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播客，技术开拓者与产业领航员的交流场域。
这里是红杉中国出品的播客新栏目《The Prompt》，关于AI与技术范式变迁的系列漫谈。本期红杉中国合伙人龚原与Elsewhere刘旌展开交流，从科学家、论文与创业聊起，谈及一位投资人如何在市场中形成判断，在组织中完成成长。从硅谷到北京，从一级市场到红杉X，龚原的职业路径展示出一种关乎科技投资的另类答案，与最早的人同行，在最难的地方形成共识与信念。这场交流不仅谈及了如何与科学家做朋友，如何在科技投资中志稳行远，也谈及红杉文化中始终重要的两件事，赢以及conviction。我们从Elsewhere别处发生获取了节目授权，在此也将这场深度访谈分享给The Prompt的听众。
刘旌
大家好，这期我们邀请了红杉的龚原老师。龚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龚原
大家好，感谢刘旌的邀请。我是龚原，现在在红杉负责科技投资。
刘旌
龚原应该是我们邀请到的人里面第一个女性嘉宾，这还是很荣幸的，我们终于有了一位女性采访对象。听闻龚原在上节目之前还专门请了一位辅导老师，这肯定是我们目前采访的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很紧张，也觉得很荣幸。老师有跟你说什么？
龚原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视频播客，然后我又看了很多视频播客。我确实能从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不一样：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我愿意看完”，或者“有点尴尬，我把它关了”。我能感受到那种不一样，但我有点说不出来那个不一样是什么，所以我就请了一位电视台主持人，帮我解答我看到的那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更多也是一种好奇。
刘旌
所以他有解答你的问题吗？
龚原
他给了我一些原来没有的认知，解答了我的好奇，也让我知道如果出错，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出错。
刘旌
比如呢？
龚原
比如他讲到审美。因为观众打开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视觉感受，包括灯光这些。当然，这些我觉得你的播客已经完全做好了，setup已经很好了。
他还讲到第二点，可能是表达的flow和顺序。第三点就是不要有逐字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需要灵性的部分。
刘旌
龚原还是最认真的一个人。之前那些嘉宾甚至不会动这个心思去准备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符合你的一个行为。可能这也是很红杉的一个行为。我们待会儿期待一下，看今天龚原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XBench开始重写考题
我最近看到你们发了一篇论文，是用XBench的名义发布的。我很少看到一个基金会联合外部机构来发布学术论文，这个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
龚原
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一个发布论文的VC。XBench是我们在2023年自己内部做的一个工具，当时其实是为了评测整个大模型的进展，追踪大模型每个月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发现它可能不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工具，也可能成为一件对社区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进行了开源。
刘旌
这种论文对社区或者对红杉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龚原
其实它是一个提出好问题的过程。Benchmark本身是一个评测集，是一套考试题。你可以理解为，考什么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提出好问题的过程。
如果你只是考这个模型足不足够聪明，它就只会变得更聪明。但现在我们要考的不仅仅是它足不足够聪明，而是它有没有经济价值，能不能真的干活。所以Benchmark本身就是一个提出好问题的过程，这可能是我们参与制定一个方向的重要工具。
刘旌
红杉作为一个基金参与这件事情，你们的合理性在哪里？
龚原
我觉得这可能要说到红杉X，可以展开讲一讲。
我们是3年前成立了这个组织，在红杉内部。X本身我们也没有对外做过任何宣传，这可能也是第一次对外说我们有这样的组织。
这个组织成立的意义，其实没有任何定义。它就像Google X一样，是一个创新基地，用最创新、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方式，去创造一些新的范式，参与到新的科技投资当中。
XBench其实就诞生于红杉X。红杉X有一个使命：我们不仅仅想要去投资，而是想要做公司最早期、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去跟它做co-founder，去做里面最重要的战略合伙人的角色。
你不仅要帮它制定战略方向、规划融资、搭建团队，战略规划又是技术战略规划，所以我们需要具备一些业务能力。我们才建立了XBench这样的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就能跟它共同探讨技术战略。
刘旌
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具体做什么呢？
龚原
具体而言，就是帮它理清楚商业战略，帮它想清楚这个公司以公司的形态应该怎么样去做。
其实我认为，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的人是Sam Altman。如果我们看Sam Altman和Ilya的合作，他充当的角色肯定不仅仅是早期投资人。他在早期也帮助OpenAI定义了ChatGPT这个产品。我认为Sam Altman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Ilya在技术突破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觉得他们缺一不可。
我觉得红杉中国在做机构化这件事情，我们是在试图机构化Sam Altman的这个功能。
刘旌
中国的Sam Altman可能会是谁？
龚原
其实这几家大模型公司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比如MiniMax、Kimi，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原来投资人出身的人加入机器人公司。所以现在这些具身智能公司、这些头部公司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这样的角色。
刘旌
但是这样的模式可以规模化复制吗？首先，它有没有复制的可能性？第二，它本身应该被复制吗？应该大范围、多规模地复制吗？
龚原
我们做机构化的希望，就是它能够被复制，不然我们就只做一家公司了。但是我们觉得它也不可能一年做很多家公司，因为一年的idea是有限的。
你刚刚提到了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这样的公司不能太少，不然为什么要成建制地做这件事情？但也不可能太多，因为这样的科学家本来就是很少的。所以，一个恰当的频次可能是什么样？
我们自己有一个统计。用creation的方法做的公司，和完全由市场化、由founder-led长出来的公司全部放在一起，一年市场容量能长出来的独角兽数量应该在5家左右。这就是整个一级市场的情况，市场好一点的时候可能有六七家。
如果市场有5家独角兽，其中有1家是我们制造的公司，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家我们肯定可以完成。过去3年我们都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想把这个数字提高到2家，在整个独角兽市场里的占比达到更高的水平。但确实，我觉得它整体的市场容量不可能太大。
刘旌
龚原现在讲的这些话题推进得比较快。你本来也是一个学商科的人，一步一步从进入科技、进入投资圈，再进入科技投资圈，然后又在红杉内部发起了一个我觉得迥异于很多传统投资模式的形态。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过程和脉络是怎么形成的，我想我们还是从更早的故事开始聊起，这样更方便建立逻辑关系。
你的第一份VC工作是在华创，对吧？当时是什么机缘加入VC的？
龚原
2. 她从美国走进VC
我是在2011年在美国读完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就工作了。2011年到2015年，我在硅谷做战略咨询，也帮硅谷的VC做尽调。其实那时候我对VC已经相对比较熟悉了，大概知道VC是在做什么的，自己也在硅谷倒腾过一些创业的事情。
2015年的时候，因为家庭原因，家里人要搬回北京，所以我就跟着一起搬回来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回北京要干什么，它完全是一个因为家庭原因而做出的被动选择。
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也是一个不那么好过的时间，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因为没有目的而来到一个地方。你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有目的的：你去上学、去工作，都是有目的地去到一个城市。但是我来北京，是没有目的地来到北京的。
我花了大概3个月时间，有点像打游戏时被扔进一张完全黑的地图，然后靠双脚去把地图点亮的过程。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海投简历，去所有能够面试的地方面试，把北京金融街的公司长什么样、国企长什么样、上地的互联网公司长什么样、望京的公司长什么样、华贸和国贸的公司长什么样，全部聊了个遍。
最后我发现，好像我应该跟VC更是一类人，所以当时就选择加入了VC。
刘旌
其实那一波创业浪潮刚刚开始的时候，VC和创业行业应该是非常火的吧？
龚原
对，那个时候非常热闹。虽然那3个月我很迷茫，但确实也很热闹。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个我觉得可以叫作identity crisis的阶段。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形容中年危机的，它是一种身份缺失的感受。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美国的华人是一个很窄的截面。在美国看到华人，大概就知道彼此是同类人，因为大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都差不多，都是社会中非常固定的一层。本身都是少数群体，而且是一个截面，你知道那是你的同类人。你问他在做什么，大概率你也可以做那个事情，因为能给华人发签证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
但是回国以后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回来住在五道口，我坐在地铁上，每个人都非常不一样。这个社会不再是一个截面，而是变得非常立体。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社会当中，我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确实花了很大精力去把黑暗的部分点亮。我每天没事就出去面试，下午没事就跑到创业大街，也被朋友带去小饭桌。我记得那时候小饭桌刚刚开，我跟朋友一起去小饭桌，上完以后就在3W咖啡聊天。
后来我遇到一个猎头，他非要拉我创业做猎头。我们聊得很好，聊完以后他说：“有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跟你的风格特别像，就是华创。”于是他就把我拉到了华创。我是非常机缘巧合地认识华创的。
刘旌
那时候华创是什么状态？
龚原
我觉得当时的华创挺不一样的，创业的感觉很强。跟华创聊的时候，也不是聊做VC。当时华创有一项新业务，叫venture lending，就是给创业公司借债，所以当时聊的是这个。
我记得我在硅谷的时候，客户里面有不少人借过债，都是向硅谷银行借过债。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呢？当时华创说他们想第一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刘旌
所以你在华创的第一年，主要做的就是这块业务，对吧？当时你们用这个模式投了什么公司吗？
龚原
当时我记得第一个项目是乐纯酸奶。
刘旌
那挺上古时代的。
龚原
对。因为乐纯酸奶当时要买一台酸奶机，那是一台进口的酸奶机，用来做希腊酸奶。希腊酸奶需要通过离心机把奶清全部甩出来，做得很稠，但那台机器在中国当时完全没有，所以需要从瑞士或者其他地方进口。
如果用股权融资，可能需要用700万元对应的股权稀释；但如果用债权融资，就是700万元的债权，到时候还掉就好了。拿到债权融资以后，可以很快获得产能，之后又可以融到一个更好的股权价格，所以对乐纯酸奶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算的账。
刘旌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正反馈，对吧？
龚原
对，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正反馈。我记得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可能是IDG，IDG给了它一个很好的VC offer，我们给了一个VL，也就是venture lending offer。最后它选择了我们的VL offer。当时我觉得这件事还挺有可行性的。
对于公司来说，如果它卡在产能上，没有产能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好的估值。所以它先借钱，肯定比先融资划算。
刘旌
但大概推了一年多之后，还是把这块业务放弃了，对吧？
龚原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资金成本太高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VC。
刘旌
其实那时候很多基金，包括红杉，后来跑出来的很多百亿美元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已经布局完成了，对吧？
龚原
对，已经结束了。
其实那天华东坐在你的位置上，他讲了一点：他说2016年之后，如果你是一个TMT投资人，某种意义上2016年到2023年之间其实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是荒芜之地。
当时我们的重要选择就是做VC。我们走进房间，看到大佬们已经坐满了，桌上没有位子。TMT的那张桌子上没有位子，而且都是深度玩家，大家每个人面前都有筹码。所以我们不得不说，那就重开一桌吧。
当时我们做了很多次战略讨论，到底把什么作为重点布局方向。肯定不是TMT，那就重开一桌，开什么桌？想来想去，觉得科技可能是最好的一桌，所以我们真的就重开了一桌。
刘旌
当然，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吗？还是经过了内部激烈讨论？
龚原
我觉得比较容易，属于排除法。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还能做什么？
医疗我们不懂，TMT也做不了，消费我觉得那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所以只剩科技了。就是一个决策。
刘旌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篇文章采访你们，采访了好几个华创的人，包括你在内，叫《科技撩人》。还记得吗？
龚原
记得。我还挺喜欢这个题目的，因为当时确实觉得我们在华创挺独特的。
那时候我们碰不上红杉，也碰不上IDG，碰不上高瓴。跟我们坐在同一桌的，也就是零星几个跟我们差不多晚入场的人。比如一直在看科技的北极光，跟我们在一栋楼；还有楼上的光速，当时他们好像也在看；还有顺为，那时候大概有七八个人。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
刘旌
这些人在基金里的处境怎么样？
龚原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刚刚入行，属于疯狂自我证明的阶段，也是上不了主桌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刘旌
那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趋势？
龚原
确实看到了中国科技在崛起。当时的趋势就是，大量年轻科学家在科学界证明了自己是全球顶级的。
那时候我们投了深鉴科技。我记得韩松有一篇论文非常有名，他在顶会上拿了Best Paper，也因此拿到了MIT的offer，去MIT做教授。一个华人在Stanford刚刚毕业，就拿到MIT的教职，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科学家的地位。
大家可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但那时候不像今天的AI，大家需要争抢一个项目，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时候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去尽调，可以把这个赛道所有的选手都见完，选来选去，最后投一个。
刘旌
其实现在回头看，搜狗也可以是，对吧？我特别好奇，你算是一个商科生，建立对科学家的理解和对话的语言体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你是怎么完成的？
龚原
首先，我初中和高中的基础还可以。我在成都七中读书时做过竞赛，物理和数学学得还不错，所以可能有一些底子。
但在后面，我觉得更多还是出自对科学家本身的喜欢，以及对科学本身的好奇。我们就去找老师，说“要不给我们讲讲”，然后去听课。我觉得每天都很快乐，好像重新回到校园，重新学习一样。
刘旌
他们吸引你、让你喜欢他们的内容是什么？
龚原
他们对前沿科技、对科技突破的那种纯粹追求，让我非常喜欢。他们眼里有光。
刘旌
像今天大家看AI的人，已经完全能感受到，好像他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人。
龚原
是。我那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这帮人就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人，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
刘旌
但他们跟你想象中的创始人或者企业家的形态，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龚原
肯定不一样。但好处是，那时候我25岁，我也不知道企业家该长什么样子，真的没有真正见过特别好的企业家。
刘旌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开始工作的？我理解这个过程并不会很轻松。你要在那么多科技领域、那么多科技树里面找到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相关的人也特别多。你是怎么建立mapping的？
龚原
我觉得当时还是要先投一些anchor项目，先在一些大的idea上想清楚我们要做什么。
当时有几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新型计算、自动驾驶、机器人、商业航天。我觉得这是4个非常清晰的主题。
在这些主题里面，我们就去找最头部的公司，把所有的公司都聊一圈，然后找我们觉得最好的标的进行投资。当时海燕说，能跟投也是一种本事，所以我们就硬着头皮去投那些最头部的公司，投进去以后再跟着学、跟着摸。
你会发现，这些创始人之间好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华是一个很大的聚集地，中国科技创业者可能一半是清华毕业的，另一半是交大、浙大毕业的。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投的人好像都是清华电子系的。把他们聚在一起以后发现，从1997、1998、2000、2002年，每一级都有人。最后就变成了见面先问：“你是几字班的？”搞得别人以为我也是几字班的。
你跟创始人之间有了非常多的common friends，这些common friends就成为很好的纽带。我们会举办吃饭的局和一些活动，师兄弟大家先见面聊聊：“你们这个年级有谁谁谁？”“我跟谁很熟。”大家自然而然就拉近了距离。
这个过程可能用了一两年。当这个局面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圈子。
刘旌
你们投了深鉴，但没有投寒武纪。寒武纪和地平线，当时其实是做了很多多选一的工作，对吧？
龚原
对。比如在商业航天领域，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多选一，选了蓝箭。今天看上去，我觉得这肯定是选对了。
但其他几个选择，比如在无人驾驶领域，我们当时选了文远知行，也就是WeRide；在激光雷达领域，我们投了Innovusion，今天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在这个领域我们错过了禾赛；在芯片领域我们选了深鉴。
所以我回过头来反思，确实还是赛道更重要。因为它并不是一个winner takes all的赛道。
刘旌
这点特别关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winner takes all的特质可能更明显。
龚原
对。在硬科技时代，我觉得它确实没有winner takes all的特质。
刘旌
而且这些公司后来越来越不一样。你找的这一群人，首先在科研战场上都是top tier，对吧？
龚原
是的。我觉得这很关键。科技投资本质上首先要有科技，首先要有技术层面的突破。技术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所以这群人必须是手握先进生产力的人。
刘旌
跟这群科学家从一无所知，到慢慢打入他们的圈子，中间有没有过比较挫败的时候？
龚原
你指的挫败是什么？
刘旌
比如让我去采访一个科学家，我可能会被他说：“你问的问题好傻。”
龚原
我觉得还好。科学家是一群挺可爱的人，他们真的很善于分享。越好的科学家，越能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他在做什么。
这是我后来发现的：越好的人，越能把事情给你讲懂。他在做什么，你直接问他就好了。只能用艰深语言表达的人，可能他自己的道行也还不够。
刘旌
当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秘密角落，只有我们知道？
龚原
但你不知道这个秘密角落能不能挣钱。
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仰。我们相信这群人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世界不是他们的，那是谁的？
我当时经常翻自己的朋友圈，看这些founder。我就在想，如果未来10年我们的A股上市公司——那时候港股也还没有这么热闹——如果上市公司不是他们，那是谁？我想不出来。
刘旌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会觉得VC和科技是两件事情。虽然我们会说，科技其实才是VC的缘起，红杉美国最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做的，也是仙童半导体这类公司，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投商业模式创新。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魄力和认知是很难的。
龚原
我觉得也是一种运气，可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刘旌
那时候市场很热。我记得2017、2018年，共享经济之类的行业现在看起来都已经沉寂了。你会觉得做科技很寂寞吗？
龚原
主要是没上过那张桌子，热闹是他们的，跟我们没关系。
刘旌
那时候你们大概投了多少家公司？比如在华创？
龚原
20多家。
刘旌
这些项目的决策过程复杂吗？
龚原
我觉得在华创不复杂。大家就是干中学，在干中一起讨论、一起做决策。很像大家从零开始一起创业的过程。
当然，海燕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是他带领我入行。但那段时间就像走在江湖里，总有一些神奇的人能教你武功。大家说：“我教你两招。”然后你就学了。
刘旌
而且那时候到底VC应该怎么做投资，并不像今天这样成为一门显学。今天好像全人类都知道VC怎么做，小红书每天都有人告诉你怎么做VC。
龚原
对。那时候自媒体也没有这么发达，也没有播客。今天大家很好学，看YouTube就好了，可以看最好的投资人怎么访谈别人。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开源的信息，连找一两本书都很困难。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靠摸索的过程。我记得那时候有几个江湖朋友，应该说江湖师傅，现在也都是前辈，他们自己做天使投资，我就跟着他们学。
当时有一位很神奇的前辈，天使投了大疆，后来也天使投了禾赛。他带我看了很多有趣的项目，教了我很多做天使投资的方法论。
比如他当时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去看亚马逊评论，要去看YouTube上的评测。”这些今天看都是显学，但当时你都不知道去哪儿看，没有人帮你打开这道天灵盖。
所以我觉得，江湖上那些前辈是很好的领路人。
刘旌
为什么这些前辈愿意带你？这应该也是你很神奇的能力之一：让大家愿意带你、愿意教你、愿意帮助你。
龚原
其实愿意被帮助是一个很难得、也很重要的特质，很多人没有。
我觉得自己确实很幸运，这一路有很多人在帮我。我从很多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当时确实会想，周末或者晚上，我就花额外的时间帮你做你要我做的事情。
刘旌
接下来到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什么决定从华创来红杉？
龚原
3. 红杉带来新的武功
2019年，那时候我在华创已经干了4年。我记得当时整个市场都在向科技转向，科技To B。那时候大家都叫To B，很多概念混在一起，也搞不清到底指什么，反正不是消费互联网的都归在这个领域。
你们当时不是也有一篇文章，叫《科技To B大迁徙》吗？我就是大迁徙里面的一员。
红杉找到我，也聊了很长时间。但我确实一直在犹豫，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去红杉。
后来真正打动我的，可能是我当时跟海燕说的一句话。这件事跟我当年去美国读书很像。我从成都七中毕业，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读书？并不是因为我多么喜欢美国，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想去看一下。
刘旌
你算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参与了一个基金的成立。我想你不管对华创、对海燕，还是对那些同事，应该都很有感情。离开的过程艰难吗？
龚原
从情感上肯定很艰难，抱头痛哭。我觉得还不止哭了一次。
但从职业发展和当时的年龄来看，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比较make sense的事情。
刘旌
我听海燕和老熊跟我说过，他们当时还给你算了一卦。
龚原
这也是我觉得海燕和老熊很温暖的地方。我当时提离职，大家痛哭一场。老熊偷偷去算了一卦，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如果算出来我在红杉混得特别差，或者过得特别艰难，就不让我去，他们坚决不让我去。
但那天算回来以后，说那卦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把我放走了。我当时坐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人生缺木的人。
刘旌
卦里面算出了一个人生的缺陷？
龚原
对，缺木。
刘旌
但你没有想到，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竞争更充分的组织。华创是一个小的family，红杉可能完全是不同的工作状态。
龚原
对，就有点像我妈妈当时送我去美国，但我从来没去过美国的那种感觉。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状态和新的旅程。前面是探险。
刘旌
听你的描述，基本上大多数事情一旦决定了，你是不会更改的。
龚原
对。
刘旌
所以即便那卦算出来不好，你可能还是会做原来的决定？
龚原
那也不一定，还是要相信一下命运。所以老熊说那卦特别好，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后盾。
刘旌
当时聊红杉的时候，聊了哪些人？当时一线的partner都面了。他们有什么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龚原
我觉得就是：好厉害，好厉害。
你没有见过少林、武当派的大师是什么样子吗？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正规军的武功。正规军的武功和江湖武功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很厉害，只是不同程度的厉害，但那种正规范儿是我之前没有感受过的。
它是一个非常机构化的组织，机构化的组织里面每个人又有很不一样的特点。
包括当时周逵问我的一些很哲学的问题。他问我：“你是喜欢钱，还是喜欢投资？”
刘旌
你的答案是什么？
龚原
当时被问懵了。我说：“都喜欢吧。”
刘旌
那Neil问了你什么问题？
龚原
Neil当然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可能的瓶颈，或者你的职业生涯可能的瓶颈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也给了我很多思考。我当时确实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当小学老师。
刘旌
为什么叫小学老师？
龚原
我能教出很好的学生，但是这些最好的学生去了初中、去了高中、去了大学，就跟我没关系了。我没有办法在后面继续陪着他，也没有办法陪他到家、陪他Pre-IPO，陪他结婚。
他结婚时当然会请我，但那只是小学老师的角色。所以我当时就跟Neil很大声地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当小学老师。
刘旌
Neil有说什么吗？
龚原
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我问：“你担心创业者的窘境吗？”
刘旌
创业者的窘境，也就是创新者的窘境。你是在形容他和红杉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境吗？
龚原
某种程度上，那也是我内心最担心的东西。
你看我的经历，我对创新是非常渴望的。我认为成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创新。你不可能在原来那张桌子上赢过原来的人，所以只有通过创新的方法去做。
我当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红杉的组织太大了。所以我问他：“你担心创新者的窘境吗？”
刘旌
他跟你说他担心？
龚原
对。
刘旌
但有答案吗？
龚原
我觉得他能说他担心，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很多人会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但至少他很诚实，非常坦诚、真实，也表达出了他的担心。
刘旌
进入红杉的第一阶段，你有目标吗？
龚原
第一阶段目标就是建仓。
因为来到一个新的基金、新的环境，原来在华创，我相当于已经有了自己的book，有很好的markup和表现；但到了新的基金，一切归零。归零以后，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建仓。
刘旌
当时你的方式是什么？先把自己投过的最好的项目投一遍？
龚原
对。当时投了梅卡曼德、蓝箭航天，其实就是华创当时最好的几家公司。我记得还有XREAL，做眼镜的。后来又沿着机器人方向投了一些原来没有投过的公司，把多选一的动作做了一些优化。
刘旌
红杉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刚进去的时候，你会面对竞争吗？
龚原
竞争肯定是有的，而且肯定有一个适应过程。一个人工作，和跟很多人一起工作是不一样的。虽然你的工作可能跟别人的工作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看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你看到他和没看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刘旌
你很快就意识到，红杉跟你在华创工作时非常不一样？
龚原
肯定有不适应。因为在华创，基本上是自己干好自己的工作；但在红杉，你有协作，有team，其他人也每天忙着自己的事情，所以那种不适应感和焦虑感比较重。
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焦虑，所以花了一段时间试图找到原因。
直到有一天，我另外一个江湖师傅来华贸的星巴克看我。我跟他说：“我焦虑，但不知道为什么焦虑。”
他跟我说：“那不很简单吗？原来你看不到别人碗里的东西，所以不焦虑；现在你看到了，所以焦虑了。”
我说：“但别人碗里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没有关系。原来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关系。”
我想了想，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后来就好了一些。
我现在经常跟年轻同事讲：如果你在其他基金，去抢市场上最好的项目，你面对的竞争就是这群人，没有变化。红杉跟什么人竞争，你就跟什么人竞争。只是你没看到他们，就假设竞争不存在。
到了红杉以后，你看到他们，毕竟大家经常在办公室出现；你看到他的deal flow，看到他的上会，看到他在系统里登录。原来在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但在这里你看到了，所以你会难受、会焦虑、会觉得有竞争。
但这个竞争一直都在，因为一级市场每个轮次能够容纳的钱就是有限的。
我觉得红杉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2019年我去红杉第一年，团建选在了青城山，正好是我的老家。我是成都人，所以变成了组委会，负责组织那次团建。
因为我习惯做事情比较认真，所以先去探了路。当时说要组织大家爬青城山，还要比赛，因为我们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比赛。
我自己去爬了一次，想看看需要多长时间，好安排大家吃饭和爬山的时间。我爬了3个多小时，觉得还算正常，因为平常我不太能一口气爬到山顶。
到了团建那天，所有人开始比赛，结果全员2个半小时就爬到了山顶。
刘旌
最后一个到山顶也是2个半小时？
龚原
对，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我爬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照相了。
我觉得这就是红杉，虽然我觉得有点诡异。
那天下午有一个全员会。我记得会前我偷偷跟一位合伙人说：“我最近做噩梦了。”
他问：“你梦到什么？”
我说：“我梦到了我认识的所有投科技的人都来红杉了。”跟你们那篇《科技To B大迁徙》有关系，我说自己认识的人全部迁徙到红杉了。
那个合伙人非常担心我，觉得是不是把龚原的压力弄得太大了，所以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会上讲一下我的噩梦。
我当时就说：“我虽然做噩梦了，但是今天早上2个半小时就爬到山顶了，我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文化：你一边做着噩梦，一边2个半小时爬到了山顶。这种组织会吸引、也会培养出更多追求强大的人。
刘旌
你觉得是远超average的强大？
龚原
对。
刘旌
我也想这样。如果在一个没有这种激励的环境里，我可能只能3个小时到山顶；但在这种激励下，我2个半小时就到了。
所以你刚才讲到，你人生有很多选择，你是一个自我感比较强的人。一旦选择了，就会去做。但一直牵引你往前走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断变得更强大，还是别的？
龚原
我觉得肯定是想赢，想把事情做好，好胜心肯定是在的。还有好奇心。我非常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想知道播客怎么才能录得好。我觉得就是好胜心和好奇心。
刘旌
初入红杉的一两年里，你做投资更多是华创时期科技投资的延续，对吧？它有质变吗？
龚原
4. 后期投资需要更深信念
我觉得阶段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2019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投过C轮以后的公司，甚至B轮以后的公司可能都没有投过。但2019年之后，红杉教给我非常重要的一些后期投资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新的武功，我从来没有练过。
2019年到2022年之间，因为我所谓的第二波基金其实已经涨到后期了，我们在后期项目上投了不少、写了不少比较大的支票。写大支票和写小支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花大钱和花小钱，手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conviction也不一样。
早期的天使投资，失败是比较常见的；但后期是不太允许失败的。所以后期conviction的深度、调研的深度、思考的深度，都非常不一样。
刘旌
当时有特别紧张的哪一支票吗？
龚原
可能还没有特别紧张的。但我确实第一次理解到，原来拿一个非常大的比例，是需要去争取的。
不是你看好它，就说“我要投”，然后抢到、投进去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需要拼了命去争取。
这种争取不只是在founder那里争取、在IC那里争取，也是在自己这里争取：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conviction，成为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这个事情是需要把名字放上去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参与人，一家公司上市了，后面列着40个投资人，甚至400个投资人，每个人都可以在朋友圈写一篇文章。
但最后只有两件事最关键：第一，你是不是最大的投资人，意味着你在这件事情上挣了最多的钱；第二，你是不是最早的投资人，意味着你跟这个创始人的关系足够深刻，你们可以一起继续挣钱。
最好两者兼具。两者兼具也意味着你在后期要不断加钱。你要连续投他7轮，才可能既是最早的，又是最大的。否则你如果只是最早，早就被稀释完了，一定不会是最大的。
刘旌
这也是国内很多所谓早期投资基金的一个很大问题：投得早，但后来逐渐跟公司无关了。
龚原
对，因为投不动了。
但在红杉不是这样。下一轮你得重新捡起来看，而且得非常努力地看，甚至要反人性地看。因为它跟上一轮的价格差很大，而且时间差很短。
你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受它已经变得很贵，还愿意继续投？这就是conviction。
这种conviction的建立需要非常努力地完成，某种程度上也是反人性的。
刘旌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实践中的案例？
龚原
比如梅卡曼德。这是我从华创第一轮开始投，到后来红杉接盘的项目，它代表了我很大的一个时间跨度。
在红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1亿美元估值那一轮完成了一个lead round。之后它很快到了5亿美元，又很快到了10亿美元。
我记得5亿美元那一轮，我肯定觉得贵，因为我见过它估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对吧？所以我肯定觉得5亿美元投不下去。
当时Pony跟我讲：“你要想一想它上市的那一天，朋友圈都在发名字、发朋友圈。你发什么？如果你发的是跟别人一样的，你只是one of。”
所以我们又坚决拿回来自己领投，又拿回来自己投。这个动作非常反人性，也很困难。你确实要为自己的支票付出代价。
所以我觉得难的不是早期开枪，而是后期加注。
我现在开始带团队，跟团队讲的也是一样：每一次公司融资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刘旌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他形容徐新的投资方式，说大多数投资人在他的公司，尤其是之前占比较大的公司进入下一轮时，只是在等待下一轮发生。但他觉得徐新很厉害，因为每一轮融资都是她的一场战争。
那些战争可能在融资完成之后就跟她没有关系了，因为基金不可能继续投后面的轮次，但每一轮都是她的战争。她会反复思考，到底要in还是out。
龚原
对。这是我觉得徐新区别于国内大多数投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我后来感觉，只有这样才能挣钱，没有其他方法。你在早期疯狂投资，如果没有后面的动作，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从数学上可以证明，每一轮都要是一场战争，才可能挣到钱。
后面的每一轮会越来越难，因为价格越来越高，所需要的conviction level也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conviction的表达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绝对不是为了说服IC，因为你说服不了。但你要让IC听懂你的表达，至于对方信不信，是别人的事情。
刘旌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擅长在IC上表达的人吗？
龚原
我觉得在IC上表达很重要，但这种表达应该是正向的表达，而不是辩论式的表达。
所谓正向表达，就是你站在一个单一的立场上，不要expect有任何回应。哪怕所有人都是4分——我们是1到10分，没有5分——每一分代表你的conviction。
6分代表“别人投我同意，但我自己不想投”；7分代表“我想投”；8分代表“我一定要投”；9分代表“我拍桌子也一定要投，今天离开这里我都一定要投”。
4分代表“我建议不要投”；3分代表“我拍桌子让你不要投”。你可以理解这个区间里的skill程度。
所以我们的IC最期待看到的，不是所有人都是6分，或者所有人都是7分。相反，所有人都是6分的案子，可能不是一个好案子，因为太中庸了，大家都不care，觉得随便。
所有人都是7分的案子可能也不是好案子，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共识。共识的案子要么价格太高，要么占的比例太低，可能都不会是一个特别挣钱的案子。
真正挣钱的案子，是deal team上来拍桌子打8分，然后其他人有4分、6分、7分，是一个非共识。它的非共识会呈现出很明显的分布。我们其实就是在寻找这样的案子。
刘旌
你现在带团队、做mentor，可能要保障的是，让每个人都有说8分的勇气和渠道，也有说4分的勇气。
龚原
对，甚至要鼓励出现9分。
我觉得今天我们仍然在保障这样的机制，让大家把非共识呈现出来。但这肯定不是吵架的过程，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别人的4分说成7分，也不用试图把别人的4分说成7分。你只要把自己的8分讲清楚，自己是8分就行了。
刘旌
你觉得基金里的IC机制，本质上是什么？不是群策群力，那它是什么？
龚原
我觉得就是conviction的表达。
它一定不是群策群力，也不是互相说服，而是自己意见的真实表达。这种真实表达，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缩影。
如果这个IC是有效的，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代表着市场的一种声音。大家在IC上把声音说出来以后，你大概就知道今天市场共识处在什么程度。
刘旌
那说服Neil总有一些技巧吧？
龚原
我觉得聪明的人不太需要技巧。Neil已经见过非常多的东西，他非常理解每一种语言表达背后的动机。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技巧呢？
刘旌
在0到10分里面，你自己推的项目肯定会打8分，但你在IC上整体打多少分比较常见？
龚原
我自己的项目也不会都是8分。我历史上只打过一个9分，打过8分，但不是每个项目都打8分。大多数项目可能是7到8分。
刘旌
为什么你对自己的项目也只打7到8分？
龚原
我觉得7分已经代表很强的conviction了，已经代表我建议投资。
市场上每年能成为独角兽的数量非常有限，好的idea就是那么多，好的赛道也就是那么多，不可能是无限量的东西。遇到的时候就是8分，没遇到的时候就不是8分。
刘旌
红杉有银弹机制吗？
龚原
没有。我觉得红杉的IC已经非常有效。银弹其实是在解决IC失效的问题，但红杉的IC很有效，因为我们IC的人多，人多了就会有效，能够覆盖所有的观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到红杉以后反而不太出来交流了。原来我还有很多江湖师傅，也会和江湖上的同行交流；但到红杉以后，我发现这就是一个自己的江湖，是大江湖的缩影，而且缩得非常准确。
在小江湖里，理解好每一个人，浓度已经足够，等同于理解大江湖了。
刘旌
你2019年加入红杉，2021年是密集投资的两年。那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适应红杉了吗？
龚原
我觉得算是适应了。
刘旌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今天在红杉成长为合伙人的人，大多数要么是当年跟着Neil一起创业、较早加入的那批人，要么是红杉baby。有一批人可能在职业生涯极短的时间里在别的基金待过，甚至从day one就在红杉。
但你是半路加入红杉的，已经有了其他基金、其他江湖的气息。我觉得从结果来看，真正能够一路走到现在的人并不多，这是一个挺神奇的地方。
龚原
我不知道换一个基金会不会这么顺利，但似乎我非常理解红杉的文化。
也有可能是我吃百家饭长大的。红杉是全市场的缩影，而我之前又是在全市场学习，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确实，我高度认可红杉的文化，也高度认可它坚持的价值观。
刘旌
2021年到2022年之间，不知道算不算你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迷期？
龚原
5. 暂停之后重新定义投资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就是建仓，以及学会怎么样在一个大机构下面做出好的return。
我觉得自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2022年，我开始试图做一些改变，也看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时候大家过度投资科学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项目抢来抢去，全是club deal，大家的额度都很少。如果第一轮大家都只有2%到3%，怎么挣钱？
我当时觉得，再这样下去可能谁都挣不到钱。
其他客观原因是，当时家里人也生病了，所以我选择休息了一段时间。如果放在学术界，科学家可能会叫它sabbatical。我大概sabbatical了半年，仔细想下一阶段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刘旌
但那时候你没有想过不做投资吗？
龚原
没有。
刘旌
你只是想寻找一种不同的方法？
龚原
对。我当时肯定不想再以原来的方法做投资。
我想过离开红杉吗？其实对我来说，在哪儿不是那么重要，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时我更多是希望想清楚，投资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当时的做法，至少对我自己而言，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我继续按照当时的方法做下去，我不太可能继续获得我所追求的return和performance，所以必须做出变化。
但首先要想清楚我要做什么变化、怎么做，以及哪里能让我把这些事情做成。在哪儿，是最后一个问题。
刘旌
现在回看，那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2020年到2022年之间，中国大量基金完成了很大比例的融资募资，是大水漫灌的几年。
那几年消费行业今天来看像一场闹剧，但当时也融到了非常多的钱。更多的钱进入了你原来的战场——科技，带来了竞争白热化，甚至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龚原
所以我当时觉得需要改变。
刘旌
那半年你做了什么？
龚原
第一件事情就是暂停，把自己从漩涡和momentum里面摘出来，获得一个比较冷静的环境，去思考什么是对的事情。
如果我不把VC take for granted，不把“VC应该这样做”的预设带进来，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时间回到最原始的命题上去思考。这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强行停止，强行抽离，去思考。
第二件事情，就是顺着第一性原理去想。
今天的创业者是什么样的创业者？今天的创业者是科技创业者。未来10年的创业者是什么创业者？就是科技创业者，他们是不变的。
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就是钱吗？他们需要的是每天站在他们门口堵门，要求他们今天必须签掉TS，然后疯狂给他们打钱的人吗？
还是他们需要别的？除了钱以外，他们还需要什么？
我觉得是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去了很多科学家身边，有原来投的，也有没有投的，去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觉得还是回到“创业者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刘旌
所以红杉X到现在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逐渐形成雏形了？
龚原
对，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刘旌
但那时候OpenAI这家公司还没有出现，Sam Altman和Ilya的合作也还没有被大家意识到。那时候你们怎么确认，这可能是更好的搭配？
龚原
6. 机构化共创科技公司
首先，那个时候OpenAI肯定已经成立了，Sam Altman和Ilya也已经开始合作，只是还没有拿到这样的结果，也没有明显到今天可以作为一个对标。
但我们当时并不是从对标的角度去思考，而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但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所以为什么叫红杉X？就是希望它不被定义。
刘旌
所以红杉X的名字是2022年定下来的，对吧？
龚原
对。我跟你说过，我大概想清楚了，希望做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你问我：“那可以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新的department，或者新的什么东西吗？你觉得叫什么比较好？”
我当时一想，说红杉X可能就像Google X一样，是一个神秘的组织，是一个创新的地方。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做什么，但它可能是一些伟大的、创新的事情发生的地方。
刘旌
红杉中国历史上，有类似这样对投资团队组织进行改变的先例吗？
龚原
其实Seed也算，Seed肯定算。
红杉最开始是做VC，后来发展出了Growth，Growth又发展出了Buyout，之后有了二级、Infrastructure、Seed，X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板块。
从Creation到Buyout、到二级基金，全部都覆盖了。每一块我认为都是创新出来的，都不是第一天就有的东西。
刘旌
VC以前有一种定见：好的创始人就是好的创始人，很难被培养、被习得，甚至很难跟别人形成那样的合作。这两种理念之间会存在矛盾吗？
龚原
我觉得这两种理念代表两个时代。
如果是互联网创业时代、模式创业时代，一个人能够做完所有的事情，那我认为你需要一个绝对强的founder。
但今天我们看到大量AI科学家，很多人甚至是95后、98年以后的人。他手上掌握的生产力又是最先进的，而且是一百倍、一千倍的生产力。
那你想，他有一千倍的生产力，但有接近于零的社会经验，这两者之间是不匹配的。最好的人的内心其实在想：我怎么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怎么提高自己的成功概率？所以他也会去找最好的partner。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不是我们去扶他。
刘旌
这应该是非常本质的区别。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有可能变成揠苗助长。
龚原
对，非常本质。一定不是我在面试他，而是他在面试我。我是去参军的，不是将领。他要带我上前线打仗。
刘旌
现实一点说，这两种角色在公司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从股权上谁应该占得更多，谁才是第一话事人？你们有没有一些经验？
龚原
这个还是depends，每个公司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但每家公司肯定都需要一个主心骨，所以我们会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
刘旌
你们希望扮演的角色，就是很多公司里的Sam Altman，对吧？
龚原
对。
刘旌
这个人是你吗？
龚原
不是。
刘旌
是谁？
龚原
是这个机构。
刘旌
这个机构里面有谁？
龚原
有我、有Neil、有周逵、有我们的团队成员。我觉得这是一个机构。
为什么我们叫机构化？因为如果把一个人的角色拆开，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角色：战略、技术、管理、资本运作。我们做每一个项目，可能都要带很多人一起进去。
所以它其实是机构化的，不会具象到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我们这一群人。
刘旌
以前很多基金在讲对创始人的帮助和扶持时，也会或深或浅地讲到帮你做战略、资源等。我想知道，你们系统性做这件事，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龚原
一个是投后，一个是投前。
我们是一起create这个公司，也就是说，在公司成立之前，这个公司应该怎么做，我们对它的设想是什么，它的股权应该怎么分，它的架子应该怎么搭，都是我们一起做的。
我们是写在这个公司的DNA里面的。
刘旌
这会影响这些公司后续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吗？
龚原
我觉得还好，因为它提高了成功概率。
最早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不太理解的地方，但今天案例越来越多，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大家会理解这件事情本身。
首先，我们不会做很多，而且我们出品的案例一定是好的，我们有足够的quality control。
无问芯穹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早期的代表案例。
刘旌
这个公司早期分配了你多少精力？
龚原
那个时候是百分之百，前面几个月。
刘旌
它是2022年的公司？
龚原
应该是2023年上半年。
刘旌
你刚刚说这是第一阶段红杉X的deal。那第二阶段的2.0和3.0，区别是什么？
龚原
还是主题不一样，所以方法论上有一些区别。
第一阶段的主题，我们现在仍然在做，只是现在可能在不同主题上分配了一些时间。
第一阶段更代表学校里的科学家，怎么跟学校里的科学家和教授共创，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怎么跟小天才共创。我们也发现，很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小天才，身边缺少这样的人。他们也是科学家，只是年轻科学家。怎么跟他们进行合作，是第二阶段要思考的事情。
刘旌
有没有人让你产生过“我直接加入这家公司得了”的想法？
龚原
每一个项目的前3个月，我都有这种感受。
因为它必须是一个非常全情投入的过程。如果没有全情投入，大概率这个案子是不值得我们干的。我花3个月去做这件事情，从投资角度看，这3个月本来可以投10个项目，所以我的opportunity cost是少了10个项目。
我必须确保这个案子足够好，是当年市场上足够明星的那个项目，所以一定会倾注所有精力。那种身体上的感受，一定会让我想加入。
刘旌
那为什么最终都没有加入？
龚原
因为我们做机构化，我不是那个起作用的人。除非我把所有人带着一起加入，否则无法真正实现机构化的效果。
刘旌
这个问题其实也牵涉到你对自己职业的conviction。你刚才讲到Sam Altman和Ilya时，我想到国内也有一个案例，张予彤和杨植麟，算是这样的案例。
对张予彤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人生的一次新选择。我想问，你有没有动过这样的心？
龚原
我记得3年前，我和张予彤有一天晚上坐在出租车上，已经接近半夜了。我们开始想：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人是谁？
我说：“Sam Altman。”
后来他就去了杨植麟那里，对吧？我非常佩服他。我觉得他能够有这样的机遇和勇气，全情投入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非常值得尊敬。
但对我来说，我可能还是受Neil影响比较大。我认为机构化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见过红杉是怎么做机构化的，我认为机构化可以让你喜欢的事情长青，不受个人影响，变成一件更长久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了机构化的路径。
刘旌
从科技投资到孵化，到红杉X，再到红杉X里面裂变出XBench等模式，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我挺好奇，这套东西还会演变到哪里？
龚原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像X本身一样，时代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它是一件被需求定义的事情。
刘旌
你觉得这套模式只有在红杉才能实现吗？在别的基金，或者自己做一个组织，有可能实现吗？
龚原
它可能需要在红杉，因为这其实也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做？
机构化更powerful的地方，在于它融合了这个基金20年的沉淀，把所有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大家把最精华的智慧和资源，全部沉淀到一个点上，一起端给、赋能给我们要去co-found的founding partner。
刘旌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到底是什么？你喜欢的是投资吗？还是喜欢founder？有的人特别喜欢founder，因为他们身上的passion、做事情的方法很吸引人。我很好奇，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龚原
我喜欢看到一个东西从idea到落地、到做出来的过程。我认为那个过程无比美妙，它是一个创造和build的过程，而我想重复、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刘旌
假设有一天你真的自己创业，不是做红杉X，而是做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经过从0到1的过程以后，后半段可能未必是你那么喜欢的。
龚原
所以我应该不会去做。
因为我现在已经在不断地跟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地往后走。我的初衷是，我当时只做小学老师，想去看后面怎么做，所以来了红杉。最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幼儿园。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半时间还在投后期deal。每年不可能有那么多从0到1的案例，因为idea是有限的，所以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后期投资上。
因为如果没看过大学是什么样子，你去创造一所幼儿园，是不太容易的。
刘旌
你从华创开始，不管当时更多是华创的策略，做科技、另开一桌；加入红杉之后延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做红杉X，又另开了一桌。在红杉内部另开一桌，这里面有机缘的成分。你觉得它跟你的性格有关吗？
龚原
刨开机缘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底层相信，如果要做好、要赢，就得用不一样的方法赢。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刻在脑子里了。我不太相信在共识路线上能够赢。
刘旌
科技是一个很大的词。你的事情都围绕科技展开，但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前后，变量其实很大。
你最开始重点做的那批科技公司，更准确地说是硬科技；但AI浪潮起来之后，又有点回到移动互联网那种感觉。
2022、2023年之后，你的方法或者你们做这件事的方式，有什么调整吗？
龚原
7. AI正在重写科技树
我们肯定会把更多重点放在AI上，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但看待问题的方法没有变，我们仍然沿着科技树来看这件事情。
比如我们对2026年有很多期待。期待不只是在AI和模型这一层。模型当然会有很多self-evolving，会有prediction model，也会有world model，新的模型范式会出现。应用层就更不用说了，有太多东西可以做。
但如果你再往下看，会发现很多东西也在同步演进。算力这一层，大家在做3D堆叠，做新的算力方法；能源这一层，大家在做核聚变和裂变；新的计算方式，大家在做量子计算。
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世界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关系。只有预测这个范式到来的猛烈程度，才能大概知道在哪里抓到最大的鱼。
因为到处都有鱼，现在鱼特别多。
刘旌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今天来看，2022年下半年GPT发布之后，国内一级市场又有点回来了。大家开始投大模型公司，你们投了智谱、MiniMax。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精力放在红杉X上，所以这些deal你的参与度不高？
龚原
这肯定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第二，我觉得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极致优化，虽然我已经在试图优化，但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年如果市场容量是5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些deal，也算在这5个里面。
那我在追求什么？
首先，有一个是我们自己产出的，这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东西。我们希望再来一个，把我们的creation success rate从市场占有率20%提高到40%。如果能到40%，我认为我们已经super success了。
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我能不能再投到3个项目里？但不可能那么完美，不可能什么都做到。
这跟我自己在优化、追求确定性有关。因为那4个项目，如果今天来看，也很难是一个人完成的。
刘旌
对，市场变化太快了。你用哪种方式跟市场互动，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的结果会非常不一样。
龚原
是的。但这有时候会扰乱军心，会让人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4个项目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什么时候认识、什么时候碰到、能不能抢进去，有非常多偶然因素。追求偶然性的结果未必是好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论：我们先追求确定性。偶然性有时候需要运气，如果碰到，就碰到；如果碰不到，就把确定性再加大一倍，变成两倍的确定性。
刘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龚原
我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在确定性上获得了足够的反馈。因为如果运气不好，确定性也未必能获得反馈。
刘旌
换一个问题。投资圈有一种说法，很多时候投资人投出的公司和创始人，其实跟他们自己都挺像的，难免会有气味相投。你觉得自己的投资taste是什么？
龚原
8. 她用跟随测试创始人
如果从跟自己像的角度讲，肯定是非常渴望成功、非常想赢，又非常有好奇心、相信第一性原理的这些人。
但他得是将军。我发现很多同行是在面试CEO，是以甲方心态在投资CEO。但我很早就发现，这种方法对我不太work。
我必须以乙方的心态来看CEO。我会非常入戏地想：我跟他干了，会怎么样？
第一，如果他成功了，我有没有肉吃？第二，他会不会不成功，或者半路把我抛下？
所以你找的每个人，至少都得符合这个特点。
刘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很难量化。很难给一个criteria，说他要坚韧、要诚实，或者要具备什么特质。
龚原
我确实很难把它量化成不同指标。但它反映在我内心最诚实的一个想法里：
如果我今天从红杉离开，我会不会愿意跟着他干？
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可能我对商业的感觉并不好，只能从人的角度谈。我觉得一个创始人要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
刘旌
我觉得不同投资人投到的公司，可能有点后视镜效应，跟自己的某些方面很像。那就是他该投的公司和创始人，是他自己的映射。
但我在你身上感受不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投的很多都是科技创始人，他们性格上的锋芒相对被弱化了。
龚原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太能定义自己。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是投资人的自我映射，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大一个……
刘旌
对于一个第一身份是投资人的人来说，这个身份长期需要被解决吗？
龚原
不需要，我觉得完全不需要。
投资人又不是去开车的，为什么要有ego？或者说，那种极致的taste和风格，可能是你打开这个行业的钥匙，但逐渐应该就没有了。
刘旌
但你肯定还是有taste的，不是跟谁都可以干。
龚原
当然。我不会说跟谁都可以干，我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但它没有反映在ego上，不是一个评判，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反馈：
我愿意跟着他干，而且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跟着他干。
刘旌
以前徐新是不是有个理论，说她投的founder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要招来做女婿？
龚原
我是往上看。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招对我最管用。
刘旌
所以你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
龚原
我想过很长时间。我曾经一度怀疑，这个方法会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失效。
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越来越强，看到的人越来越好，我的bar越来越高。到了某个时间点，我是不是就找不到想要辅佐的CEO了？
我在36岁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没有办法被一个25岁的人吸引，让我产生愿意辅佐他的想法？
但目前还没有，我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刘旌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
龚原
因为所有能被具象化的标准，都可能被自己某种程度上物化和修饰。你会为了说服自己而说服自己，说他有这个特质、那个特质。
但当你用自己的行为做判断时，它是无比诚实的。比如晚上12点，你愿不愿意接他的电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刘旌
你是去年成为合伙人的，对吧？那天是什么心情？
龚原
9. 合伙人不是终点
那天觉得比较惊喜。
刘旌
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龚原
我惊喜的不是title变化，因为title变化对我的工作没有实质影响。原来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
让我惊喜的是他告诉我的时间：大年三十晚上6点。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全家人都已经做好准备，大家正在三亚吃年夜饭，大圆桌上姨妈、姑妈，全家人都在。突然你打来电话，我想：大年三十打电话，是什么工作需要大年三十给我布置？
但我还是接了电话，然后走到隔壁街。他说：“我们商量了，想给你升partner。”
我觉得那个时间非常惊喜。说完以后，他还问我：“跟家里人拜年了吗？新年快乐。”
我就带着他的“新年快乐”回到家庭的饭桌上，是一件挺美妙的事情。
那个画面很美妙，因为我妈特别激动，一下就炸了。在我妈的感受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比对我来说还重要。
刘旌
这个结果应该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龚原
我觉得有和没有，对我的工作确实没有太大区别。
我把自己当成创业者。如果不把自己当成owner，不把自己当成全权负责的人，就很难做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所以从头到尾，我并没有认为title的difference会给我带来多大区别。
刘旌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开心，脸都要笑烂了。用你们四川话说，我妈肯定“脸都笑烂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应该是红杉中国过去5年里，唯一一个从外部加入、从年轻层做起、最后成为合伙人的人。
龚原
我没有这样统计过。你加了很多定语，这个依据和评判指标有点奇怪。
刘旌
但肯定不多。
龚原
肯定不多，所以很幸运。
刘旌
会有压力吗？
龚原
压力不是在升合伙人的那一天产生的，我觉得压力是在做红杉X那一天产生的。
刘旌
你觉得红杉文化最精确的几个词是什么？
龚原
红杉有一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有合伙人文化、任人唯贤，还有很多四字词。但太多了，就不本质。
最本质的，在我看来，就是赢和conviction。
我认为赢和conviction这两件事情非常红杉。这样的赢，是建立在conviction之上的赢，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确定性。
刘旌
这是商业组织文化里最极致的表达吗？
龚原
我觉得是VC的极致表达。
VC这种商业形态其实不太常见，是一种小众的商业形态。它是对个体的放大，而且非常依赖个体。所以它要求每个人都非常强。
因此，“要赢”的文化非常重要。你要有一群想赢的人，一个人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要赢，在一个组织里显得非常重要。
Conviction也很重要。历史会记住你的conviction，系统也会记住你的conviction。
所以conviction和赢不可分割，有点像天平的两端。
刘旌
我觉得红杉的组织形态也很特殊。中国有很多综合型基金，但几乎没有第二家像红杉这样。
大多数基金的路径是，一个投资人从analyst到投资经理、VP，再到合伙人，然后按照合伙人去分，基本上是各领诸侯。
但红杉虽然大家都是合伙人，年轻人和你们下面并不形成完全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我猜它也是为了保证这种文化，对吗？
龚原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不太理解多对多的关系好在哪里。但经过两年以后，我认为这是非常精髓的一个多对多关系。
它给了junior同事绝对的空间。对junior来说，你可以跟任何人合作，甚至可以没有人跟你合作。你写邮件，直接发给任何一位senior。
这对junior来说多好。你自己发现一个想打8分的deal，但没有senior sponsor，你找遍了senior都没有，那就直接写邮件。junior的声音是绝对能被看到的。
对于senior来说，我觉得它也避免了出现一些公司里的老一辈、老一代管理者，只做管理工作，坐在功劳簿上。
所以它能让每个人都长期处在战斗状态。
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按照山头文化去做的地方，会miss掉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往往在山头中间，在山凹里面，因为交叉科学是目前最容易产生新东西的地方。
刘旌
但这种文化或组织形态，有时候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磨损或者内耗？
龚原
我觉得多对多本身不会产生过度竞争。但我现在也跟很多年轻同事说，我比较担心的是，刚毕业就来红杉的junior不太理解多对多关系对junior的好处。
junior会把多对多关系过度复杂化，把它变成人际关系。
刘旌
我猜你想问的是这个。
龚原
对。你把它过度人际关系化，反而会复杂化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的设计初衷不是做人际关系设计，而是业务设计。遵循这套机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忘记人际关系。
这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忘记人际关系。这也是我刚来的时候一些partner跟我讲的话。
现在大家可能看宫斗剧看多了，也看了很多职场厚黑学，难免会想“我跟这个人合作，不跟那个人合作”。但这不是这套机制的初衷。
刘旌
我想问你下一个问题：你怎么定义“卷”？现在“卷”这个说法有点被模糊化了，甚至大家把正常的竞争和努力也定义成了卷。
龚原
我还是回到红杉的核心文化，就是要赢和conviction。
刘旌
在红杉体系里，成为一个极受保护、得到嘉赏的投资人，和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厉害的投资人，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目标上的不一致？
比如在一个体系里，你要得到嘉赏，肯定有一部分来自体系本身，而不是来自这个职业本身。当然我相信红杉的模式已经决定了两者大概率是一致的，但难免会有偏差。
龚原
我觉得难免，任何组织都会有。
但红杉这么多年是一个自我纠错能力比较强的组织。你说的这种现象，在一级市场肯定很常见，因为一级市场是一个严重后置的行业。
但我认为这个组织会自我纠错，最后3年总会显现出来，而且一定会显现出来。
刘旌
我还是想问那个问题：你会不会担心？你还很年轻，红杉又把你变成了合伙人，这件事会不会困扰你？
龚原
不会。
我非常确定我的book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book。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比较确定的。
刘旌
我记得之前跟你聊过一个观点：你觉得AI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受到很大挑战，VC的很多方法论也会被革命。
VC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多年没有大的变化。你觉得这一次会非常不一样吗？
龚原
10. VC将被生产力重塑
我觉得会非常不一样。
原因是生产力在发生本质变化，是一百倍、一千倍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很多solo公司，也就是one-man shop。
因为生产力发生变化，整个公司形态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公司形态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组织，公司形态可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VC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必然发生变化。
刘旌
那衡量一个投资人的成败和优劣的指标，也会发生变化吗？
龚原
不会。这就是这个行业最第一性的东西，应该也是亘古不变的东西。
投资的第一性原理就是挣钱。
这又回到周逵面试时问我的那个问题：你喜欢钱，还是喜欢投资？我觉得他本质上想表达的是，你到底有没有理解投资的第一性原理。
刘旌
如果是今天的你，会怎么回答？
龚原
我爱钱。
因为它的第一性就是钱。我认为周逵这个问题非常好，大部分人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这样关联起来。大家很难把钱放在最表面的位置，但它就是第一性原理，是最低层的原理。
所以我认为评判指标不可能改变。
刘旌
我甚至觉得一级市场应该张榜。二级市场经常张榜，公募基金每天都在张榜，每年也都有排名。
龚原
一级市场我有发言权，一级市场太难了。它是高度后延的行业，肯定要经过很长时间周期去看。
刘旌
所以它对于一线很活跃、成长很快的投资人，短期压力会特别大。因为你讨论的往往是10年前的决定，你其实是在褒奖他10年前的决定。
龚原
是的，所以它确实存在短期不匹配。
我在想，有没有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张榜？我也不赞成年榜，因为年榜会让短期动作影响长期判断。VC是10年期的，那有没有10年榜？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谁挣了多少钱，但挣钱又是最重要的事情。
刘旌
你是我们Elsewhere采访的第一个女性投资人。能不能锐评一下几位和你同代的男性投资人？你可以从身边比较熟悉的人聊起，比如曹曦，你也很熟，对吧？
龚原
其实曹曦不算我同代，他比我早入行。
刘旌
因为他身体一直更好。
龚原
对，他身体一直更好。
像曹曦、余森、Colin，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华创的。你前面几期还有谁？
刘旌
云刚、刘源。刘源应该是唯一可能跟你同岁的人。
龚原
对，刘源跟我同岁，我们同时回国，他可能算跟我同代。其他人我觉得都比我们早入行5年。
这个行业早入行5年，就是几个春秋，就是坐在那张桌子上的人。
刘旌
他们就在那张桌子上。
龚原
对。他们就在那张桌子上坐着。
我觉得这5年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他们肯定是穿越周期留下来的最好的人。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太多人已经离场了，剩下的应该就是最好的人。
刘旌
都是夸赞吗？没有点问题吗？怎么样才能更快地掀翻那一桌人？
龚原
那张桌子已经没有了，已经收场了。
现在是一张全新的桌子。他们带有上一张桌子的经验，但也不见得非要在这一张桌子上重复。历史有时候会重复，但也不完全一样。
刘旌
刚才我们其实好几个地方都聊到了你人生中的很多选择。我知道你是成都人、四川人。你大概成长于什么样的家庭？但你本科就去了美国，为什么没有在国内读？
龚原
11. 人生下一站由自己定义
我觉得要做点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当时面试的时候，你也问过我，为什么没有去考更好的学校。我觉得那时有一点叛逆，或者不太想把所有时间花在学习上。
你当时问我：“是不想学习，还是不会学习？”
我说：“是不想把所有时间花在学习上。”
我很快发现，去美国读本科挺好的，因为可以3年毕业，还可以在3年内把研究生的所有学分都修完。于是我真的用3年把本科和研究生都读完了，然后就毕业工作。
我的同学可能都还在上学。所以读书也是一种选择，你从另一种选择里获得了另一种“另开一桌”式的增长。
刘旌
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是2018年，我当时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科技没有感觉，我刚开始跑投资，也没有感觉。
但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把科技投资讲得这么清楚，好像很快就让我形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
龚原
我也不知道这个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可能跟很多教育经历有关。
成都七中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我的大学是一所liberal arts学校。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liberal arts的教育经历，可能跟这些都有一定关系。
刘旌
不管怎么说，VC算是你偶得的职业。虽然你最后找到了它，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能有比投资更适合你的职业吗？
龚原
我觉得没有。
刘旌
我好想知道谁能坐在这里告诉我，VC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吸引他的职业。这个行业还是挺有麻醉作用的，你采访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这样。
龚原
可能觉得不是的人都离开了，也没有再坐在这里被你采访。
刘旌
VC这个职业真正吸引你的是什么？
龚原
满足好奇心，满足无尽的好奇心。
刘旌
华创的一位老同事问你，2019年你对自己的期待做到了吗？
龚原
做到了。
刘旌
那个期待是什么？
龚原
第一个期待是在红杉活下来；第二个期待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刘旌
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当你攀上这个高峰，是否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高峰？
龚原
是。
刘旌
那个高峰是什么？
龚原
我觉得是自己。
我觉得，自己定义下一站要去到哪里，这个问题比过去一直由别人告诉你要去哪里、由社会告诉你要去哪里，是更高的一个高峰。
刘旌
你的人生好像分成两段。在进入华创之前，你更多是被动选择，觉得世界告诉你什么是更好的：去投行、去美国、去做咨询。但后来你基本上掌握了主动权。
龚原
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一个利己的事情，而是逐渐形成的。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升partner。我妈当时说，这是她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她觉得把我养到今天，已经够了。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是自己要去定义下一个高峰是什么的开始。
所以下一个高峰，就是自己定义的那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