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ji
欢迎收听十字路口，我们关注新一代AI技术浪潮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十字路口是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比喻，形容他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伟大的产品往往诞生在这里。AI正在给各行各业带来改变，我们寻找、访谈和凝聚新一代AI创业者和AI时代的积极行动者，和他们一起探索和拥抱新变化、新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陈春雨 Brandon，然后他呢正在做一件很多人看来可能必死无疑的事情，因为他要挑战微信和 WhatsApp，啊要做一个 AI 时代的 IM。那 Brandon 呢从清华辍学，然后现在搬离了中国，在硅谷创业。那他们的新产品叫做 Intent，刚刚上线，那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非常的期待，但是呢也有一些争议。啊最近 Brandon 也拿到了这个两个互联网大佬的投资，那这两个名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密，对吧？但是说出来大家应该还是会觉得非常 surprise。你好，Brandon，欢迎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先从快问快答开始：Brandon今年多大？
陈春宇
25岁。
毕业院校？
陈春宇
清华，没毕业。
你的MBTI和星座？
陈春宇
我的MBTI从ENTP变成了INFJ，星座是白羊座。
用一句话介绍一下现在的公司和你们做的产品。
陈春宇
我们想做让人与人能够更好沟通的工具。我们现在的产品是一个带有丝滑翻译功能的即时通信工具，叫Intent。
现在的融资情况呢？
陈春宇
我们现在融到了足够让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进行充分探索的钱。所以大家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突然挂掉或者死掉，我们肯定能够给大家提供稳定的服务。
目前收入和利润方面呢？
陈春宇
我们之前的一些产品可能有过几百个付费用户，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也没有利润。
目前团队规模多大？
陈春宇
20人。
我知道，做IM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说出来也非常令人兴奋。但是不管怎么样，产品第一步还是要说服用户下载和使用。你们发布的Intent，如果要向用户推荐，你会用怎样的几句话，安利一个用户来使用它？
陈春宇
我会跟这个用户说：用了这个，你就可以跟你的外婆沟通。
这句话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他可能是一个美国的二代移民，更习惯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他的外婆可能只会说粤语或者西班牙语，甚至不太会打字。用了我们的软件，他就可以跟家人沟通，两边只需要互相发送语音消息，但又都能看得懂。
这是你们已经在使用的一种增长策略，还是你在做产品时设想的一个目标场景？
陈春宇
这是我们在早期用户研究中确认的需求。目前的种子用户也在使用，并且基于这个场景不断给我们提出改进意见。
在聊更多关于IM和Intent的事情之前，我还是想先从你的经历聊起。我们都知道，做IM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也需要强大的信念感。但我知道，Brandon的第一次创业并不是十分顺利。可不可以回顾一下，你的第一段创业经历是怎样的？
陈春宇
我第一段创业，是因为当时我的对象在投简历，我就想看看我作为生物专业的学生能投什么简历。结果我发现，在那个网站上选了生物专业以后，我只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去实验室当技术员，另一个是做投资。
我想了想，觉得做投资应该比在实验室当技术员有意思，于是就进了一家VC实习。在VC实习的时候，我意识到项目搜寻，也就是sourcing，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好那时候清华有一个校长杯创业比赛，我跟清华社团打游戏认识了两个哥们，另一个哥们也在VC实习，我们就说，不如组队去看一下。
结果组队以后，其中一个人连夜写了一个游戏创作平台的BP，然后就有人要投资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做产品，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游戏该怎么做。CEO说要做一个比Unity和Unreal更好的游戏创作工具。我当时是COO，另一个同学是CEO。
投资人问我们要多少钱。他想了想，报了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大的数字：120万元人民币。投资人说：“我投了。”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后来这一段创业是怎么发展的？产品做出来了吗？
陈春宇
产品没做出来。团队后来信念感也不是特别强，因为创业比赛本身就是一个机缘巧合。我觉得三位创始人的conviction，也就是信念感，其实都不够。遇到很多挫折以后，就没有足够的心力支撑下去了。
另外，当时我和CEO都比较年轻，大概20岁，很多地方都不成熟，所以最后没有做好。
很多人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创业，如果不是很顺利，可能就会选择回学校考研，或者找一个大厂的工作。但你的选择好像不是这样。
陈春宇
我在2021年拿到那一轮融资以后，2022年初放弃了所有股份和工资，退出了那家公司。因为那个时候CEO已经不太管事了，所以我在2022年纠结了很久：要不要继续读书，要不要做投资，要不要打工，要不要参加选调。所有事情我都考虑过，唯独把再创业这件事排在了最后一项。
直到后来，我去参加之前实习的源码的暑期实习留用面试。面试有一个问题：大学期间最失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时因为第一段创业，我看了真格基金给创业者的书单，把上面大部分书都看完了，也看了很多创始人和公司的传记，对一些大事是怎么做成的，有了一点隐约的感知。所以那时候，对于“我大学最失败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我居然还在这里读书。
这是你的顿悟时刻？
陈春宇
对。我说，为什么我还在清华读书？
面试官笑了笑，跟我说：“你看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他们都是因为有事可做才辍学。你不能为了辍学而辍学，对吧？”
我说：“对，我很痛苦。这就是我最失败的地方。我都大三了，居然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大学最失败的一件事情。”
面试结束以后，我就开始想，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当时我应该是在和对象一起坐贵州小七孔的游船，同时跟一位北大毕业的前辈投资人交流。他组织了一个每周一次的例会，会邀请很多年轻人讨论大家未来的发展。我在那次例会上突然说出了：我要辍学。
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任何投资，也没有特别明确想做什么，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感知，知道自己想做跟群聊、聊天相关的事情。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要辍学，于是做了这个决定。那时候我休学了一年，虽然有一个模糊的愿景，但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要做什么。
那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不辍学，这个创业可能就创不起来吗？
陈春宇
当时有两个点让我觉得，应该自己去做一番事情。
第一个点是苏世民的传记里有一句话：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度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既然要做，就做最有价值、也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作为创始人可能很累，在公司当牛马其实也很累。但当创始人的累，很多时候是一个我可以为之开心、燃烧自己的过程；而在公司里则是很伤心、很沮丧地燃烧自己去交付KPI。所以我会觉得，那就做大事。
另一个点是，很多同学朋友会来问我：“春雨，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们要不要一起搞点什么？”因为我本科时做过各种项目，虽然也没做成什么东西，但大家总觉得我能搞出一些新花样。后来我发现，很多同学也很无聊。既然大家都想做点事情，而且大家都很优秀，那不如我带着大家一起搞点事情。
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我就觉得，那就搞吧。
你决定辍学的时候，有感到一丝恐惧吗？
陈春宇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选了一个好专业——生物专业。
那时候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在生物这条路上读博士，我可能每个月拿3000到5000元的博士生补助，住在清华由单人间改成的双人间里，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当时是竞赛保送清华的，高三就进了实验室做实验，从高三到大一发表了两篇论文。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如果沿着生物的既定道路走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另一个原因是，我差不多17、18岁的时候因为竞赛拿了奖，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课时收入很高。可能在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解决了对未来经济收入的担忧。
我会意识到，很多人读完书，可能就是去互联网公司，或者投行、咨询公司找一份工作，赚的钱不一定比教竞赛多。
你去教别人怎么做竞赛。
陈春宇
对。所以我就意识到，我没有必要非得走那条路。大不了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学历，甚至再读一个硕士，找一堆工作，最后拿一份几十万元的工资。但这件事我几年前可能就已经做到了，所以我对失去这个学位没有什么恐惧。
所以你是在一个安全垫比较高的状态下决定创业的。
陈春宇
我觉得是，但安全垫并不是来自之前竞赛培训的收入，而是来自某一个瞬间，我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饿不死。
高三的时候，高中班主任嫌我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把我逐出了教室。因为我已经通过竞赛保送清华了，所以我就一个人给清华生命学院的各个教授写邮件。有一位教授收留了我。
我当时一个人来北京，自己租房，重新建立所有的社交关系，自己想办法活下来，自己赚钱。我当时带着几千块钱跑到北京，发现自己能够活下来，租一个不错的房子，而且过得挺开心。那时候我意识到，好像无论如何我都饿不死了。我的安全感来自这里。
所以和其他清华同学相比，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陈春宇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在预科班的时候成绩太差。我没有挂科，但数学、物理基本都是B、C、D，最好也就是B。这让我从一开始就不用卷绩点，因为再怎么选也不行。
微积分一上来就给我一个1.6，线性代数又给我一个1.6。这两门课一个5学分、一个4学分，所以意味着我不用学了。很多痛苦来自选择太多，而我因为不需要担心绩点，彻底脱离了清华既定的教育体系。
我的成绩阻断了我走这套体系的可能，所以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在充分地自我探索，做各种项目，最后变成了创业。
所以第二次在贵州的游船上想好要辍学创业以后，后来发展得怎么样？我记得你也融到资了，拿到了奇绩创坛的钱，对吧？
陈春宇
后来我拿到了奇绩创坛和一家北京天使机构的钱，大概是几十万美元。因为当时融的是美元，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把整个架构搭好以后才能拿到钱。在那之前，我和co-founder还自己垫了几十万元，把公司的初步工作运行起来。
最早我们就想做聊天。当时刚看完黄峥的公众号，觉得非常震撼：怎么有人能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我们就在想，我们注意到的非对称机会、巨大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意识到，聊天软件有非常大的流量、非常长的用户使用时间，以及非常高的用户打开频率。但直到现在，在腾讯和Meta手里，聊天很多时候仍然是一个防御性的产品。
微信的小程序、小游戏和朋友圈广告，整个生态做得非常成功；Meta的商业账户也做得不错。但它还没有像抖音或者Instagram那样，做到原生内容广告——只要不断刷，它就是一台印钞机。
我觉得聊天软件当然不是要在聊天里加广告，但它一定有一个能把商业和产品结合得很好的地方，让它本身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不是像马化腾当年那样，一开始觉得QQ都是服务器成本，最后差点不得不卖掉。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被充分解决。微信做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工作，但我仍然觉得，它是在把人往聊天之外带。我一直在想，聊天本身这个用户最高频的场景，有没有可能通过更好的产品形态释放出巨大的价值？
所以你就带着这个愿景，开始了在中国的创业。关于怎么理解IM、怎么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后面可以展开聊。你在中国创业到什么时候，决定搬去硅谷的？
陈春宇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做全球化，Day One Global。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但因为2022年底疫情的原因，全球旅行还比较受限，所以我先去了几个离中国比较近的地方，比如新加坡、韩国。
后来我觉得，那些市场都很小，而且在那里遇到的人可能也没有我在北京遇到的人聪明。于是我回去过了个年。过年期间，陆奇博士告诉我，他跟Zoom创始人埃里克·袁提到过我的项目，埃里克·袁可能想见我。
那时候我特别兴奋，觉得居然能见到这样的大佬。于是我就决定，肯定要去美国一趟。正好过年以后疫情解封，全球差旅开始恢复，也不需要隔离了。我参加完一个朋友的婚礼以后，就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我才意识到，Zoom创始人的时间是需要提前约的，不是我和朋友到了他家楼下，叫他出来就行。
所以你们等了多久？
陈春宇
等了两个月。
等到他以后，你们大概聊了多久？
陈春宇
聊了一个小时。
埃里克·袁问了哪些问题？
陈春宇
他主要听我讲，但我应该也没讲好，他也没有听懂。
我们当时已经在群聊里做了一些尝试，希望每一个群的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控制这个群的一切，并且能够智能地完成一些任务。可能有点类似现在的multi-agent系统，但我们希望它在后台运行。
我们当时的想法还不清楚：后台有一个东西，能够掌控整个聊天上下文以及所有人的身份。我们觉得这可能比一般的bot、聊天机器人更大，更像现在所说的multi-agent system。但当时我们讲不清楚，也讲不清楚用户为什么要用，更讲不清楚产品到底好在哪里。
最后事实证明，那个产品完全不行。交流完以后，埃里克·袁说：“本质上它还是Discord里的一个bot。”我说它应该跟bot不一样。他说：“不，你还是一个bot。最后bot能做的事情，你也能做。”这就是当时交流的结果。
你本来是想去pitch给埃里克·袁，希望他投资，对吧？后来交流显然没有那么顺利，但你还是留在了美国。
陈春宇
对。我当时在美国又待了几个月，到处游山玩水。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产品在开发。虽然我们是做To C的，但当时拿到了百度和清华的合同。
百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百度贴吧开放的接口里做聊天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应该是在百度贴吧最大的孙笑川吧上线的，覆盖了上百万用户。
一开始有很多人玩，但最后那些聊天机器人并没有提供什么实际价值，所以合作完成第一期以后就终止了。
后来，清华的老师听说我们在做一个网页聊天室，里面还可以加入很多定制化的AI功能。清华计算机系一位老师就说，要不拿来试试，放到课堂上用。
所以那时候我在美国游山玩水，团队则在国内辛苦开发给清华使用的平台。
所以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收入的。但你当时游山玩水，心情真的轻松吗？毕竟等了两个月才见到大佬，而埃里克·袁给的评价好像比较负面，这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陈春宇
我觉得不太影响。当时我在美国住各种汽车旅馆，甚至住留学生不要的房子。有些留学生最后两个月不住了，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他们，给一点钱，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当时还是觉得挺轻松的，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人。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base在硅谷创业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moment？
陈春宇
有。那年年底，我们在清华上线了产品。虽然做得一般，但老师和同学确实用起来了。我第一次从产品上线中收到钱，也拿到了用户反馈，这对我来说是创业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清华上线以后，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得弄到国外去。第一站就是斯坦福。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湾区的人好像也就这样。原来我以为硅谷所有人都很厉害，斯坦福也比清华厉害很多，但看了一下，感觉也就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这样，那我也可以去斯坦福做点东西。于是清华上线以后，我们就试图在斯坦福上线。后来在硅谷机缘巧合遇到一个投资人，他们的机构现在叫Llama Ventures。当时我还拿着旅游签证，通过朋友被约到他们办公室，聊了两次，对方当场就说投了。
他们大概投了200万美元。拿到这笔钱以后，我才有资本在美国开公司、应付开销，因为最早的天使投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决定留在硅谷创业，是因为你觉得斯坦福也就这样，自己好像也还不错，于是决定去试一试。
陈春宇
对。我觉得是去魅了，只要好好做事就行。
比如WhatsApp创始人Jan Koum，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背景。Airbnb创始人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真实地在那边见到很多创业者以后，我会觉得他们其实也没那么成熟，甚至对很多互联网商业化的认知，远不如中国随便找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能做，我也能做。
但当时你其实可以选择回北京、上海或者深圳，也可以选择base在新加坡或者硅谷。这个“去魅”是怎么和“base硅谷”产生因果关系的？
陈春宇
第一个原因是，我要在斯坦福做产品。我在斯坦福宿舍的地板上睡了一个学期，后来又因为和宿舍里的朋友闹崩了，不能继续睡他的地板，于是我在帕洛阿尔托变成了homeless。
那时候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好心人。他是一位投资人，告诉我他在伯克利山上有一栋房子，可以让我住，而且不收房租。于是我就待在了那里。
所以你现在还住在那里？
陈春宇
我现在还在那儿。
你们也base在那里办公，团队也在那儿？
陈春宇
对。前两个月我们在旧金山设了一个办公室，但之前也在那栋房子里办公，就在客厅里。那是一栋很简单的房子。
那是一个风景很好的白色海景别墅，位于伯克利山上的最佳观景点，有很大的露台和院子。
听起来，你从一个homeless直接住进了伯克利的海景大别墅，心情是什么样的？
陈春宇
我在那里非常平和，也非常舒畅。后来关于产品的很多想法，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当时我一边听张小龙的微信公开课，一边在墙上写笔记。我买了很多大白纸贴在墙上，写了十几张笔记。那时候我突然对IM是什么有了一些感受。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封闭、很宁静的状态。我不用去旧金山或者帕洛阿尔托参加各种活动，就待在山上，可能一两周不出门，听播客、看海景，偶尔跟来到院子里的鹿打招呼。那段生活非常精彩。
你当时看张小龙的公开课，现在又在做IM。中途有没有和张小龙有过任何形式的沟通？
陈春宇
据说微信团队的朋友把我写过的东西发给过龙哥，但龙哥好像没有回复。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他聊一次。
如果你可以见到张小龙，你想问他什么问题？
陈春宇
我好像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到时候可能可以直接围绕产品聊，交流我们对用户基本需求的理解。
我知道Brandon最近拿到了两位互联网大佬的投资。其中一位我其实没有那么意外，因为他最近非常活跃，在硅谷也投了好几个项目，给的估值也都非常高。但另外一位让我非常意外，因为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
我知道这些名字需要保密。
陈春宇
不能讲。
虽然我现在很想讲，但还是简单聊一下。你和他们见面、融资的过程中，他们问了哪些问题，让你觉得非常impressive？
陈春宇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通过年轻人看见一些事情。我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在他面前说了我想做IM这件事。他可能没有见到其他年轻人想做IM，而我在一些基本方面也算qualified，所以他就投了。
我觉得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太多，但我听到他跟其他创业者交流，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大白话，却字字珠玑，很多问题都直达本质。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跟现场其他宾客说：“年轻人敢做这么大的事，不错。”这可能是他唯一的评价。我试图向他介绍产品功能时，他好像也没有听，可能是我讲得不太好。
听起来，他是非常高屋建瓴地去看，愿意赌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野心的年轻人。另一位投资人现在也非常active，投了很多湾区的年轻人。
陈春宇
跟他聊得很开心的一点是，我们全程没有聊这些事情：腾讯做了怎么办，Meta做了怎么办，为什么是你们，市场有多大，以后怎么发展。这些无聊的问题都没有聊。
他一直在跟我聊用户需求：我怎么做用户研究，怎么观察用户。我觉得这非常开心。他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而我也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
目前看来，你的融资能力和结果都非常好。但也因此，很多VC都认识你。我听到过朋友这样的评价：Brandon虽然在硅谷，但每天都在social，好像没有好好做产品。你怎么看？
陈春宇
在更早的阶段，尤其是2023年我刚到硅谷、什么人都不认识的时候，social确实帮我认识了很多人，也给我带来了各种帮助和信息。
我在美国拿到第一笔钱，就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介绍。当时一个朋友参加活动，听到那家机构想投一些AI项目，就把我介绍了过去。我是他们那一期基金投的第一个项目，所以他们出手比较快。如果后面严格筛选，可能我就排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出去撞一撞，也会遇到一些好运。
但再往后，当我解决了生存危机，有了钱可以在美国开公司、活下来，也给自己办了工作签证以后，我就住到了伯克利山上。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不怎么参加活动了。
只是因为房东非常愿意支持年轻人的创业活动，所以会在家里举办一些活动。我作为场地管理员，帮大家协调。后来很多人会来到我房子的客厅里交流，我不用出门也能跟大家沟通，所以我很开心。
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或者对于正在经历从0到1阶段的创始人，你仍然鼓励大家多social吗？
陈春宇
如果还没有完全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仍然有外部资源的诉求，多见一些人确实会获得一些灵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动态的世界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但有时候，如果已经想清楚了，觉得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就闷在一个地方把东西做出来，再去得到世界的反馈，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处于第二个阶段：闷头把已经想清楚的事情做出来。我们正好再来聊一下IM和Intent。刚才你提到，在贵州的游船上决定要做IM。当时你也看到了微信、WhatsApp，觉得它们好像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解决沟通问题上。具体来说，你看到了什么机会？
陈春宇
当时我不只是看了微信，可能把全世界能找到的IM都看了一遍。比如韩国的KakaoTalk、日本和台湾地区的LINE，印度的ShareChat，还有Zebra、中东的Yalla、埃塞俄比亚的Zangi，甚至伊朗国家官方做过自己的IM，当然也包括Telegram、Signal等等。
世界上其实有特别多IM，每个IM的用户量都很大。那时候我只是感觉，这些IM带有巨大的流量，好像也不只有微信和WhatsApp。各种小IM其实非常多，很多中国人没听过的IM，也有1亿用户。
所以当时只是隐约觉得IM有机会。我真正想清楚IM最重要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是在今年。去年我只是模糊地知道，IM可以做出新的产品形态和交互方式，但还在想，IM里到底应该做哪些AI功能。
那时候我做过很多原型和demo，比如聊天记录总结、联系人的自动备注、AI聊天记录搜索、个人助理等等。
现在你觉得，自己可以比较清晰地阐述下一代IM应该长什么样了吗？
陈春宇
我觉得仍然不能。但我只是隐约找到了自己的锚点。这个锚点就是，让人与人能够更好地沟通。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人与人之间有哪些地方不能很好地沟通，存在什么样的摩擦力？
陈春宇
我自己的英语其实不是很好。到了美国以后，我每次给大家发短信，都要先让ChatGPT过一遍再发出去。不仅是语气调整，美国ABC或者年轻人还会使用各种缩写。比如我第一次看到“low-key”，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语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说同一种语言，也不一定真正理解彼此在说什么。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是翻译痛苦的使用者。哪怕苹果现在增强了翻译功能，或者WhatsApp做了翻译增强，但根据我们的用户研究，用户好像仍然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功能。对于海外的外国人来说，WeChat也不是一个拿来就能很好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Koji，你现在去巴西旅游，在酒吧搭讪了一个拉丁女孩，你们都想进一步了解彼此，但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你们沟通。因为知道无法沟通，可能前面的搭讪都不会发生。
也不一定，因为Koji长得很帅，拉丁女孩可能会主动拿酒来找你。
所以你们现在做Intent，主要的切入点就是多语言翻译。
陈春宇
对，这是第一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对于一个刚开始做IM的团队来说，我们有很多复杂功能的demo，可能也放过一些视频，但要做到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可用，对产品和稳定性的要求都非常高。
我们已经在上千名用户的规模下做了一些测试。真正做到无障碍使用、不出任何问题，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选择先从一个更简单的功能开始。
使用IM和使用一个普通工具的区别在于，IM需要两个人都使用。如果我自己有翻译需求，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我用搜狗输入法，输入中文就可以输出英文；在Mac上，不管是Typeless、Aqua Voice还是Wispr Flow，也都可以设置成我说中文，直接输出英文。
这样其实可以少一步，不需要让对方安装一个IM。但你们的解决方案要求对方安装IM，这意味着你们必须比刚才提到的这些工具做得更好。你们是怎么做得更好的？
陈春宇
我们在做翻译质量的评估，尤其是不同场景下的翻译质量可能不一样。
如果大家对日语和韩语有一些了解，就知道它们会区分平语和敬语。如果输入法拿不到上下文，给出的翻译不一定最合适。但在IM里，我们有上下文，因此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翻成平语还是敬语。
还有很多细节。比如LLM到底指什么，有时候是法学硕士，有时候是大语言模型。很多东西都需要基于上下文感知，甚至有些没有明确提到的内容，比如“that”这样的词，有了上下文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上下文、场景、语境，以及两个人之间的说话习惯和互动方式，都可能对沟通体验非常重要。只有从自己做通信工具的角度出发，才能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你应该和很多人聊过Intent这个产品，或者你更大的未来愿景。你听到过最正面和最负面的评价，分别是什么？
陈春宇
最正面的评价，是一个用户告诉我：“我需要它。”她愿意和自己的家人使用。
她是一位越南裔母亲，孩子出生在美国，只会说英语，而她的英语很不好，只会说越南语。一个母亲和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交流，只能说“回来了”“吃了吗”“睡了吗”之类的话。但他们一起生活，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我觉得这样的反馈最正面。因为我不需要在意其他人的评价，只需要关注这几个用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被解决了。
最负面的评价是：从头开始做一个IM根本不可能；翻译是大厂随便就能做好的事情；这个东西一点也不sexy，也不会让人通向未来；你们甚至没有办法冷启动。还有人觉得我是骗子，有无数这样的评价。
为什么会觉得你是骗子？
陈春宇
我也不知道。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个年轻人说自己要做IM，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你打算怎么冷启动？
陈春宇
在产品启动前，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做用户研究。现在我们还在和早期种子用户持续互动，让用户参与产品构建。
有一些power user甚至愿意主动帮我们宣传产品。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批用户。接下来就是根据他们的反馈不断迭代，等我们把产品改到比较满意的版本，再去了解他们平时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的社区，肯定和他们有相似的获取信息渠道。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些渠道上做推广。
在做Intent之前，我看到你曾经分享过，你说自己做IM已经失败过7次。你怎么定义一次失败？它的颗粒度是什么？
陈春宇
在做IM之前，我们还做过很多bot。我觉得，至少自己尝试去实现一个能够收发消息的客户端和前端，可能就算一次。
最早我们用Python，做了一个非常简陋、运行在单个实例上的网页聊天室后端。后来把前端改成有界面的版本。再后来因为清华要使用，就得把它部署到公有云上，让它运行得更稳定。
之后斯坦福也要使用，用户习惯和需求发生了变化，很多东西又得重写，做定制化开发。
再后来，我终于开始想做一个移动端应用，而不是网页聊天室。之前做网页聊天室，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发App。学会之后，我自己又写了一个后端和客户端。那个东西还是玩具级别，但帮我们验证了很多原型。
做完以后，我们又基于Telegram做了一个第三方客户端，叫LingoGram，在Telegram上增加了聊天总结、翻译、语气润色等AI功能。再到现在，就是Intent。
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做聊天这件事。
前面这7次失败，你最大的takeaway是什么？
陈春宇
从用户真实需求出发。
所以之前有些时候没有从用户真实需求出发？
陈春宇
对。之前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弄明白聊天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如果我连系统怎么搭出来都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对需求的理解也不会很好。
一方面，我越来越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另一方面，我又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被用户拒绝的过程中，离用户更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你希望未来做的IM是什么样的？
陈春宇
我希望我的IM非常懂你。它能帮你很好地发出消息、收到消息，而它的名字叫Intent，意味着你在正常收发消息中携带的任何意图，都能被很好地解决。
比如我跟你说：“我们点个外卖吧。”我们聊完想吃什么以后，它就自动帮我们点了，前提是得到了授权。
如果你给我发了一段我根本看不懂的东西，我可能按一下，它就能帮我解释，然后我可以在对话里继续跟你讨论这件事。
或者只是单纯地拿起它，说：“我今天想找人聊一聊。”它会问：“你应该跟谁聊？”
现在有很多事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做分组、给联系人备注、删除联系人、清理空间、屏蔽陌生号码，还要在搜索里反复使用七八个关键词，去找一件想找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更好的方式可能不是再加10个开关、10个分组，而是从头去想，产品逻辑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想到了答案，只是在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断往前探索。
再说回刚才这7次IM失败。你做IM已经有三四年了，中途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没有什么时间点，你曾经想过算了，换一个方向？
陈春宇
没有过这样的moment。但我有过两次，公司做了和IM不相关的产品。
一次是在斯坦福的项目失败以后，团队比较人心涣散。当时我基于自己申请工作签证的需求，做了一个AI整理文件的小工具。工具发布以后，迅速得到很多海外用户认可。他们主动给我们的邮箱发邮件，问能不能付钱，让我们提供一个business plan的版本。
那是第一次做出一个工具，并且在海外得到市场认可。那个瞬间给了团队很多信心。
后来因为我们还不太会做App，所以第一个App也和翻译有关，是一个菜单翻译工具。很多时候，即使你看懂了菜单上的每一个词，也不知道这道菜到底是什么。
比如夫妻肺片，或者披萨店里的four cheese，四种奶酪，其实是一种披萨。菜单翻译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应用，我的co-founder用一个周末写出来的。这个应用给我们赚了很多钱，在TikTok上也有一些介绍它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上百万。
这两件事情都得到了正反馈，但我们还是回到了IM。
为什么？
陈春宇
我当时和一位投资人讨论过。我说，我拿了你们的钱，至少做AI文件整理、在美国做To B SaaS，肯定能够把投资款赚回来。
投资人说：“春雨，我们当时投你，是因为你说想做一个比微信更好的产品。我们并不在乎你有没有100万或者几百万美元的ARR，更在乎你能不能做一件足够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有这样的投资人，非常幸运。
天使投资人肯定都希望投到下一个billion-dollar company。如果最后只是变成一个生意，理论上也不是天使投资应该覆盖的资产类别。
但对个人来说不一样。有些人会选择赚更安全的钱，一点一点积累；不是所有人都会想着shoot for the moon。
陈春宇
我觉得只要控制好最差的结果，仍然能够生活，那其他一切就是生命历程该带来的东西，不需要过度纠结。
关于IM，我们前面聊了不少。我还想追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思考？比如大家没那么认可，但你觉得非常正确；或者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陈春宇
我觉得很多人也在IM里看到了一些事情，但我确实比较系统地思考过，IM这个产品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们可以先看一组数据。WhatsApp的月活用户每天发送消息60条；ChatGPT的月活用户每天大概提问10个问题，最近可能还多了一些；月活用户每天在Google上搜索的次数，只有3次左右。
其他很多我们觉得很厉害的To C产品，用户主动发言、主动完成操作的意愿更低。比如Instagram，每个用户每天愿意发布的帖子可能已经少于0.1条，Story大概是0.3到0.4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IM这种产品形态，先天就会让用户说很多话，而且用户没有任务负担。你打开以后，不需要先想“我今天要跟它说什么”“我该怎么提问”“我该怎么组织问题”。
在社交互动场合里，你会习惯性地把很多事情带出来。IM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模式。你跟ChatGPT对话，即使有问题，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我们两个人聊天时，不知不觉就会聊出很多事情。
如果我对着ChatGPT独白，肯定没有我和Koji聊天能聊出来的东西多。
IM其实是一个社交场域，里面有很多trigger，不断有外部输入，诱导人做出回应。它会让人在很轻松的环境下，不知不觉给出更多信息。
有了更多信息以后，背后的AI系统可能会更了解你的行为和需求。未来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能更好地服务你。我觉得这是IM在使用频率和产品交互方式上非常独特的一点。
此外，IM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作用：它是第一个接近完整记录个人生活的产品。我们无数的事情都发生在聊天记录里。
我们不可能写日记。正经人谁天天写日记，写那么多东西？有些公司可能会做一个设备，24小时录音，但很多打字和信息仍然记录不到。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IM是记录我们每个人最多数字生活的平台，而且整个过程毫不费力。我们试图记录生活时，其实很累。我有朋友会在日历上标出自己每个小时在做什么，我也觉得这样很好，能让我知道时间花在哪里，但我尝试了两天就放弃了，他却一直坚持。
但我每天都能坚持在微信上聊天。所以我觉得，IM很好地记录了我们的生活。它有很多足迹，比如语言习惯的变化、状态的变化。以后想回忆一件事，甚至只是想知道去年给某个人送了什么礼物、前年送了什么、今年应该送什么，很多答案都在IM里。
这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产品形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搜索“周三的快递”，结果发现对方当时说的是“星期三”，然后死活找不到。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产品可以做得更好，虽然我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你会好奇，为什么刚才提到的这些痛点，微信没有做？比如搜索“周三”，为什么搜不到“星期三”？
陈春宇
第一，微信肯定有能力做，内部也做过很多尝试。我觉得他们显然比不思进取的Meta好很多。
但这又回到我之前想讲的一件事：我们要把最大的劣势反过来变成最大的优势。
微信最大的优势，是已经有足够大的存量用户基础。这意味着，任何一点微小改动，都会影响10亿人的日常生活。
而你是在一张白纸上面画画。
陈春宇
对。
所以因为是在白纸上，你可以做出哪些不一样的交互或功能？
陈春宇
这一块我其实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们在intent.app官网上放了一个小短片，里面有一些例子。
比如聊天聊到要打车，它会帮你打车，甚至贴心地比较Uber和Lyft的价格。又比如我们聊到家里要买很多东西，聊天过程中把要买的东西列出来，最后自动形成一个购物清单，点一下就可以操作。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对Intent的理解，之后希望把这种交互做得更好。
我个人也很好奇，微信其实做了一些识别意图、改变对话的功能，比如群接龙。如果我说一句话，再写一个“一”，它马上会唤醒群接龙。
但不管是识别打车、点餐还是购物意图，微信都没有做。我觉得它不是没有能力，而是选择不做。你会好奇它为什么选择不做吗？
陈春宇
它希望把这些事情做到小程序里。小程序也可以在聊天里动态分享一些卡片。
但我觉得，小程序把用户从聊天界面切换到了另外一个页面。一旦发生页面切换，用户脑子会“嗡”的一下，然后忘了自己刚才要干什么。
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个瞬间：我们聊得好好的，我点进一个小程序卡片，然后忘了刚才要做什么。
这可能已经是现在最好的做法，但我仍然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尝试。我的做法也可能是错的，但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IM，总得有人去创新、去试一试。
这里还有一些人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主动式AI”，意思是AI随时在你身边，监控你的一切对话，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提供帮助。
但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帮助还是干扰？比如我们聊天聊到一半，它突然弹出一个打车或者点餐卡片，但它可能识别错了。你怎么理解？
陈春宇
这件事就像早期的推荐算法：它到底推荐的是你喜欢的内容，还是不喜欢的内容？
现在回头看，最早的头条推荐算法肯定没有今天抖音的推荐算法好，但它仍然要一步一步做起来。只有在真实场景中尝试、验证，构建一套体系，找到自己的评价指标，才能把它做得更好。
如果永远只在实验室里思考它怎么变好，它不会真的变好。所以我觉得，一些新产品确实需要early adopter陪着我们一起探索。
但推荐系统如果猜错了，我划过去就行了，干扰很少。除非推荐得特别差，我连续划很多条都不喜欢。
但聊天过程中，如果它识别意图不准确，时不时弹出卡片，打扰对话，其实会很烦。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对抗这种情况吗？
陈春宇
可能还是要从用户角度出发，凭自己的体感，把功能做得更克制一些。
因为它首先要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它首先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通信工具，其次才是看它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给用户增加额外价值的可能。
微信的很多功能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如果没有朋友分享过给你，你永远找不到入口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做法：更好地识别用户什么时候需要，然后再提示用户。
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解法，只能时刻把它放在心里，不断探索。
你觉得这个问题最后是通过交互解决，还是通过智能提升解决？
陈春宇
两方面都要。一方面模型的智能要提升，另一方面交互上也要做更多探索。
我们不知道哪一种交互是好的，只有在真实场景中验证，才能观察到结果。
你反复在讲一种产品哲学：从用户需求出发，去实践，得到反馈，再帮助体验迭代得更好。到现在探索了两三年，你得到哪些认知，让你觉得对于做下一代IM来说非常宝贵？
陈春宇
有一个认知是，IM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收消息和发消息。用户不太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也看不懂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一切东西都应该以消息能够稳定送达为基础，然后再去做别的。很多产品尝试把事情做得很复杂：这里加一个窗口，那里加一个选项，再加一个悬浮球。这可能不是好的解法。
好的解法可能还是让用户专注于收消息和发消息本身，其他功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要克制自己增加窗口、选项的欲望。
用户的工作记忆和注意力非常有限。如果他已经习惯了现在这种收发消息的模式，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最优解，不应该轻易打破它。
你们最近在团队内部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陈春宇
最近讨论最多的是翻译质量。我们发现，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benchmark，去评价大模型的翻译质量。
在更早的NLP时代，大家有很多方法尝试评价翻译质量，包括词语对应、词向量、句向量等等。现在大模型很多时候已经能把翻译做得很好，但进一步的翻译质量评价体系是什么，好像还没有答案。
我们隐约感觉，可能只能用一个更高级的模型来做判定，但最后会形成循环，甚至产生悖论。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翻译质量提高得更好。
很多时候，问题是上下文缺失造成的；有时候是语气、语调不对。你跟家人沟通的语气，可能和工作场景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意识到，在大模型时代，想把翻译做好，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们团队的梦想毕竟是做IM，但最近你和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在翻译上。你会觉得这听起来有些失衡，或者失焦吗？
陈春宇
我觉得翻译本身就是帮助人沟通、传递信息。IM的核心也是把信息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所以它仍然在“帮助人更好沟通”这个范围内。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做AI搜索聊天记录，以及理解意图等方向的探索。理解一句话如何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和理解它的意图，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觉得，背后的一切都在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的聊天，并且帮助人。翻译是其中一个非常通用、也和很多事情相通的部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认知。
你们的产品叫Intent，也就是“意图”。我理解，你们公司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理解用户在聊天中的意图。
但一个人说出一句话，理解他的意图，并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或服务，非常难。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哪些takeaway或者心得？
陈春宇
我们的takeaway就是：想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太难了。我们现在好像还做不到。
但越做不到的事情，越让我们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好，这里就有很多创新空间，无论是在产品还是技术上。
所以我们把Intent同时作为产品名和公司名，希望未来能够一步一步逼近这个目标。
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demo，或者一个很简单的视频开始。它可能就像Google早期的PageRank一样。只要我们反复尝试把这件事做好，有足够好的conviction，在这件事上持续前进，而团队也足够优秀、学习能力足够强，就一定能把它做得更好。
说实话，我觉得坦诚是最好的方式。拼多多就很厉害，他们曾经在股东会上“背刺自己”，把自己的股价打下去，但其实并不影响公司的基本面。
很多创业者总是喜欢对投资人报喜不报忧，但我觉得多报报忧其实没有好处。当别人对你的预期足够低，已经走到谷底时，每一步都是向上。
如果我一直让大家对我充满预期，比如我说Intent能做到多么厉害，大家都这样想，那如果没做好，我就会很难受。
但我每次都跟投资人说：我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我没有PM；公司一直在亏钱；我做不来IM；已经失败了7次，第8次可能还会失败。
这样讲，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他们也没有什么压力。他们会觉得，投了一个可能赔钱的项目，那就投了吧。这其实是一种预期管理，也是一种心态调节，可能会让自己做事情更健康。
这种心态的好处是什么？
陈春宇
我会觉得，我现在怎么都比当时在清华读生物博士好。
无论如何，我现在都比在清华读生物博士好。所以每一步都是向上。哪怕公司最后破产，我签个回购协议，一无所有，我也觉得这比在清华读博士好。
当然，不同人获得快乐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会从学术研究中获得很多乐趣，但在清华读博士对我来说不是理想生活。
我没有从学术研究中获得快乐，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天分。我只是学会了如何设计实验、发表论文的技巧。我觉得这其实很不好。
如果我用这种方式发了一篇论文，不应该把它重复10次再发10篇，而应该真正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否则，无论是对科研资源的占用，还是对自己人生时间的占用，都是浪费。
所以还是people-mission fit。你做了3年IM，但还没有特别显著的进展。你会焦虑或者担心吗？
和你同时起步的其他创始人，可能在别的领域已经有了不错的用户增长或收入增长。但你们尝试了很多次，现在刚发布Intent，而它目前还是翻译功能，和你想做的那个非常未来的产品之间，感觉还有很远的距离。
你怎么理解自己的选择？
陈春宇
我觉得还好。因为一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想的就是做群聊，现在想做IM。我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目标，没有把赚多少钱、怎么退出，或者进入30 Under 30作为目标。
所以相对来说，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在乎这些事情。
我没有焦虑，是因为我不断把更多精力投入IM。我们团队对IM的理解越来越深，而且每年都有进步。
这件事能够极大地对抗我的焦虑。我的焦虑可能只来源于两点：这件事没有做好，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更快地把它做好。
如果这件事就是我的目标，那我最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在这件事上反思，而不是担心其他事情。目标足够明确，焦虑感就会降低，至少我每一步都在朝目标前进。
团队会有焦虑吗？你自己的意志和愿景非常强，但团队现在是什么状态？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陈春宇
团队会有焦虑，但团队也看到了我们在前进。
最早我们做的网页聊天，有几千个用户。后来做到Telegram第三方客户端LingoGram，有几万个用户。从最早完全没有做到用户需求，到现在拥有大量一手的用户研究资料，团队都能观察到我们在一步一步变好。
最近开会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说：“我们走上正轨了。”
所以我觉得，只有真正贴近用户，把一些东西做出来，团队的感受才会更好。但我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同事的焦虑。
如果这件事最后成功了，你觉得自己可能做对了什么？
陈春宇
如果成功，我做对的事情只有一个：真正理解用户的场景，用好的产品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最后失败了，可能是做错了什么？
陈春宇
失败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千奇百怪。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对用户的理解不够。
除此之外，失败也可能是因为组织能力有问题，包括我的组织能力，或者整个组织的组织能力。工程和内部管理出了问题，我也会把它看作组织能力的外延和体现。
说到组织，你现在有co-founder吗？
陈春宇
有，我有一个co-founder。
你们的分工和配合是怎样的？
陈春宇
我的co-founder更多时间放在技术管理和技术前瞻性探索上，同时也会辅助我做很多产品和战略决策。
他也是清华同学？你们一起辍学的吗？
陈春宇
我们是清华校友。我辍学了，他毕业了。
你们团队现在应该中美两地都有。团队大概是什么样的文化？
陈春宇
我们的一个文化是，在产品上更倾向于独立思考，不沿用大厂现成的框架和方式。
世界上能做IM的人非常少，所以大部分现有的产品方法论，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适用。这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比如怎么理解用户需求，仍然非常实用，但很多技巧性的东西，我们基本不会照搬。
另外，整个团队还是小而精，大家彼此都认识。Telegram有10亿MAU时，开发团队也就30个人；WhatsApp达到4.5亿MAU、被Meta收购时，也只有35个人。
所以我们觉得团队不会太大。在一定阶段，由少数人把比较好的产品交付出来，就已经足够了。
你期待和什么样的团队成员一起工作？
陈春宇
第一，他会觉得做一件让人与人能够更好沟通的工具，本身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认可这件事。
第二，他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团队的设计师在学习写代码，心理背景的产品同事在学习怎么用GitHub管理PRD。我自己是生物背景，现在也要学习几乎所有东西。
所以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尤其现在有了AI，大家可以迅速学到另一个领域的知识，同时在自己的领域保持专精。
另外，我们希望他足够真诚和善良。因为来初创公司工作，大家都是真的想做事。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一起工作的同事解决生活上的负担，至少不用为生活成本发愁。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巨大的回报。
一起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只要把事情做好，每个人都与有荣焉，大家都不会差。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创始人在湾区创业。最新一季Y Combinator应该有50多家华人团队，从名字的last name也能看出来。其中超过一半，可能都是上大学以后才去美国的。
你身在其中，有没有感觉到，对于和你同龄、零零后这一代创始人来说，在硅谷创业和在北京创业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陈春宇
无论在哪里，都有一批真正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这些人的特质往往相似：他们眼里有光，不会说“我是在build for ARR”或者“我只是为了融资”。
但有些人会让你明显感觉到，他们其实并不是很想做这件事，只是找到了很好的方式把产品做出来、完成商业化。我觉得两边可能都有这样的人。
在硅谷，大家受到的外部挑战可能少一些。不会有那么多人试图教创业者做事，创业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人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在国内，大家好像相对更喜欢教创业者做事。你觉得为什么？
陈春宇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在硅谷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土壤。
陈春宇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面向海外用户，就得在那里。国内有微信这么强的产品，我们打不过。海外市场，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之后Meta的Family of Apps由Alexandr Wang主导，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是重大利好。
我本来以为你会讲一些文化或氛围上的区别，让你在硅谷感觉更如鱼得水。
陈春宇
我觉得这和硅谷本身无关，而是整个美国的情况。
比如WhatsApp在美国其实也只有1亿多用户，不像微信在中国这样具有统治地位。美国最大的可能是Messenger，也就是Facebook和Instagram里的Messenger，可能占50%左右。iMessage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使用。
所以海外的IM没有国内那么集中。而且在海外，社交关系链其实在手机通讯录里，而不是某一个微信通讯录里。手机通讯录可以被每个应用访问、添加和读取。
所以我觉得，在海外确实有做起来的机会；在国内，做起来的机会可能非常渺茫。
最近几年有出现新的IM吗？
陈春宇
没有。Signal可能可以算，但也不算最近几年。Discord其实也快10年了，甚至已经超过10年。
除了你们之外，你知道还有哪些比较优秀的团队在做IM吗？
陈春宇
肯定还有很多。这个事情很值得做。但我自己平时比较自闭，所以说不出名字。
你还自闭？你的MBTI是什么？
陈春宇
这件事很有趣。今年之前，我跟ChatGPT聊自己的MBTI，它说我是ENTP；今年我再跟ChatGPT聊，它变成了INFJ。
你是怎么聊的？
陈春宇
我问它：“根据我们最近的聊天，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然后再和它讨论。
你觉得准吗？INFJ和ENTP之间差别很大。
陈春宇
但我确实觉得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觉得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陈春宇
我更多的自我认同和思考方式，开始来自内在。
今年我开始大量在苹果备忘录上记笔记。以前很多时候，我需要依靠和别人交流，自己独处时不能产生新的想法。但现在我和人交流得更少了，建立社交关系的欲望也降低了。
另外，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不得不变得更有条理。因为如果我没有条理，大家就会更没有条理，所以我得把事情计划好、安排好。
我也需要更多地共情，理解别人的感受。以前我会想，为什么人还会有情绪？这件事不是算一下期望值就好了吗？期望值为正就做，为负就不做。
当然，每个人计算期望的方式不同。但我曾经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人。现在我会更多关注人的感受，关注人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觉得那可能更接近用户真实的决策方式。
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创始人在硅谷，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额外的摩擦力？
陈春宇
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也没有参加那种需要和本地人比较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陌生化这个世界，重新观察它。有一位哲学家叫布鲁诺·拉图尔，他有一本书叫《实验室生活》。
我很早就在实验室工作，读科学史时看了《实验室生活》。书里有一个概念叫“陌生化”：把生活中一切习以为常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视角去看，有时候会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到了美国以后，我什么都不知道，连信用卡怎么用都不知道。这反而让我重新思考，很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世界的窗口。
另一个点是，我自己遇到了很严重的语言障碍，才对这个问题感同身受。我觉得这很好地把我最大的劣势，变成了最有用的优势之一。
如果英语不好，我没办法向美国投资人pitch，那为什么不干脆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因为英语不好，我对沟通格外敏感，对这种痛苦的感受也最深。
清华所有入学学生都要参加英语分级考试，一共4级，我是1级，也就是最差的那一级。因为高中时没有参加中考，也没有参加高考，从小到大像一个漏网之鱼，没有好好学语言。
所以我的语言很差，但反而能够感受到，比如一个从美墨边境翻墙过来、到了旧金山，却连怎么买赛百味都不知道的人，会遇到什么问题。
我也不会买赛百味，到现在都说不出那些面包的名字，只记得要说“不要加pickles”，而且我真的很讨厌酸黄瓜。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在赛百味顺利买一个面包。
所以我和那些非法移民遇到的境遇是一样的。我希望做出一款既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也能解决他们问题的产品。
我本来想问，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创始人，你在硅谷得到了哪些好处。但看起来，你已经回答了一些。还有别的好处吗？
陈春宇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在国内有一些朋友，可以告诉我中国互联网正在发生什么。
中国互联网在运营和商业化方面，应该显著比美国更好。
你刚才提到，对抗个人焦虑的办法，是感受到自己一年一年在进步。此刻的自己，比起去年的自己，有哪些进步？
陈春宇
比较大的进步是，去年我只是刚开始梳理用户在IM上的需求，尝试做一些结论和描述。今年我已经能比较快地判断，一件事到底是不是用户的核心路径，对用户有没有价值。
我去年的很多奇思妙想，都会被今年的自己否定。我觉得今年思考问题的方式比去年更简单，这是产品上的进步。
另外，在如何找到适合一起做事的同事上，我也有了更多感受。去年可能是只要有人能来干活就行，根本没得挑。今年我终于意识到，想把这件事做好，大家需要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也需要有很高的效率去学习、迭代和把东西做出来。
今年团队在组织上更有凝聚力了，我觉得这是自己组织能力进步的表现，因为以前可能做得比较差。
你怎么识别一个人是否和你有共同愿景？我理解，你们开的工资也不会太低。一个人可能为了这份高薪工作，表演出自己认同愿景。你怎么识别？
陈春宇
我也很难识别。我就是跟大家聊天，凭自己的感受判断。
但确实有一些人加入了我们。他们本身没有生活和收入上的压力，完全不在乎这些，只是愿意来帮忙。我会觉得特别感动，大家一起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对于今天还在大学校园里、仍然想创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陈春宇
所有外界的束缚都是假的，都没有真正束缚你。
比如你一定要参加期末考试、绩点一定要高、一定要参加保研，这些都是外界给你的束缚。或者说，你一定要先学会某个东西才能开始创业，这也是假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现在有ChatGPT，YouTube上也有很多课程。想做什么就直接做，做完直接得到反馈，验证周期往往比你想象中快很多。
现在可以做web coding，可能一个周末就把想做的东西做出来。下一周迅速被现实打脸，发现自己做的东西完全没有用；也可能再下一周发现，居然真的有人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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