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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 · · 35 min

Vol.188 宏观漫谈93|从《国家竞争优势》看中国经济和“十五五”规划(10.17录制)

李翔李丰

Podcast
TL;DR
  • 李丰借波特的四阶段框架判断,中国约从2017年起已由投资驱动进入创新阶段。 2001—2015年的增长更依赖进口设备、工艺、规模投资和海外市场;如今竞争力来自系统创新与企业淘汰。“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产业、市场、人才与政策彼此循环。
  • 中国创新的底盘,是完整纵向产业链、复杂横向产业链和一个足够大、挑剔且迅速饱和的国内市场。 新能源车电机承接了房地产电梯与制造业电机能力,电池则继承手机电池积累;企业再经国内“内卷”完成迭代,形成“只要不卷输,就能卷赢全世界”的出口竞争力。
  • “十五五”中科技创新毫无悬念,但消费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市场预期,甚至比“十三五”“十四五”获得更高频率的强调。 原因不是简单刺激需求,而是创新阶段必须有足够大的本土市场作为“上面的盖儿”;讨论中将日本与韩国结果的差异归因于这一条件是否充分。
  • 按节目中的粗略测算,科技与金融在美国可能形成较大的增长拉动,但可能不足以独力托起中国经济大盘。 李丰估算,美国金融及相关知识服务约占GDP的20%,再叠加高附加值科技,或能影响约一半经济;若其中一半增长10%,可贡献约5个百分点。中国相应部分若只有约15%,即便增长10%也只贡献1.5个百分点,“科技一定要做好”,但仍需消费补上投资和外贸贡献减弱后的缺口。
  • 消费可能分成传统服务业的数字化改造,以及科技嵌入产品和服务的新消费两条线。 瑞幸、外卖先以数字化提高效率、性价比并承接就业;AI眼镜、机器人、自动驾驶、可穿戴与家用医疗则属于第二类。服务消费的重点人群会落到“一老、一小和女性”,居家养老尤其需要监护、体征追踪与应急服务体系。
  • 产业政策与金融体系也会改变人才结构与社会价值取向。 波特对美国的解释是,MBA、金融市场和职业经理人体系把能力导向短期股价、ROE、裁员及并购;中国则出现金融专业由热门变成部分名校调剂专业、金融人才转去科技创业公司做对外联系、COO等连接融资与运营的工作。
  • 过去十年的投资教训,是优先寻找“大政策方向”与“大终端消费市场”的交集。 新能源车同时连接能源转型、安全和消费形态改变,因此形成一批有财富效应的公司;寒武纪更偏“卡脖子”,商业化仍受不同因素约束。李丰承认团队当年投了固态电池和车载芯片,却因整车太贵没敢投,“所以我们在投资机器人时就稍微好一点”。
Digest · the substance, structured for research

1. 中国约从2017年起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 李丰把波特的第一阶段译为生产要素输出:有自然资源,或有大量便宜劳动力,就直接出售这些要素;他将中国解决温饱后农民工进城对应为劳动力优势。

  • 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他认为大致对应2001—2015年的中国:进口设备和工艺、扩大投资,把廉价要素加工成中间品与终端品,市场仍以海外为主,创新则零星且偏模仿。

  • 第三阶段的关键变化,是企业开始进行越来越系统的创新,并经历明显优胜劣汰;增长不再只靠规模投资。李丰判断中国“大概从一七年”进入这一阶段,每次从一到二、二到三的爬升都非常困难。

  • 波特把第四阶段称为“富裕”,样本主要是美国和几十年前的德国。在他的框架中,到了富裕阶段会自然进入下行,创新能力以及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都会下降。李丰不判断该阶段是否正确,因为“样本太少”。

2. 产业竞争力来自纵横产业链的交叉供养

  • 创新阶段首先需要嵌合度高、完整的纵向产业链,并由产业政策配合关键产业持续升级;单个环节的强大,不等于国家层面的产业竞争优势。

  •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横向产业链:营销、金融、人才服务固然属于其中,但李丰更看重其他产业贡献的技术能力。目标行业可以先由其他产业提供比如70%的所需技术提升能力,再在自身产业内完成迭代,而非独自承担全部爬坡成本。

  • 光刻机、风洞与稀土都可由此理解。新能源车电机也不是凭空出现:先有房地产电梯带来的电机能力,再叠加制造业扩张所需的电机技术,最终迁移到汽车;动力电池则接续了为全球生产手机电池的积累。

3. 内卷市场是创新体系的“上盖”

  • 波特要求创新国家拥有一个规模大、竞争激烈、消费者挑剔,并且单品较快饱和的本土市场。李丰把它翻译成“统一大市场、较快增长的国内总市场加内卷”。

  • 这种市场不是创新的副作用,而是产品迭代机制:复杂而挑剔的消费者逼企业做产品迭代、提升竞争力并重新定义产品,经受住国内竞争后再向海外销售,“你在中国只要不卷输,你就能卷赢全世界”。

  • 李丰用十字结构概括钻石模型:纵向产业链与横向产业链相交,上面盖着足够大的竞争性市场,下面托着大量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工程师,外部还需要“合理和正确的产业政策支持”。

  • 日本、韩国、德国和意大利之所以走向不同结果,与这些要素是否同时具备并形成循环有关。就中国而言,保住复杂产业结构和国内竞争市场,可能正是理解政策主线的入口。

4. 人才体系会被金融与产业政策反向塑形

  • 波特对美国的观察令李丰印象很深:金融市场及其需求推动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多地培养MBA和金融知识人才,随后把人才与价值体系导向金融交易和短期获利,而不是长期产业能力。

  • 董事会与管理层分开后,职业经理人学习相同知识,接受相似的市场及政策经济行为导向,倾向通过大规模裁撤、短期并购迅速提高ROE和股价;培训、咨询、并购等横向服务也围绕金融进一步繁荣。

  • 中国正出现相反的人才信号:五年前金融专业还是最热门方向,如今在部分名校已成为调剂专业;李丰也见到多位金融从业者加入清华、北大同学做的技术创业公司,担任对外联系、COO等连接融资、资本市场与运营的工作。

5. 科技必须做,但单靠科技拉不动中国大盘

  • 对“十五五”的第一项判断没有争议:“科技创新肯定百分之百是重点。”更值得猜测的是,消费被提及的频率和力度可能超过“十三五”“十四五”,因为创新阶段同样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盖。

  • 李丰以美国做粗略测算:金融、法律、咨询和金融数据等相关知识服务或占GDP约20%;李丰先估非金融高附加值产业占10%—15%,李翔则以英伟达和美国市值最大的几个公司作参照,猜测这部分可能约占30%,两者相加或超过一半。

  • 这也解释美国增长的放大机制:全球资金流入,先推动金融及相关服务;如果科技行业出现类似2022年底GPT的热度,两者叠加既有增长作用,也会有“巨大的泡沫”。若约50%的经济增长10%,便可能贡献整体约5个百分点。

  • 中国若高附加值部分约占15%,增长10%只贡献1.5个百分点,未必覆盖投资和外贸正贡献收缩。李丰还转述一项与上海政府工作结果相关的统计:科创相关行业每增长1%,拉动上海GDP约0.3%;他据此粗略理解为科创在上海GDP构成中可能占20%多至30%。李翔提醒GDP不能按市值或少数AI核心人员直接推算;双方仍同意中国不能只靠科技单一拉动大盘。

6. 消费升级将沿数字化与科技化两路展开

  • 第一条线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等传统服务的数字化。瑞幸相对星巴克、外卖相对传统餐饮,都以数字系统改善效率、体验和性价比;在全自动咖啡机与配送机器人普及前,这类行业仍是最大的就业承载体。

  • 第二条线是“科技落在消费里”:以旧换新、AI眼镜、机器人、自动驾驶、可穿戴、医疗设备与家用医疗产品都可能属于此类,但李丰提醒,这些方向目前在上市公司中的占比仍比较低。

  • 服务消费几年前已超过商品消费,未来又会聚焦“一老、一小和女性”。居家养老不能只是老人独自在家,还需要智能监护、体征可穿戴及数字化应急体系;其中一些或被“十五五”明确提出,另一些可能只获得方向性引导。

7. 五年规划的价值是校准预期,不是保证逐项兑现

  • 李丰团队回看“十三五”“十四五”后承认,并非每一次、绝大部分五年规划都完全达成,外部变量始终存在;真正稳定的功能,是让大众知道长期方向,让一部分老百姓、一部分专家和大部分政府官员知道一些中期执行目标。

  • 企业也可采用类似结构:长期愿景可以像马云所说的“一百零二年的老店”,再向下设置三年、五年目标,例如进入行业前10%;却不宜把“五年后一定上市”设为过度功利、过度具体的承诺。

  • 李翔追问,基金既是十年周期,是否也应做类似规划。李丰认为这对LP尤其有意义,因为出资时的确定判断未必考虑过未来五到十年的变化;投资机构至少应告诉大家,波峰不会永远热,波谷也不会永远持续。

  • 但2020—2025年的特殊性构成强烈反例:在2020年之前,几乎不可能想象这五年间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流动性会发生这样的变化。2019年5月华为遭制裁时,市场刚经历中兴被制裁的事件,“应该大家都想不到华为是今天这样”。

8. 十年复盘指向政策与终端消费的交集

  • 李丰对创业十年的总结是,最初总会“仰望星空”,随后发现“预期和理想都不解决问题”;必须先弄清事情是什么、将会怎样,再判断自己能做多少,同时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仔细地看看路”。

  • 李丰提到,团队刚成立时好像投过一家芯片公司;2015年底曾找过寒武纪,但对方当时更愿意与偏国资的投资人谈。李翔随后以今天的市值追问寒武纪是否算成功;李丰说,若投中2014—2016年产业转折方向中对国家重要赛道的关键公司,应该会有一定财富效应。

  • 中国产业方向真正从规模转向创新,发生在2014—2015年前后,而非等到2018年贸易战或2019年科创板。新能源车成为更完整的投资范本:它既服从能源转型与安全这一更大政策方向,又面向足够多终端消费者,政策还能通过补贴、教育和宣传改变消费观念。

  • 整车项目虽贵、耗资巨大,却最终“成了若干个,不是成了一个”;奶茶也形成一波,但回报不及汽车。团队当年投了固态电池和车载芯片,却因整车太贵而不敢下注整车,此后在机器人投资中有所修正。

  • 李丰以房地产作类比:1998年放开后房价连续跌了三年,但政策驱动叠加消费习惯巨变,最终成为一件很大的事。

李翔

欢迎来到高能量,我是李翔。这期是我和李丰叔的宏观漫谈。之前我们在群里面稍微对了一下,丰叔也提前发给了我他想聊的话题,其实就是“十五五”规划。

李丰

好,这里边我们要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先讲迈克尔·波特这本书《国家竞争优势》。它的钻石模型讲了几个要素,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我把它的钻石模型稍微翻译一下,其中有两个内容,我觉得对今天的中国、理解中国经济和将要出的“十五五”规划有巨大无比的帮助。

1. 中国进入四个发展阶段

我把他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语境,就是他把国家分成4个阶段,这个非常有中国的对应性。它的第1个阶段叫生产要素阶段,简单来讲,就是你有自然资源,或者有成批的、还很便宜的劳动力,大概这就是纯粹的生产要素便利性,你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就行了。

你可以认为,中国从1984年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之后,农民工进城,提供了劳动力要素。你再放到中东之类的国家来看,就是一些有矿的国家。生产要素输出,是它的第1个阶段。

第2个阶段,大概就像2001年到2015年之间的中国,它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你得把这些生产要素变成较大规模的投资,但这个时候还只有零星或几乎没有创新,基本都是引进设备和工艺进行大规模投资,把你原来的要素用在这些东西上,变成中间品和终端品。

这个时候的特点是,市场也主要以国外为主。那时候国内市场还没有起来,主要是国外市场,加一小部分国内市场。它把纯粹的劳动力成本,在投资以及购买技术设备之后,重新加工了一层价值,借助原来的资源优势,或者说不管是哪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源优势,这就是第2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市场主要靠国外,技术主要靠引进,靠的是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第1个阶梯借上来的生产要素便利性,大概就是2001年到2015年之间的中国。当然,他讲的这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爬升都很难,从1到2、2到3、3到4,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第3个阶段讲的是创新,这个创新跟中国今天就非常相关。他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就从上一个阶段的模仿式创新,变成开始有相对越来越系统性的创新。当然,这时候会有很多企业优胜劣汰。在这个基础上,它的要素也变了,不再依靠大规模投资了,而要依靠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会儿我们来解释,这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比较重要。

你可以理解为,大概从2017年开始,中国就处在这个阶段。它的最后一个阶段叫富裕阶段,他举了曾经的德国和现在的美国作为例子。所谓富裕,就是我理解这跟美国高度相关:到了非常有钱之后,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在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之后,就只做跟钱有关的事,不做前面3个阶段那些苦活了。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样本很少的阶段,大概就是今天美国的样子。它的意思是,到了富裕阶段,自然而然就到了向下掉的阶段,它的结论也是会向下掉,因为你的创新能力以及整个产业上的创新能力都会下降。

2. 创新阶段需要完整产业链

第4个阶段我们先不管它是否正确,因为我觉得样本比较少。以中国来看,我们现在处在第3个阶段。它描述的钻石体系嵌在第3个阶段里边有哪些特征呢?你跟中国今天的情况几乎全都能对上。

在这个阶段,第1个要素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纵向链条。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产业、你想升级的、对你比较重要的产业政策上,需要产业政策配合,需要一个完整且嵌合度很高的纵向产业链。

第2个要素,是一条比较复杂和全面的横向产业链。什么是横向产业链?他举了非常多例子,你也可以认为营销、广告、金融、人才服务、培训都属于横向产业,但我理解的横向产业链,更多是跟光刻机、风洞这些事情一样:别的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这个产业最终所需要的技术,但不是靠这个单独的产业自己去爬坡、进行高成本投入得到的,而是靠其他产业发展过程中,提供了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提升能力,比如70%,然后你再在自己的产业里迭代。

这两件事大家要理解清楚。风洞、光刻机和稀土,大概都是靠横向产业的发展。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也一样。我老说,电机是靠我们先发展房地产的电梯,又靠中国制造业大规模扩张之后所需要的电机,这两个能力结合起来,放到了今天需要的车上,变成了新能源电机,变成了中国的电机优势。电池也一样,我们靠给全世界做手机电池等等,形成了相应的能力。

除了这个十字架之外,第3件事是在它的上面。这个对理解今天的中国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不断吐槽的内卷。他把它定义为:需要一个比较大、竞争激烈、挑剔的消费者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会比较快地,或者比一般所有环境都更快地达到饱和程度。

你把刚才那几句话合起来,就叫统一大市场,叫较快增长的国内总市场加内卷。重新理解一遍,就是挑剔的消费者,成长并形成足够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单一产品迅速达到饱和,形成市场竞争。那基本上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个内卷的市场。

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的是创新阶段,也就是从第2阶段爬到第3阶段必须要有的一些要素。为什么需要这些要素,跟我们原来对 CEO 经常讲的话是一样的:在中国,只要不卷输,就能卷赢全世界,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所有这些创新类的产品,都是靠横向产业链,加上养成的纵向产业链,再加上内卷的市场,变成了逼迫你去做产品迭代、提升竞争力和重新定义。因为你是在一个由复杂、挑剔的消费者定义出来的超内卷市场里完成迭代,完成之后再往外卖就可以了。

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几个不同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和意大利,来解释为什么它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原因是,有的国家具备这3个条件,还有最后一个我没说完。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十字架,上面那条盖子是市场,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内卷市场,而且要足够大。底下那条线,是需要有足够多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专业技术的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在中国把他们称为工程师。其次,还需要国家给予合理、正确的产业政策支持,也就是你要推动它往哪个方向去。

3. 美国人才转向金融交易

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了一个很有意思、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现象。他拿美国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美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当然跟它的经济产业政策都有关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培养金融人才和懂金融知识的人,把他们定义为 MBA。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知阶层,都受过 MBA 或金融教育,尤其是 MBA。他认为,这件事在美国被发扬光大了。

这两个方向导致美国的人才体系和价值体系非常明显、快速地偏向了基于短期金融交易的所有事情。他把这解释为跟金融市场发达本身有关,跟金融市场的需求有关,跟金融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有关,也跟金融市场需要做交易有关。

他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那之后发展出了一批职业经理人,是因为这些职业经理人也具备这样的技能。在董事会和管理层明显分开之后,他认为美国公司里的职业经理人,都按照同样的逻辑,学习了同样的知识,接受了同样的市场和政策经济行为导向。他们解决的都是短期的股价提升和 ROE 提升,所以倾向于做大规模裁撤,或者进行比较短期的兼并收购,来迅速提高 ROE,用这种金融知识提高自己的收益。

他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给了一个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想到过的解释:这是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导致人才的构成和偏向性,最终使整个经济的方向都偏向金融交易、短期获利,以及管理上的 ROE 和短期股价。最后,产业也就偏向了这个方向。

因此,在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政策上,当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横向产业,形成了对金融的支持服务行业,不管是培训、兼并收购还是咨询等等。这挺有意思。

你放到今天的中国来看,拿这个大概就可以理解今天“十五五”规划上最粗的一条,以及中国今天政策导向上最粗的方向:大概就是保持这个结构。上面要把所谓内卷市场做大,在一定竞争和复杂度上的市场要尽量做大,因为它有助于企业最终形成世界竞争力。

同时,它需要有足够复杂、横向足够丰富的产业,才能保证你的纵向链条也有足够多的竞争力。当然,你会认为中国今天金融行业降薪,是不是也有这个目的?我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都接待海外名校到中国来做这个 tour,他们就是组织马上就要毕业或者刚刚毕业的人到中国来绕一圈,然后每次我们也都接待这些国外名校,我们也非常愿意做这个事。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很有意思:从去年开始,国内著名高校里,金融专业在某些学校已经变成调剂专业了。

你知道,5年以前金融专业都是调剂别人的,对不对?那时候金融专业最受欢迎,考不上经济金融专业,才会被调剂到比如像我这样的化学专业。现在反过来了。我的意思是,从今天的政策,以及大家就业、创业的趋势导向来看,我们已经见过好多个从金融公司跳到清华、北大同学做的技术创业公司里的人。

李翔

去做 CFO 吗?

李丰

去做所谓对外联系、COO 这些事情,就是既跟资本市场有关,又跟金融、融资有关,同时又跟运营有关。

但我刚才讲的就是《国家竞争优势》,就是迈克尔·波特讲的这个钻石模型。它描述的是刚才这几件事的要素之间要互相叠加,同时还要加上一些产业政策。它们互相循环形成之后,能够滚动向前推动,最终让第1、第2、第3、第4个阶段逐步达成。

当然,我讲的第4个阶段叫富裕阶段,只讲了美国。他在书里举了非常多不同产业、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这本书太厚了,所以我觉得看完刚才讲的这几章,比如什么是钻石模型,就可以在行业案例中找一些你感兴趣的行业,也可以在国家案例当中找一些你感兴趣的国家。

日本是值得看一看的,看看日本是怎么发展的。韩国可能也值得看一看,因为它跟中国有相似性、相关性。剩下的就是国家发展的4个阶段,这个非常值得看一看,可以用来理解中国今天的经济政策和经济阶段。

不过,4个阶段当中的最后一个富裕阶段,我不能判断,因为我觉得样本太少。

李翔

对,他也是描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或者说比较不完全现实的状态,是吧?

李丰

是的,我理解是这样。主要还是因为样本太少,里面只能拿美国和几十年前的德国举例,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的样本太少。

这本书虽然没有拿中国做例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还比较弱小,但是你拿中国发展的这40年来看,基本上完全能扣在里边,完全能找到极其合理的对应。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很多经济现象。

因为这本书叫《国家竞争优势》,所以一旦形成了刚才讲的那些结构之后,这个国家的这些产业,不管涉及一个、几个还是多个产业,就会具备一些全世界的竞争力,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国家在爬升阶段,也是靠刚才那些变化相互循环、相互促进。这本书大概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和“十五五”规划相关的地方。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十五五”规划。

4. 十五五规划押注消费

我们今天随便来猜一下“十五五”规划。因为我们二级市场的同事要求大家主动做了非常多研究,其中有很多跟具体行业投资相关的内容,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但他们讲了几个有意思、还有待考证的现象。

第1个是,大家认为这一次可能会把消费提到的频率和程度,超过“十三五”和“十四五”。因为在“十三五”和“十四五”当中,消费已经算是高频出现的内容了,但这次可能会有一些调整。科技创新肯定百分之百是重点,这一点已经没什么可猜疑的。

消费可能会超出预期地被高频提到。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在这个特定阶段,上面那个盖子是很重要的盖子。他们认为,日本和韩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件事最终发展结果的不同:日本做得好,韩国做得一般。所以,中国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也需要靠这件事。

他们还算了一些具体的量,比如大概需要5年增长多少。因为这是5年规划,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大家说科技,我说一个简单的账。

我在讲座中用过这件事。最近我说,你看美国,因为金融是高附加值行业,咨询也是。高盛前两天公布的财报远超市场预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原来讲的2020年到2025年全球资金的逻辑,以及美国资产变化的逻辑。

美国的金融和金融相关的知识服务行业,包括法律、咨询、金融相关的数据服务提供商等等,加起来大概就是我们经常打比方说的,占 GDP 的20%。这是服务行业里的高附加值部分,尤其是金融相关的部分。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二、三产业,第二产业的高附加值,也就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部分,加上服务业没有单独统计的高附加值部分,比如新药研发、芯片设计、工业软件等等,都算第三产业的高附加值。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是,这些也许占中国现在 GDP 的13%,而且肯定还会增长。

我们之前不是猜过吗?大家可以各自猜,22%、25%、30%,在5年以后、10年以后,转型完成之后会到多少。

李翔

美国这部分也没有统计数据。你猜美国所谓高附加值产业的部分是多少?这里说的是高附加值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高附加值制造业,比如芯片设计、工业设计;高附加值服务业,比如金融之外的新药研发、工业软件、互联网软件等等。当然,高附加值农业也算,但不含金融。你猜能占美国 GDP 多少?

李丰

如果不含金融的话,我觉得10%到15%。

李翔

那我觉得肯定不止。你看我们拿英伟达举例,当然英伟达横跨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的市值是4万多亿美元,占美国 GDP 大概不到15%。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还是单一公司。你把美国现在67万亿当中市值最大的这几个公司算进去,因为它们主要都是高附加值服务业,也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我自己猜,刨去金融之后,美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可能占到30%,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泡沫。

我们先假定它有30%,不算金融,加上金融之后就有50%多。剩下的50%,可能就是所谓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比如酒店、餐饮、娱乐、司机、出行,也包括住宅相关的服务,比如租赁、维修。

假定这些行业占40%到50%,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之前解释的另一个钱的问题。如果资金大量流向美国,金融和金融相关的知识行业肯定会大发展,因为它本来就是服务于资金的。

如果这个热度就像2022年年底发生的 GPT 一样,恰巧发生在科技行业,科技行业因此也受到热度的影响而产生泡沫,那肯定有作用,但肯定也有巨大的泡沫,因为资金去得太多了。

这两个行业只要一叠加、互相关联,就能影响大概50%的 GDP。假定这50%在泡沫环境下能够保持10%的增长,就相当于推动整个 GDP 增长5%,因为它占一半。

我们随便打个比方,中国假定只占15%,按高速增长涨10%,也就是贡献1.5个百分点。刚才我们讲的投资和外贸,原来的正贡献比较多,现在看起来,投资和贸易带来的正贡献会变小,那1.5个百分点可能也只够覆盖这部分增长缺失。

回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也要靠足够大的市场和消费才能驱动起来。对美国来讲,把那两个泡沫炒起来就足够大;对中国来讲,也许把那两个泡沫炒起来还不够大。说白了就是,只炒科技还不够大。

李翔

当然,这个计算方法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如果科技能够影响到美国 GDP 的40%到50%,科技加金融,那问题就非常大了。美国大概有3亿人,可能几百万人做的事情,能够贡献差不多50%,我觉得那就过于可怕了。

因为剩下的都是高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可能就是餐饮、酒店、住宿、娱乐、司机,以及房地产的租赁、维修之类的行业。

李丰

我前两天去上海参加个活动,他们有个跟上海政府工作结果有关的一个简单统计,他说科创相关行业在上海每增长1%,就拉动上海0.3%的 GDP,这是他们自己做的统计。当然,上海已经算是中国科创含量最高的城市了。我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遍,你就认为在上海的 GDP 构成当中,今天这里面可能也许有一些高高低低的统计数据上的不同,科创大概就能占到20%多到30%这个水平。

李翔

但 GDP 不是这么算的呀,它 GDP 就是消费,然后那个支出就是。就是它有一个加总嘛。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狭义理解,比如人工智能吧,那可能人工智能,比如它最核心的里面掌握在几百个人手里,几百个人他的消费和支出能占多少?

李丰

没问题,我们先回过头来讲,放在上海这样中国所谓科创含量最高的地方,大概你的 GDP 构成当中,也许有20%多可以是跟科创相关的,所以它才会每增长1%,就拉动0.3%的 GDP。

5. 科技无法独撑中国增长

我们刚才的第1个结论是,中国今天的比例可能不能只靠科技。科技肯定是最重要的命题,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能力,从大盘上看不是只靠科技单一拉得动。科技一定要做好,但中国可能不能只靠科技就拉动整个经济大盘的增长。

所以,它又回到了消费,回到你刚才的问题。过去一年多,国务院的政策在消费上,我理解也把它分成了两类。有一类我忘了具体叫什么,但肯定不叫传统消费行业。

6. 消费开始融合科技

原来我们讲的,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这些服务行业和消费是一类。还有一类,比如今天以旧换新发力的对象,大概可以认为是把科技落在消费里,重新做出来的创新消费,不管是服务类消费还是产品类消费。

当然,中国事实上大概是服务消费增长超过了商品消费。所以往后看,假定有“十五五”规划,也许消费的重要性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高一点。因为消费不振,大家觉得消费如何如何,但也许5年规划当中的消费,会比大家今天意识中的消费更重要一点。

在这个消费当中,可能也会变成两类,有不同的发展情况。第1类是传统消费,最终的商业经济发展过程,可能会更多地做数字化。比如瑞幸跟星巴克相比,就是数字化的服务行业,打车也是数字化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新的消费形态融合了科技。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体育、运动、电子产品、可穿戴设备、医疗设备,还是家用医疗产品,大概都属于另外一类。这一类会更多地体现科技加消费,但它在上市公司中的比例比较低。

第1类是比较传统的消费行业,可能会经过更数字化的形态改造,或者更数字化的效率改造。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升级,会使效率更高,但它的就业范围仍然是最大的。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瑞幸,在还没有全自动、智能化的咖啡机,也没有机器人把咖啡从隔壁的瑞幸送到你办公室桌前之前,你可以认为,它的数字化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在就业规模上,它仍然是最大的。这也是它需要被稳住的原因。

另外那一部分就只能见仁见智了。比如商品上的 AI 眼镜,服务上的机器人,以及可能的自动驾驶,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另一类。

我不知道这两类在“十五五”规划中会不会被分别提及,作为消费的不同命题来讨论。但这两类当中,有两个现象很有意思,这个一定不会写进规划里,但跟我们投资相关。

因为我们刚才解释了,中国的服务业消费其实在几年前已经超过了商品消费。无论如何,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服务消费都会大发展。但服务消费大发展,除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解决科技和数字化问题,要么解决数字化问题,要么解决科技问题。

比如瑞幸,先解决了数字化,就形成了较好的用户体验和性价比,同时又是一个高就业的行业。你看今天的外卖,餐饮数字化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解决了一部分效率问题,也解决了一部分性价比问题。

那是数字化。也许将来这里面还会有更多科技问题。中国最后最关注的对象是三类人:一老、一小和女性。女性跟一老、一小都有关系。

我们随便打个比方,比如中国的养老,大家都讲以居家养老为主。这跟中国的资源配置有关系,也跟医保有关系。但肯定要解决的问题是,居家养老不能只是自己待着,对吧?

肯定得有一些智能监护、体征监护,或者智能可穿戴设备来解决问题。还得有一些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服务体系,来解决应急问题、紧急问题等等。

这大概就是往后看,在消费的重要性被大幅提高之后,会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些内容可能会在规划中作为一个5年期来安排,有的被明确提出来,有的也许只是作为方向性的引导。

刚才我们讲了,科技肯定是其中主要的部分,这我们就不花时间解释了。但在理解将要出的“十五五”规划时,刚才讲的那个结构——画一个十字形,上面有一个市场,下面有一个人才——这些事情大概是要连在一起,被朝着某些方向驱动的。

虽然我们开玩笑地举了金融行业和科技行业现在的人才导向、就业导向和专业方向导向的问题,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解决了刚才讲的趋势问题。你在引导整个产业政策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价值体系,也就是年轻人的培养方式和价值选择体系,也得往那个方向走,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大概这就是能猜出来的部分。

李翔

也是那天丰叔在群里面发,讨论我们可能有新的5年规划。我突然想到,今年也是你们基金的10周年吧?你们会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李丰

没有。不过你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可以作为最后一个小话题讨论的问题。

7. 长期规划管理社会预期

我们同事在做对“十五五”规划的一些预期和猜测时,谈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大家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可能是美国希望像中国一样去做的事情。

中国一向比较愿意提出一些中长期和长期的确定性目标,比如到2035年 GDP 翻一番,或者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翻两番。在这个基础上,再设定一些5年的目标。

我们同事做研究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和方向上回顾了“十三五”和“十四五”。事实上,并不是每一次、绝大部分的5年规划最后都完全达成了,因为中间肯定还有很多影响变量,也有各种各样外部因素的波动。

但中国做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确定、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和结果:它让非常多人,甚至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一个确定的长期规划;再让足够多的相关执行层——一部分老百姓、一部分专家和大部分政府官员——知道一些中期执行目标。

我们拿企业来举例子。比如马云说,要做一家102年的老店,这大概就相当于长期目标,比如50年之后翻两番、2035年翻一番等等。

第2件事,不是制定一年一年的 KPI,因为那确实太短了,而是再往下做一些3年、5年的规划。比如说,5年之后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10年之后一定要实现那个目标。当然,不能太过于功利化,也不能说5年之后一定要上市,因为这个太具体了。

你可以说,5年之后达到同行前10%,10年之后达到同行前5%,大概是这类目标。可能大家已经感同身受了。他们研究下来之后觉得比较有意思:中国比较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目标预期和情绪的同向性管理,也就是到底要往哪里去、怎么做、通过哪些路径去做。

当然,它针对的群体不一样,有的针对大众,有的针对更多政府体系和执行层,等等。

李翔

你们为什么不做呢?

李丰

这是个好问题。我会对我们的 LP 做一些这样的建议。因为一个基金是10年的基金,从 VC 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投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希望他投,还是建议他慎重,都是因为你今天觉得自己做了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但大部分人不一定真的会努力考虑,5到10年之后对自己、对企业、对个人会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 LP 意义比较大。对我们来讲,你讲的问题确实是我们没做过。我以前也没想过,但投资周期很有意思,我们这个行业的周期差不多每3到5年就会经历一次波峰和波谷。

你要问我,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在市场的不同阶段保持审慎观察。你能告诉大家,这是波峰,不会一直这么热,不要头脑过热。到了波谷的时候,也得讲讲为什么会有波谷,波谷也不会一直存在。

因为在金融行业,大部分时候大家更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左右,而且还会把这个情绪放大到时间轴上,认为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一直都是这样。

李翔

对,你看,这种放大不就是因为没有5年规划的原因吗?

李丰

有可能,有可能。但你要问我,我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也可以想一想5年规划的问题。不过我觉得,从我们的从业经历来看,这个问题非常特殊,因为中国过去的5年非常特殊,全世界也一样。

从2020年到2025年这5年,不管你在2020年之前怎么规划,都完全不可能想象这个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会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变成这样。这也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全球资金和流动性的规律。

我们回过头去分析过去5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已经很有意思,也很受益。但你要真的回过头去想,在6年前就想到会是这样,应该是想不到的。

我经常打比方说,2019年5月制裁华为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想不到华为会变成今天这样,因为我们刚有过中兴被制裁的经历和经验。

李翔

对,这个世界变化真是快。今年也是丰叔创业10周年嘛。

李丰

对,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可以改天专门讨论一下。

李翔

你创业10年下来,跟你的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吗?

李丰

8. 十年创业验证产业转折

比较大的差异当然有,肯定是一遍又一遍地变化。你的经验和教训都在同时不停积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充满理想和美好预期,这跟投资是一样的。

但在过程中你会发现,预期和理想都不能解决问题。你还是要想办法搞清楚事情是什么样、将来会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再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做成。确定你知道事情是什么样、将来会怎么样之后,再看你能做多少,大概就是这样。

简单来讲,刚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仰望星空,但在过程中你会发现,还是要脚踏实地。不过也不能只脚踏实地,你还需要仔细看看路,再决定在脚踏实地的过程中,自己能走哪条路。大概就是这个差别。

李翔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也简单聊过?比如2015年刚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10年里诞生了不少还挺闪耀的公司,包括一些品牌做得很好,也给投资人创造了很不错的回报。有这样的公司吗?

李丰

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投了一家芯片公司。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投芯片,所以当时我们有个同事还让他去努力找过寒武纪,但寒武纪在2015年底的时候,只愿意和偏国资的投资人谈。

李翔

那至少从市值上来看,今天寒武纪肯定是成功的,对吧?

李丰

回到你的问题,你认为在2015年之后这10年里,正好在那个节点上,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调整和转折,从规模转向所谓创新或者科技。

大家都关注2018年的贸易战和2019年的科创板之后发生的变化,但这个转变和政策取向的发生,其实是在2014年、2015年。

所以从投资来看,如果在2014年、2015年、2016年投了这个转折的新方向中比较重要、今天又恰好是对国家比较重要的赛道上的关键公司,那应该都还是有一点财富效应。

比如那时候投新能源车,也算其中一个。

李翔

那时候新能源车是不是也已经比较贵了?

李丰

贵了,最少大概是大几亿美元这个级别。当然,它们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0亿元人民币以上了。

李翔

对,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本身就很贵,而且很耗资,对钱的要求总量很大。

李翔

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朋友聊过,感觉后来大家能够通过退出创造出不错回报的,好像是那几个车是一波,主要就是车,车是一波,奶茶是一波。奶茶的回报没有车那么大。

所以回到2015年,当时其实应该募集更多的钱来投这些车,因为它比较贵,是吧?

李丰

对,是的。硬的东西本身就是比较贵的。从结果导向来看,只有它们最后成了一个 group,也就是说成了若干个,不是成了一个。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投了很多车相关的事情,不管是固态电池,还是车上用的芯片,但没敢投车,因为它们太贵了。我们会经常反思,所以后来投机器人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

从结果上来看,最大的助力是中国能源转型的战略和策略。你看,最好的结果是几件事结合在一起:它既跟比它大得多的经济方向和政策有关,因为它跟能源有关,而能源又跟安全有关;第2,它又恰好是一个消费导向的东西,是一个有足够大、足够多终端用户的事情。

这两件事如果有交集,结果会更好。因为你拿寒武纪来打比方,它更偏向我们的卡脖子问题,不是一个终端产品,老百姓不会自己去买 AI 芯片,所以它的规模化过程还会受到一些不同因素前后变化的影响,商业化过程也不一样。

政策驱动会导致消费者观念发生改变,不管是通过补贴、市场教育,还是市场宣传。如果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那就是一件挺大的事。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当年的房地产也是一样。1998年房地产放开之后,其实也没人买房。我不是经常讲吗?1998年、1999年、2000年,房价连续跌了3年,因为那是一个巨大转向。

大家住惯了分配的房子,不会认为房子需要买,也不觉得最后这件事能推下去。如果你理解刚才讲的这些事,就会发现,它既是消费形态的巨大变化,又是政策驱动、政策因素和经济结构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大因素驱动,最后还是一件挺大的事。

所以结论只是说,不是说你做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当然不行,而是说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消费者心态去赌,多买两套房子之类的,也都还行。差不多。

Vol.188 宏观漫谈93|从《国家竞争优势》看中国经济和“十五五”规划(10.17录制) | Bid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