到 Produce AI 等案例,认为这条战略投资暗线很明显。
财务投资与普通 VC 没有根本区别,差异在 Google 的专家网络。投 data 相关公司时,内部从业者可参与 due diligence;投资完成后,又能由有经验的同事帮助公司继续做进一步挖掘。
方向上,过去一至三年主要围绕 Agentic AI,医疗则始终在观察。庄明浩问这是否与 LP 偏好和基金结构有关,Warren 同意:美国资本能押注 research 阶段,人民币资金通常“不愿意看那么远”。
2. 中国在应用层缩小差距,但底层零到一仍是短板
Warren 用教育解释中美差异:中国训练更重实践、做题和明确答案,因而在命题清楚后执行很强;iPhone 定义 smartphone 品类后,中国团队擅长沿着既定品类做产品,但“创新这个领域、定义这个事情”仍是美国更强。
庄明浩追问,具备海外教育或资源的新一代中国 AI 创业者是否正在改变局面。Warren 承认 gap 在缩小,因为 AI 足够新、各方都在摸索;他的保留是“从底层去看,还是比不过”,但应用不必看得那么远,中国团队探索场景更强。
3. 亚洲各市场的付费能力与本地化约束截然不同
Warren 的区域判断很直接:“整个亚洲如果看创业,中国肯定是遥遥领先。”印度 B2B 基本跟随美国,投资人会鼓励 founders 跑到美国;此前对 B2C 的押注没有兑现,因为收入增长与分配不足以撑起本土消费市场。
日本基本没有什么 B2C 产品,但 B2B 付费习惯好、早期上市机制友善,可以养活大量中间层公司。难点是小公司缺少大企业背书便卖不进去,外国公司没有当地关系也难成交,必须“非常 local”。
Microsoft 是本地化的例子:即使 AI 未必最好,日本客户一看到 Microsoft 就放心,因为它的界面按照日本人的使用习惯做了很多定制化。
韩国在半导体、机器人和医疗上具备基础,“还是挺有意思”,主要限制是国内市场太小。
东南亚的问题不是人口,而是付费。新加坡只有四五百万人、成本又高,撇开地理和政治优势,商业上的客户基础有限;印尼和菲律宾人口可观,B2C 付费仍起不来。土地和关系资源集中在少数大的 family 手中,外国公司打入市场需要投入关系成本;同样投入下,Warren 宁可做 IT 市场规模远大于东南亚单一国家的日本市场。
4. OPC 降低工程门槛,产品判断与逻辑成为关键
创业门槛降低后,Warren 仍首先看人,其中最重要的是 product idea:能敏锐发现某处有机会,并判断这个机会可以被产品满足;同时还要有足够好的逻辑。
过去 PM 要把逻辑逐条转述给技术团队,每次 communication 都有损耗。他以导演作比:不懂摄影、剪辑和特效时,只能反复描述脑中的画面;现在可以自己写出东西、自己查看,再即时发现“这边缺了什么地方”。
AI 的核心价值仍是提升生产力,因此人力越贵,采用动力越强。美国率先应用 AI 的是金融、law firm 等专业服务、医疗和科技 coding;廉价劳动力市场则像早期工厂自动化一样,未必能把替代人工的账算通。
Warren 特意把下一步表述为假设:传统行业采用 AI“会比别的一些新技术快”。云计算已讲近二十年,许多传统企业仍未使用云,原因可能包括监管、mindset 与内部政治;这一轮面对 AI,企业却都很主动、很想接纳。
5. 垂直应用靠 last mile,底层创业必须足够非共识
庄明浩先提出 Google 覆盖 AI 产业链、初创公司担心被大厂吃掉的问题。Warren 的回答聚焦 Google:Google 不可能把所有细分领域都做一遍,垂直公司的空间在于 last-mile delivery。
Gamma 做 slides、PPT,Google 也做 PPT,但不会像 Gamma 那样做得专。一个 10 亿—20 亿美元的市场未必进入 Google 的优先级;如果创业公司已经做起来,大厂可能要花将近 2 亿—4 亿美元去争夺一个 10 亿美元市场,这笔账并不划算。
创业者也不必把融资规模当终点:“十亿、甚至五亿的市场,足够去养一个 startup”;做一个 5,000 万美元 AR 的公司,软件利润率高,生态和上下游连接也足够好。
芯片等底层机会不同:这些方向是 Google 着重投入、不能放掉的领域,而且高度 capital intensive。创业公司只有拿到足够启动资源,并具备明显更快的执行速度或比较优势,才适合进入;“共识、又很吃资源”的方向胜率很低。
Warren 以 GPT/对话产品的先发过程说明非共识价值:他指出 Google 早有 Transformer、芯片、资金和人才,却没有先做出这一阶段性产品;他把 AlphaGo 描述为更偏科学家的路径,并将其与 Sam Altman 更偏 marketer 和 PM 的取向对照,同时强调成功带有偶然性。
6. 美国生态把失败、财富与使命重新投入下一轮创新
在美国及欧洲,法律体系降低了初创公司被直接复制或“弄掉”的风险;一家公司只要有 traction,大公司只会来买,不太会直接抄。庄明浩直言这种环境“非常让人羡慕”,Warren 则把它与教育、容错和多样化退出渠道连在一起。
美国存在大量独立 research labs 和研究项目,经费甚至可以支持研究者“证明这个东西是错的”。证明命题错误也有人愿意买单,因而创新所需的试错不必先证明每次尝试都能立即商业化。
Warren 以早期 Facebook 或 Google 员工为例:假设累计有约 500 万美元股票,全部卖出可能面对约 40% 的税;若把其中 100 万美元投进一家仍在增长的新公司,按他的解释,这笔税可以抵扣,从而形成 incentive,鼓励更多人启动公司。
更深一层是动机:“创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make an impact”。Elon Musk 若只想赚钱,不会以把人送上火星为目标;Demis 则从少年时期就把解决 AI 当成使命,其 try my best 标准近乎残酷——跑完马拉松被送进医院但没有死,才算真正尽力。
Verification Notes
- 原文在 GPT/对话产品的先发者处先说“OpenAI 先做出来”,后又问“为什么不是 Google 先做出来,而是 DeepMind 做出来”,且出现“Davinci”指代;正文已避免将该先发者归给单一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