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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 · · 115 min

Vol.210 未来十年去哪些国家有前景:与黄渊普聊新出海

李翔黄渊普

Podcast
TL;DR
  • 黄渊普对2035年的核心判断是“强者会更强”:2025年中美GDP合计约占全球48%,加上印度已过半,2035年三国可能升至55%。因此,中、美、印是企业绕不开的“大本营市场”;如果中国业务放弃、美国因地缘政治进不去、印度又因偏见不研究,企业等于主动失去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覆盖,“很难成为一家大公司”。

  • AI与自动化正在终结传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未来受益者更可能是超大人口市场和通往成熟市场的节点国家。中国制造业叠加工程师、供应链和自动化后,未来五年产值可能继续上升;美国制造业回流也会因贴近最大消费市场而更成立。印尼这类未来接近3亿人口的国家,以及墨西哥、匈牙利这类门户仍有位置,其他国家想靠低成本劳动力完成产业升级会越来越难。

  • “做出海最怕的是选错国家”,但真正的解法不是猜中唯一赢家,而是把人口、能源、政治稳定、贫富差距、对华认知和自身匹配度一起算清楚。过去很多企业去印尼、墨西哥,只因为“那边有个朋友”;等到地缘政治、海关、财政或社会风险出现,才可能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科学决策的价值,是让企业知道其他国家也有问题,从而在逆风时仍能确认:“这是我比较之后选的。”

  • 中国企业未来十年大概率会形成“效率霸权”,同时也会遭遇更激烈的关税、劳工和产业保护反弹。黄渊普以iRobot破产后被中国供应商收购、扫地机器人只卖其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价格为例,判断戴森等高利润海外公司也会被持续冲击;问题不只在“卷”,而在“我们掌握了效率优势,但是没有掌握叙事优势”,于是机器化生产被讲成了“狂风扫落叶式的侵略”。

  • 印度不是一个必须看好的国家,却是中国企业必须研究、必须尝试布局的市场与竞争者。黄渊普预计印度GDP将从接近5万亿美元增至2035年的近10万亿美元,人口接近16亿,成为中美之外越来越强的第三极;印度人及印度后裔又遍布美国、中东和非洲的企业中高层。“我们不能犯当年美国人看中国的认知错误”,尤其不能忽略印度远强于中国的全球叙事能力。

  • 拉美并非整体上行,但下行国家同样存在可交易的出海机会:消费降级需要廉价、可靠的商品,政治分裂也会让局部舆论危机不等于品牌死亡。比亚迪在墨西哥和巴西的销量都超过10万辆,巴西劳工争议并未阻断销售;美团、滴滴进入数月后,当地龙头iFood份额据称由约80%降至60%以下。“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比“中国企业互斗”的叙事更接近黄渊普的观察。

  • 2025年可能是中国国际形象由负转正的拐点,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对美国的不满、免签和普通游客的视频,而非中国企业突然学会了讲故事。欧美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正在通过高铁、餐饮与街头日常重新认识中国,45岁以上群体则较难改变;黄渊普把特朗普至少剩余约三年的任期视为窗口,主张企业把对当地人的投入从“一分”提到“三四分”,争取把短期好感转成长期信任。

  • 真正的全球化不是让五六十岁的中国创始人悲壮地跑遍亚非拉,而是把外国年轻人带进中国、培养三五年,再让他们成为国家经理或跨文化创业合伙人。华为早期“不谈订单,只邀请客户来深圳看”的方法仍然有效;黄渊普正在反向组织中国创新之旅、推动全球青年人才计划,并认为消费品牌将沿着“电子硬件—理念与情感—强文化产品”升级,泡泡玛特、瑞幸和名创优品已经打开了中间那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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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破华人圈,是新出海的第一道门槛

  • 过去两年半,黄渊普去了将近、可能超过65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孟加拉、突尼斯、摩洛哥、阿根廷和秘鲁;从去年1月至今年2月约去了20国。他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大概去10个国家:“研究新出海的人,不能只通过在国内待着,一定要去到当地。”

  • 过去的困惑是,人在海外,交流对象仍几乎全是中国人和华人。做国际IP的初心,就是打破这个封闭回路,让他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本地创业者、企业家,听到未经华人中介转述的真实判断。

  • 李翔提到,黄渊普在Instagram上的粉丝已超过35万;在此基础上,IP也成为一种田野调查工具:在拉美各城市发一条预告,十几个线下名额往往收到三四十人报名。流量解决了“找到谁”的问题,却没有自动解决当地人对中国的基础认知缺口。

2. CES里的中国企业与全球话语场,仍像两个平行宇宙

  • 黄渊普估计,中国企业占CES参展商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却极少出现在演讲台上。中国创业者并非都不申请;据他了解,有华人委员多年鼓励报名并向组委会争取,但最终结果仍与参展比例相差甚远,他把其中一部分归因于筛选偏见。

  • 展馆里不缺中国商业名人,许多在国内很难碰到的投资人等人士都在逛展、拍照、开会;中国公司甚至把CES变成了海外版国内商务周。“平时国内要约的人都跑到了CES,然后我们可以在酒店房间里开会了。”

  • 最具辨识度的中国面孔反而是被TCL邀请、模仿特朗普英语的“中国川普”,许多外国人找他合影;黄渊普自己也被约十来次合影。这里的不对称是:企业与产品大规模到场,但能被海外公众认出、愿意听其讲述的人极少。

  • 每晚虽有三四场华人会议,真正把中国创业者与海外创业者混在一起的国际场却很少。李翔追问演讲席位是否真有价值,黄渊普的答案是:CES本来就是品牌场,登台代表高度;最难的不是参展,而是“突破华人圈”。

3. 拉美对中国的低估,与中国对拉美的轻视同时存在

  • 中国人谈拉美,常想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许多拉美人却仍认为中国不如自己。黄渊普在圣保罗建议当地精英与其去美国,不如考虑清华、北大,得到的反问竟是:“清华北大是什么?”

  • 能用英语交流的巴西人已大体属于当地精英阶层,他们仍可能没听过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阿根廷人则保留着强烈历史自豪感,许多人相信本国长期比中国更好;中国国内关于阿根廷的信息又几乎只有衰退与危机,双方都在低估对方。

  • 这种认知逆差直接进入商业:当地消费者低估中国,就不愿给中国品牌溢价;中国企业低估当地人,就不会认真理解其尊严、政治立场与心理结构。黄渊普因此把研究重点从“哪里卖得好”移到“哪里对中国的理解逆差最大”。

4. 企业首先需要讲“正常的中国故事”,而不只是强调低价

  • 李翔指出,把国家与文化形象交给企业承担,压力显然过大。黄渊普同意这是国家级命题,却认为企业仍有责任,因为中国企业的LinkedIn、Instagram普遍缺乏理念表达,反复强调的只是“我们的商品有多便宜”。

  • 韩国提供了最直观对照:K-pop固然是文化产业,但韩国企业在当地经营品牌、与本地人交往的能力也高出几个level。拉美人想到中国文化,仍主要停留在李小龙和成龙,“几十年了都还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他眼中的危险信号。

  • 黄渊普坦言,自己尚未看到真正把企业理念、中国故事和当地关系都处理好的完整样本;业务做得好不等于品牌叙事做得好。目前中国公司的胜利,更多仍来自产品、成本和效率。

5. 比亚迪证明产品价值能熬过舆论危机,却没有消除劳工成见

  • 黄渊普给出的数据是,比亚迪在墨西哥销量超过10万辆,在巴西去年也超过10万辆。当地一些家庭过去几乎只开日本车,开始换新能源车时“不约而同地转向比亚迪”,核心理由仍是电费和总使用成本更划算。

  • 绿色价值可能贡献了一部分好感,但他观察到另一个外力:马斯克在欧洲和拉美都招致反感,一些消费者因此转向比亚迪。借用王兴的说法,行业第二、第三有时受欢迎,并非自身做得多好,而是“行业第一实在太招大家讨厌了”;这不是长久之计。

  • 2025年的巴西劳工争议曾让“中国就是血汗工厂”的说法大规模传播,但比亚迪仍熬过了这一关。黄渊普解释,巴西的媒体、政治和利益团体高度分裂,一部分人的定性不会自动变成全社会的统一结论;卢拉亲自参加比亚迪某辆车下线活动,也保留了庞大的支持群体。

  • 更尖锐的判断是,当地已默认中国企业不够重视劳工,快手、美团旗下业务等也会遇到类似争议。巴西劳动法律比美欧还复杂,问题很难完全规避;只要企业提供制造业、软件或技术价值,小问题可能被容忍,但这并不等于信任已经建立。

6. 巴西外卖战的主要输家,暂时是原本安逸的本地龙头

  • 巴西外卖市场原本由iFood主导,黄渊普称其份额一度约80%;美团与滴滴进入、竞争数月后,iFood可能已降到60%以下。表面是两家中国公司相争,实际增量主要来自侵蚀本地龙头。

  • 他不认同把此事简化成“中国企业在海外不团结”:“大家吵一下,但实际上大家原来都没有什么份额,抢的都是那一家活得很好、活得很舒服的当地龙头。”

  • 传统商业里常说老大、老二打架,死的是老三、老四;巴西这一局更像“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对投资者而言,竞争强度必须与份额来源一起看。

7. 国际IP既是内容渠道,也是选择下一站的需求传感器

  • 2025年,黄渊普在上海、深圳连续见到七八位巴西创业者,才意识到拉美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正在升温,继而决定亲自去看;抵达后又碰上巴西向中国开放免签。他把这种选择称为有规划,也有“碰巧”。

  • Instagram可以在出发前做低成本测试:某国用户频繁私信,或一条相关视频突然获得异常高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就会进入实地调研名单。市场反馈不替代判断,但能提示“哪个国家突然对你感兴趣了”。

  • 印度AI峰会后,他发视频批评活动办得差,获得50多万播放、上千条评论、上万次转发,还有大学和创业者邀请演讲。这并不等于他看好印度,却构成了下半年去印度考察的直接需求信号。

8. 国家前景要从当地人的自我判断与政治连续性中读取

  • 每场线下活动至少围绕三类问题:当地人如何认知中国、如何判断本国未来十年、中国企业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再叠加马杜罗事件、巴拿马港口争议、米莱改革或卢拉能否连任等当地热点,追问政策是否可持续。

  • 李翔借彼得·蒂尔“乐观或悲观、确定或不确定”的象限追问2035年图景。黄渊普的反直觉答案是:与拉美相比,中国人对本国仍偏乐观;在北京、上海听多了财富缩水故事容易悲观,走出去才看到许多国家“二十年陷在里面出不来”。

  • 阿根廷的英文交流者中,有多人计划凭双重国籍移居意大利。黄渊普很吃惊:意大利也面临财政亏空、老龄化,在他看来甚至可能从发达国家序列下滑;但阿根廷人宁愿选择“可能还能持续十年”的意大利,反映出他们对本国前景并不乐观。

  • 巴西的分歧更大,最大变量不是卢拉究竟多强,而是政策能否连续走下去。如果卢拉继续执政,至少可能连续四年;若政策能持续五年,可能为未来十年打下一些基础。秘鲁十年换了八位总统,智利也被他视为从十年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位置掉了下来。人口和资源之外,政权轮替决定企业面对的是战略还是彩票。

9. 下行国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机会来自不同的需求曲线

  • 黄渊普区分两种出海:上行国家可以押消费升级,下行国家则需要“基础的、基本的、廉价又质量好的产品”。国家前景偏弱,不自动等于中国企业不该进入。

  • 阿根廷约有1.3万家华人超市,许多由福清人经营。当地居民拿到钱便去华人超市消费,超市再汇集现金、兑换货币,使华人零售网络在当地金融网络中发挥作用。

  • 主流中国创业者因距离远、印象差而较少进入拉美,反而给早期华商留下了深厚网络。黄渊普的结论不是“阿根廷值得重仓”,而是衰退市场仍可能孕育被忽视、现金流良好的生意。

10. 2035年的全球经济,会进一步集中到中美印三座大本营

  • 黄渊普的基准数据是,2025年中美GDP合计约占全球48%,加上印度已超过50%;到2035年,三国合计可能达到55%。这导向一个相对悲观的结论:“强者会更强。”

  • “一带一路”和亚非拉仍有增量,因为中国过去对欧美贸易占比曾达到70%至80%,如今降到50%以下;全球南方确有需求,中国企业过去也确实去得不够。但需求补课不等于这些国家都会复制东亚增长奇迹。

  • 如果企业在中国没有业务、美国因地缘政治进不去、又因轻视而放弃印度,就等于在全球一半以上GDP覆盖的市场都没有存在感。黄渊普因此判断,缺席三大本营的公司很难成长为真正的大公司。

11. AI与自动化正在改写制造业转移,而不是简单加速外迁

  • 美国仍愿意“折腾”:对AI有危机感,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黄渊普认为,工厂最终会考虑离市场多近;当自动化减少用工后,去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设厂的逻辑会增强,即便不进美国,也会落在墨西哥等拥有贸易安排的邻近节点。

  • 中国制造业链条覆盖高中低端,教育、工程师、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又已聚集成网,难以像欧美当年迁往亚洲那样整体迁出。未来五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可能继续上升,而不是随少量外迁下降。

  • 印尼这类未来可能达到3亿人口的国家,有本地市场支撑产业节点;墨西哥之于美国、匈牙利之于欧洲,则有门户价值。其余人口小、远离成熟市场的国家,仅靠劳动力便宜很难吸引完整产业链。

  • 李翔提到产业转移到中国后出现的“雁阵模式”变量:因为中国能容纳极长链条,队伍反而转不动了。黄渊普认为,这套判断往后十年基本成立,AI只会进一步削弱传统低工资承接模式。

12. 年轻人口既是市场红利,也可能成为政治风险放大器

  • 人口预测不能单独使用。年轻人多却无法就业,叠加贫富差距与财富集中,可能增加抗议、政变和打砸抢风险;黄渊普援引尼泊尔年轻人上街、2024年孟加拉学生群体上街,称其为媒体所说的“Z世代的愤怒”。

  • 企业必须判断当地政府能否维持稳定,以及重大社会动荡时是否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国家层面能否采取相应措施。“人口多”只有与就业、分配和政治秩序同时成立,才可能转成市场。

  • 能源是另一条常被忽略的硬约束。即使墨西哥人均GDP已接近中国水平,企业仍会遭遇缺电;没有稳定电力,人口与区位优势也无法自动变成制造能力。

  • 因此,未来更合理的组织形态可能是中国负责研发,在海外布置多个“可进可退”的柔性节点,而非一次投入几百亿元、派数千人押注单一国家。分布式不是保守,而是把地缘与社会风险纳入产能设计。

13. 中国“卷全球”是效率结果,也必然激起更强政策反弹

  • 黄渊普在CES看到的标志性案例是iRobot:这家拥有三十多年历史、开创家庭机器人品类的美国公司破产后,被中国供应商收购。中国扫地机器人质量接近,价格却可能只有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 由此他判断,戴森等曾长期享受高毛利的海外公司,也可能被中国企业持续挤压。“哪怕我们中国人说不能卷了,接下来十年还是会把很多海外活得好的公司卷死。”

  • 李翔提醒,欧洲针对中国汽车的关税谈判说明,本地政府不会坐视产业被冲击。黄渊普同意:未来十年,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贸矛盾只会更激烈,企业无法回避产业保护、劳工指控和政治化审查。

  • 但以比亚迪为例,其海外售价通常高于国内,利润率也更好;黄渊普认为,比亚迪依靠的并非无限压价,而是更高效率。他用英国工业革命冲击全球手工作坊作类比:“不是因为它刻意低价,是因为效率太高了。”

14. 叙事赤字让效率被解释成侵略,而不是进步

  • 黄渊普把症结概括为:“我们掌握了效率优势,但是没有掌握叙事优势。”西方叙事可以把中国企业描绘成“狂风扫落叶”般摧毁本国产业,中国公司却没有充分掌握解释自身技术、组织和供应链优势的叙事权。

  • 他在海外见过不少不勤奋、内部政治混乱却仍活得很好的企业,认为它们是上一个时代的受益者;硅谷如今甚至“比996更狠”,却没有承受与中国企业同等级的负面标签。这不抹去中国公司的问题,但说明竞争叙事并不中性。

  • 拉美的媒体与大企业又常由少数家族共同控制,他们既塑造普通消费者的意见,也可能直接与中国公司竞争。消费者会为省钱购买中国产品,理念上却仍批评中国;销量与品牌认同必须分开看。

15. 中国最有穿透力的故事,可能是普通人改变命运

  • DeepSeek让不少拉美人从2025年开始重新看中国,但他们常默认这种公司一定由大家族或政府官员的孩子创办。黄渊普告诉他们,DeepSeek、宇树科技、京东、字节跳动等公司的创始人家庭背景都很普通,对方往往惊讶地追问:“真的吗?”

  • 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再努力,下一代也很难跨越到超级富豪或大型企业创始人。中国草根创业者完成阶层跃迁的案例,能够让当地人暂时跳出意识形态,把中国理解为一个仍存在巨大流动性的社会。

  • 黄渊普把品牌定义得很高:“别人产生一种仰视感,这才可能做品牌。”技术效率只能换来使用,信任才能换来长期选择,向往才可能产生溢价与归属感。

  • 他称中国未来成为“效率霸权”几乎是保底结果——这里的霸权指生产效率全球领先,而非霸权主义。真正的不确定性是,2035年的中国能否同时获得信任和向往;否则只会比今天更卷,也让海外更难受。

16. 超级大国身份与弱者心态,是新出海最深的心理冲突

  • 黄渊普认为,世界对中国有偏见,但中国对世界的偏见更值得反思。经济表现不佳的国家因不自信而敏感尚可理解;中国综合国力已被全球普遍视作超级大国,却仍常带着“我们又被欺负了”的心态出国。

  • 面对欧美,这种心理表现为把当下摩擦接回“百年羞辱史”;面对亚非拉,则常变成嫌贫爱富与轻视。李翔追问这种负担是否只针对欧美,黄渊普明确否认:越南、印度说一句不好,中国舆论也会迅速对骂。

  • 他的判断是,真正自信的人能容忍弱者批评自己。美国同时被本国人和全球公众批评,仍按自身逻辑行动;中国若连巴西、越南或印度的负面声音都无法承受,说明尚未完成强者心理转换。

  • 这种定位会进入经营:自认弱小,就不敢卖高价,也不愿承担社区责任。黄渊普主张新出海人增加“以天下为己任”的贡献意识,把利润之上的当地价值纳入公司目标,而非永远以求生存为理由。

17. 印度是第三极,也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训练场

  • 黄渊普预计,印度GDP将从接近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近10万亿美元,人口再增一亿多、接近16亿。届时中美仍是两极,印度则会成为越来越强的第三极;承不承认,都不会改变这个体量变化。

  • 中国公司在中东、非洲和美国面对的竞争者,常常不是印度本土公司,而是印度人与印度后裔。印巴裔在海湾国家覆盖基层与中高层;英国殖民体系又让印度人更早进入非洲,不少行业第一名由印度后裔经营,中国企业位居其后。

  • 李翔提到印度媒体长期关注中国,而中国人对印度了解很少。黄渊普担心,中国正在重复二十年前美国看中国的错误:只看基础设施、贫困和治理缺点,相信对方迟早崩溃,最终错过其崛起阶段。

  • 他不是因此“看好印度”,而是把印度同时列为主要市场和全球竞争群体。要理解为什么印度裔能在美国、中东、非洲做到管理层,中国企业就必须进入印度、观察印度,而不能靠情绪化嘲讽获得结论。

18. 印度的叙事能力,是中国最不愿承认却最该研究的优势

  • 黄渊普一条印度视频获得50万播放后,收到许多印度大V关注;点开账号,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粉丝十分常见。相比之下,中国创业者在海外平台拥有同等粉丝量的极少。

  • 印度缺乏中国的基础设施与制造能力,却在语言、文化输出和对外叙事上明显更强。把这一切贬为“夸大其词”,只会错过竞争的另一半;未来要与印度人争全球职位和客户,就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建立可见度。

  • 李翔提到,莫迪是X平台上粉丝最多的政治人物之一。黄渊普补充,莫迪无论怎样,其海外粉丝量仍为印度增添了光彩;尽管其在印度国内的支持已不如过去、所属政党也在上次选举中丢失过不少国会席位,海外影响力仍为印度增色。卢拉出访时频繁拿手机直播、拥抱和问候,也体现了政治人物主动缩短距离的能力。

19. 中国商品已经抵达全球,中国人却仍与当地社会心理隔绝

  • 黄渊普在多个国家看到同一画面:华人聚在一起,当地人知道中国人来做生意,却只能在中餐馆遇到他们。“货物出海了”,人的关系、文化关系和社区关系没有同步建立。

  • 这种缺席制造了心理距离。海外公众知道中国厉害,却觉得与自己遥远;计划亚洲旅行时会想到日本、泰国,很少首先想到中国。黄渊普称,中国入境游客数量与日本大致同级,与国土、人口和文化体量并不相称。

  • 李翔补充华为早期经验:总部给海外团队的首要任务并非拿订单,而是邀请客户到深圳和华为总部看看。黄渊普认为这在今天仍是最有效的方法——先让人建立真实经验,再谈商业关系。

20. 亲自来过中国的人,是尚未被企业充分利用的信任资产

  • 黄渊普在上海接触的外国人中,约十人有八人会说:来之前担心监控、盘查、歧视或欺负,来了之后体验很好。因为预期是负数,实际七八分的日常体验便能产生强烈反差。

  • “每个企业出一点力”,多邀请客户、伙伴和年轻人来中国,可能比抽象宣传更有效。到访者普遍会成为更愿意正面评价中国的人,但中国公司尚未系统地把这批人转化为员工、合作伙伴或市场传播者。

  • 黄渊普认为,未来十年最好的状态应叫全球化,而非单向出海。让五十岁、六十岁又不会当地语言的创始人亲自奔走亚非拉,画面很悲壮;更可持续的是把外国人才放在中国培养三五年,再派回本国担任国家经理、区域经理。

21. 国际留学生正在从任务指标变成全球化人才池

  • 过去不少高校依赖中介完成留学生指标,用奖学金吸引质量一般、只想在中国待四年的人。黄渊普观察到,去年开始出现转折:好学校的申请人数超过名额,不再需要中介凑数,来自欧美的学生也明显增加。

  • 他在北京见到一位清华本科的保加利亚女生,后来从朋友圈发现她曾为来访的保加利亚副总统做翻译;又见到一位生于德国、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的年轻人,后者称选择人大本科是自己判断中国前景更好,并非母亲推动。

  • 这些年轻人能同时说出中国的强项与弱项,决策也更自主。黄渊普设想“全球青年人才计划”:帮已在中国的优质外国学生找工作、做培训,再输送给出海企业,补上高校、学生和企业之间的gap。

  • 更进一步,他希望把中外年轻人组合起来做小众国家品牌,例如让熟悉保加利亚的清华学生与中国创业者共同开拓当地。相较纯中国团队,这种组合更接近早期跨国公司用新加坡、港台华人进入中国的路径。

22. 2025年的形象逆转,创造了约三年的叙事窗口

  • 一家欧洲媒体采访黄渊普时称,2025年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中国正面内容出现了多于负面的逆转。他起初意外,后来认为自己的“塑料英语”仍能获得大量关注,也说明自己碰上了全球认知转向的节点。

  • 这次逆转首先来自比较:全球对特朗普、美国及其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更反感,中国因相对位置得到好感;其次来自免签后进入中国的年轻游客,他们不依赖《纽约时报》、BBC等传统媒体,而是拿手机拍高铁、餐饮和街头日常。

  • 黄渊普称,至少有上百万海外创作者自发记录中国,没有机构规定他们如何表达。普通人看到外国游客没有被歧视、还得到热心帮助,才意识到“中国原来是一个蛮正常的国家”。

  • 他的代际判断很直接:欧美乃至亚非拉45岁以上群体多受既有欧美教育体系影响,很难改变,不如集中争取年轻人。特朗普至少剩余约三年的任期,被他视为提升中国国家品牌与企业软实力的窗口,而不是已经兑现的胜利。

23. 企业应把“投资于当地人”从一分提高到三四分

  • 黄渊普判断,特朗普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基本会失利,民主党可能控制众议院,甚至参议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特朗普下台前仍可能制造更多全球混乱。美国无暇顾及的阶段,可能给中国争取文化、品牌和国家叙事留下空间;这是他的条件性判断,并非确定结果。

  • 中国企业不必立刻达到欧美公司的本地投入程度。若满分十分,目前只有一分,提高到三四分——更多使用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参与社区——就可能因基数低、预期低而显著增加好感。

  • 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案例降低表达门槛:“我这个英语水平,都敢于去海外发英文短视频,你们还有什么压力?”真正需要的不是播音级英语,而是能把新能源汽车、芯片、智能制造等行业讲清楚的产业沉淀。

  • 下一步设想是免费训练更多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人,形成跨行业内容矩阵。黄渊普承认自己主动给工作添加了宏观使命,因为写作和研究若完全没有这种叙事,“感觉生活没意思”。

24. 深出海的起点,是重做国家选择而非追逐下一处热点

  • 约5400家A股上市公司几乎都已行动出海,“不出海就出局”从口号变成现实;热度下降不代表需求消失,而是企业发现地缘政治不受自身控制,连长期运营巴拿马港口的大公司也可能突然陷入被动。

  • 过去企业按热度轮转:先东南亚,再中东、墨西哥、非洲。黄渊普估计,2026年可能轮到免签后的巴西,随后随着中印关系和签证改善,南亚、印度可能升温;但热门程度与长期前景是否匹配,必须打问号。

  • AI也迫使评估框架升级。三年前,他主要看人口与五年GDP;现在还要看自动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华地缘关系、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哪些行业适合以何种方式进入。

  • AI已经降低品牌表达门槛:过去看英文网站或亚马逊店铺,能从生硬文案立刻认出中国卖家;今天至少在专业度上很难区分。语言短板缩小后,国家选择、产品与组织能力会更直接地暴露出来。

25. 选国的终局不是“最好”,而是市场、组织与人生的匹配

  • 黄渊普在墨西哥重见一位扎根十五六年的知名创业者:三年前对方意气风发,这次两鬓发白、满脸沧桑,言语里不断叹气。真正令企业家痛苦的不是融资、裁员,而是怀疑“我当初是不是选错了”。

  • 这位创业者描述,新政府面对财政亏空和世界杯建设支出,会从外国企业处寻找收入;货值20万元被卡海关,可能被索要10万甚至30万元,企业连弃货都痛苦。黄渊普没有据此判定墨西哥最差,而是指出未经比较的选择最容易在逆风时崩塌。

  • 他从周亚辉深耕非洲后的采访得到相同警示:对方坦言若回到当初,可能应选择欧美主流国家。李翔提醒非洲、墨西哥同样有成功公司,黄渊普接受这一反驳,最终把问题落到企业、行业、人才与国家是否匹配。

  • 一位常驻肯尼亚的湖南朋友给出另一种答案:性格安静,在深圳被人群与高楼压抑,到肯尼亚看到草原才觉得“找着了自己”,于是愿意融入本地政府、员工和文化。最适合的国家未必挣钱最多,却可能让关键人才长期留下并真正进入社会。

26. 中国品牌正从参数优势,向情感、理念与文化势能移动

  • 泡泡玛特被黄渊普视为高于TikTok、Temu、SHEIN一类效率型出海的案例:消费者喜欢它,不是因为性能或定量指标,而是因为情感需求。它证明中国公司开始卖“我就喜欢”,而非单纯卖“更便宜、更好用”。

  • 他在纽约观察到瑞幸约有10家店,常见评分为4.2至4.5,附近星巴克约3.8至4.0。纽约大学周边的年轻人喜欢其数字化、App体验和口味多样性,也反感星巴克作为“不酷的大公司”;因此他甚至认为瑞幸海外潜力可能高于霸王茶姬、蜜雪冰城。

  • 名创优品满足的是全球中产财富缩水后的体面消费:价格可承受,同时保留一点设计和品牌感。黄渊普认为,在纽约街头问别人知道哪些中国品牌时,很多人会说名创优品,这意味着知名度开始脱离华人消费圈。

  • 黄渊普给出的品类阶梯是:先由电子数码、AI硬件等可量化产品占领市场,再到带理念和文化的消费品,最后才可能轮到茅台、五粮液等强文化产品。到2035年,若国家软实力足够强,海外消费者才可能把它们理解为“这是中国的味道”。

27. “反向出海”要把中国变成全球创新者必须亲临的实验室

  • 出海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把海外创业者、消费者和人才带进中国。黄渊普推出中国创新之旅:3月带约八九人考察深圳、广州;4月19日至24日的上海、杭州团原计划15人,却已售出20张票并下架;之后还计划组织北京、上海的更大团队。

  • 他的销售主张是:如果一个人每一两年去硅谷,却五年没去过大湾区、长三角和北京,就会失去对“全球一半创新”的理解。2022年后不少外国企业离开中国,随后失去对中国创新的感知,等中国公司打到本国才突然惊讶。

  • 一位德国记者在柏林车展后写道,并非中国企业突然变强,而是德国自己的傲慢使其忽略了中国四五年的进展。黄渊普观察到,外国企业正以创新中心、研发中心的方式回来,即使把中国机构当成本中心,也必须知道这里发生什么:“否则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 他把中国描述为“世界实验室”:氢能、锂电等路线并行试验,34个省级行政单位像34家超级公司彼此竞争;某地跑赢后,干部与经验又被复制到别处。浪费是试错代价,规模化能力则把局部实验变成全国性产业优势。

28. 全球化的下一代组织,将由中国工程能力与跨文化青年共同搭建

  • 黄渊普还制作了英文《来中国留学》小册子,并出售中国留学咨询,甚至已有美国人付费。他建议海外年轻人关注中国理工科与985高校,尤其北上广深的学校,因为中国工程师密度和科创能力正在提高其教育投资回报。

  • 他的代际观察是,70后企业家可能已经财富自由,却因成长于欧美压倒性强势的年代,内心仍缺品牌自信;90后得到的时代红利较少,却敢直接评价欧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心态若配上尊重与表达能力,反而更适合做全球品牌。

  • 黄渊普并不主张在海外粗暴地要求别人接受中国。他对外国受众的说法是:“我不是欠你一个解释。”他把自己比作1830年的英国人,向尚未意识到工业革命冲击的人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相信与否,是对方自己的生存选择。

  • 最终目标不是纯中国团队控制海外,而是中国优秀青年与在华生活、理解中国的外国青年共同创业。产品效率、当地关系和文化自信若能进入同一组织,中国出海才可能从“卖货”真正转向全球化品牌。

李翔

这次请过来一起聊天的是黄渊普,其实也是高能量的老朋友了。我们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也做过一期播客,当时聊的话题是他对中国公司出海的一些观察。那时候出海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话题,疫情刚结束没多久,几乎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在考虑怎么到全球去拓展市场,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输送到全球。

那次聊完之后,过去两年我看他的朋友圈,真的是非常佩服渊普,感觉他是一个能量非常强、非常能折腾的人,不断地去全球旅行,巴西、秘鲁、墨西哥、肯尼亚、孟加拉国。他也出了两本讲出海的书,然后自己做国际IP。我看他现在在Instagram上已经有超过35万的粉丝了,还在亚马逊上出版英文书、做演讲,感觉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让我是非常佩服的。

渊普,要不你也跟大家打声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过去两年做的事情。

黄渊普

感谢李翔老师,我也是高能量的忠实听众。确实,距离上次交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对出海还是有一点个人的使命感,觉得做这个事情特别激动。

1. Research Requires Being There

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我去了将近、可能超过65个国家,包括一些平时大家不太去的地方,比如伊朗、伊拉克、孟加拉国,还有北非的突尼斯、摩洛哥。今年1月份我去了拉美,当然李翔老师刚才讲到的巴西,我2023年就去过,今年是第二次去。也包括阿根廷、秘鲁。如果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2月份算,应该去了20个国家左右。

这是我一直给自己立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大概去10个国家。我自己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研究新出海的人,不能只待在国内,一定要去当地。这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确实,在做出海研究和走访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哪怕我研究新出海已经研究了很久,但我之前去海外,也只是跟中国人、跟华人在当地交流,这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过瘾。

所以我做国家IP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打破华人圈。我当时的初心是,我去到海外任何一个国家,能不能找到当地的创业者、当地的企业界人士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机缘,我做了大半年时间。确实,我在Instagram上的粉丝量还比较不错,而且粉丝质量也还可以。这次去拉美的时候,我几乎在所有拉美城市都召集了当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进行交流,跟之前去的感觉差别非常大。我们之后可以再展开讲。

李翔

前段时间我翻你的朋友圈,比如你朋友圈里面讲到年初去CES,我有一个观察印象非常深刻。你说,今天去参展的中国公司已经非常多了,但是你会发现,活动上的中国演讲嘉宾其实很少,对吧?

黄渊普

2. China Is Missing The Stage

整个中国企业的数量,我们一直说CES可能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展位和展览非常多,但你极少看到中国创业者在做分享。

我在CES最大的感受是,会碰到很多国内很难碰到、国内活动也不容易邀请到的人。比如我在CES会展中心拍照的时候,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IDG的合伙人,也是安克的投资人,他也在逛展。

像这种名人特别多,但大家都是作为逛展的观众。台上的嘉宾基本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今年可能有几个,但肯定不多,和中国参展企业的比例相比差得非常远。

我自己在逛展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今年整个CES展厅谁最有名?是一个在海外做IP的人,重庆的“中国川普”。他英语特别像特朗普的声音,今年也在展厅那边。很多外国人看到他都会找他合影。当然,他是被TCL请过去的,可能有商业合作。他算是CES上可能最有名的中国人。

我自己因为也在海外做IP,所以在逛展的过程中,大概也被十来个外国人拉着合影。反倒是国内很多比我、比“中国川普”更有名的人,大家在CES逛的时候没有人认识。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对称。

李翔

大家去CES做演讲嘉宾这件事情重要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件事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也没有那么努力地去申请,是这样吗?

黄渊普

在我看来,这件事得拆开讲。第一,肯定有人认为没有那么重要,也肯定有很多人认为很重要。所以从申请的角度来讲,其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去申请演讲席位。

我是怎么知道的?CES有一个委员会去筛选全球的演讲嘉宾,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也认识。他前几年就开始跟组委会的其他人说,中国的参展商这么多,中国的科技创新这么厉害,应该让他们有更多声音。他也让很多中国的创业者、创始人去填写报名材料。

但实际上最终结果不是那么好。在我看来,肯定有很多人还是想着去申请的。因为我们知道,CES最准确的定位肯定是做品牌,说“我去了一次CES”,而不是一个做销售的场合。如果你作为会议演讲嘉宾,品牌价值肯定更高,或者说代表某种高度。

所以不是不想,而是组委会对中国这边的偏见还是很明显。我自己的感觉,以及跟一些朋友交流之后,都认为这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可能需要鼓励更多中国创业者敢于提交,同时也需要有人去跟组委会的人交流。

我们不能在台上聊中国话题,但聊中国的人很多都不是中国人,对吧?

李翔

我也听一些朋友聊,比如他们去CES,国内很多头部企业,包括做电动车、做消费电子的企业,其实会开玩笑说,CES期间最适合约人开会。因为平时在国内想约的人,那个时间段都跑到CES去了,于是大家就可以在酒店房间里开会。

黄渊普

我的感触也非常明显。你看CES上华人的会议特别多,每天晚上有三四个场,组织各种华人创业者聊不同的话题。但是很少有华人组织的活动是真正的国际场合,也就是说,很少有中国创业者和海外创业者融合在一起。

大家都是做出海,其实很多人还是希望认识更多潜在的海外合作伙伴,理解他们。但实际上要组织这样的活动特别难。所以你会发现,CES就像两个平行宇宙:一堆中国人过去,但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华人一起玩,很少跟海外的人一起玩。

你去CES参展,是希望让更多海外合作伙伴、海外消费者认识你,但缺少这样的通道。后来我总结出一句话:我觉得出海最难的,可能就是突破华人圈。

我们去到海外,当然应该跟华人交流,但是不能只跟华人交流。

李翔

在你去过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里面,还有没有类似于你在CES上观察到的这种比较好玩的现象?

黄渊普

3. The Perception Gap Is Costly

我刚走了一趟拉美。说实话,拉美国家跟我们中国人想象中的拉美,以及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之间的差距更加远。

我们中国人想到拉美,第一反应是不是拉美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年了,拉美国家个个都很差,经常发生各种经济危机、政局动荡?但你去拉美走一趟会发现,绝大多数拉美人还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厉害,不如他们。这是一个可能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

你们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好几十年了,为什么很多人还觉得中国不如你们?

当时我在巴西圣保罗跟很多人交流,我说,你们接下来要重视中国。与其去美国留学,还不如去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接下来就会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什么?”他们没听过清华、北大。你知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清华、北大属于神一样的学校。

我发现这些在巴西讲英语的人,代表着巴西所谓的精英阶层。巴西讲英语的人并不多,但他们没听过清华大学、没听过北京大学,让我非常诧异。我们再怎么说,都会觉得巴西跟中国的关系比较近,了解应该不至于这么少。

但我自己聊下来发现,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没听过。包括我们国内说到阿根廷,过去几年基本都是各种负面信息,但你去了阿根廷之后会发现,阿根廷人内心有很强的骄傲感。他们会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做得比中国好,甚至绝大多数人认为阿根廷就是比中国更好。

当然,我们中国人认为阿根廷已经走了几十年的下坡路,觉得“你们那个样子”。因为国内关于阿根廷的信息基本上全是负面的,除了它的足球队,没有什么正面信息。

这种认知差距会影响彼此做生意是否顺利。他们对我们的认知偏低,就不会认可中国品牌;我们对人家的认知偏低,也不会正视人家心里怎么想。这样就会导致做很多事情非常难。

所以我后来研究的重点,从最开始关注哪些地方我们的商品卖得好,到现在关注哪些地方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多大的逆差。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哪天我们去一个国家,要先衡量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民众认知的偏差到底有多大。如果偏差很大,你会发现做品牌更难。

核心是,不管国家还是企业,你要先解决这种认知偏差。这对做商业非常重要。

李翔

但如果让公司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其实压力也很大。公司毕竟是一个商业组织。

黄渊普

这其实涉及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文化里的认知。对企业来讲肯定有点难,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命题,是讲好中国故事。

4. China Needs A Normal Story

我甚至认为不应该叫“讲好中国故事”,就叫“讲正常的中国故事”。首先,国家层面肯定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为什么我觉得企业也可以做?因为我们的企业在做这种所谓正常的表达时太少了。

我们还是强调商品有多便宜,这就会导致别人对中国企业的认知是:你就是一个只会卷低价格的国家和公司。

为什么我说企业值得做?你去看一下,哪怕是我们国内觉得不错的企业,你去看他们的LinkedIn、Instagram,会发现普遍没有做任何理念传达。他们也没有真实、高效、有效地表达自己。

我自己做IP的感受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海外没有客观、真实地理解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来自中国的企业也会受到一些偏见。

你去拉美的时候感触很明显,韩国文化和韩国企业普遍做得比中国好。你说韩国文化在当地为什么那么厉害?一个原因当然是韩流、K-pop做得好。但那也是企业做的,不只是韩国政府或者韩国媒体很强,很多时候也是市场行为、企业行为。

刨开韩流和K-pop,你看韩国企业在当地跟当地人打交道、做品牌的能力,也比中国高几个层级。我能感受到,那边韩国的粉丝特别多,而中国文化,可能跟我们上次也聊到过,他们想到中国文化,仍然只能想到李小龙和成龙。这两个人已经几十年了,至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李翔

在你的观察里面,有没有中国公司把公司的理念传达得比较好,或者在讲自己的故事时,背后带有某种文化成分?

黄渊普

我觉得还没有。如果说业务做得好的,还是有一些。比如比亚迪,它的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做得非常好。在墨西哥,它的销量超过了十万辆;在巴西,去年卖了超过十万辆,这是非常好的数字,因为它进入当地市场的时间并不长。

当地很多人告诉我,以前家里基本上开的全是日本车,但从去年开始,家里开始换新能源汽车,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比亚迪。

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比亚迪,他们不是因为某种理念,还是在算账:把电费算一算,再综合各方面成本,觉得开新能源汽车从经济层面更实惠,而不是因为比亚迪传达了某种人文或者价值观吸引了他们。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新能源代表绿色能源,这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比亚迪流行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斯克在全球越来越不受欢迎。在欧洲是这样,在拉美也一样。拉美人有时候对美国霸权式的说法比较反感,所以当地也有很多人反感马斯克,于是转向购买比亚迪。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感觉是,倒不是中国人把故事讲好了,反而是美国帮了一下忙。

李翔

这让我想起王兴以前发过的一条饭否。他说有时候很多人喜欢一个行业的第二名、第三名,不是因为第二名、第三名做得多么好,而是因为行业第一实在太招人讨厌了。

黄渊普

我觉得是这样。但行业第一被人讨厌,导致第二、第三名相对获得一些青睐,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在拉美的时候感触很明显,正好碰到几件大事。比如在巴拿马期间,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长和集团运营的巴拿马港口违宪。我去之前,马杜罗又被美军抓捕了,正好碰到两个热点。

所以跟他们交流时,大家对美国的反感正好达到一个高峰。我去讲中国的商业逻辑,只要发一条Instagram帖子,说“我明天下午会过来组织交流,感兴趣的可以报名”,一般也就十几个名额,但通常会有三四十个人报名,大家非常积极。

我第一感觉是,哇,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这么多。但真正在线下交流时,有时候又很失望。我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们来参加这次交流,有多少人去过中国?”十几个人里面,往往只有两三个人举手,也就是说,80%的人没去过中国。

有些人只是说“我去过”,可能恰好是我的粉丝而已。所以我一方面觉得,真的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变多了;但线下一聊,又很失落。我还要跟他们解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去清华、北大读书,投资回报比去美国读书更好;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意识形态。

我在10个城市这样做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要解释10遍。

还有一个问题,拉美会说英语的人不多。拉美大部分国家说西班牙语,巴西说葡萄牙语。如果我不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去讲中国的逻辑,能够影响到的人数量就极其有限。

虽然我在当地有不少粉丝,但主流群体依然不知道中国。跟我聊的这些会讲英语的人已经是当地的精英阶层,他们往往是当地比较理解中国的人,但绝大多数依然没去过中国,还是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听完之后,既有开心的一面,也有受挫的一面,感情上比较复杂。

李翔

你刚刚讲到比亚迪,我印象还挺深刻。2025年,比亚迪在巴西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劳工问题。这样的新闻会怎么影响当地人对这个品牌的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中国品牌在那边的形象,或者大家对中国企业的认知,是中性、偏正面还是偏负面?

黄渊普

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比亚迪去巴西是跟卢拉总统亲自会面、亲自引进的项目。后来因为劳工问题,被当地媒体大规模报道,引发了当地比较激烈的讨论。一部分人会认为,中国就是血汗工厂,这确实存在。

但比亚迪现在在整个巴西还是很受欢迎,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品牌层面熬过了这一关。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负面新闻,影响却没有那么大?原因其实很简单。巴西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这里说的分裂,不是主权或者领土意义上的分裂,而是不同利益团体有不同诉求。

你表达一个观点,其他人可能并不在意。它不像中国,一旦官方媒体给你定性,基本上就结束了。巴西那边是:你这个观点代表1%的人,或者代表5%的人,你们做了这件事,另外95%的人该怎么想、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所以它在思想、媒体和意识形态上并不是高度统一的。你看巴西所谓左派、右派,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派系划分那么清晰。

卢拉总统参加比亚迪下线某一辆车的活动时亲自去了,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支持比亚迪这个品牌。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支持卢拉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因为卢拉总统的原因,还是会对比亚迪另眼相看。所以我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大家已经默认,中国企业在劳工层面不够重视,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

美团在那边也是这样。美团的Keeta去年进入巴西之后,招了几百号人,人员流动很大,所以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包括快手,之前也是人员进出,发生过劳工争议。

某种程度上,中国企业去巴西都会面临这种情况,因为巴西的劳工法律复杂度,其实比美国、欧洲还高,很难完全规避。所以关键还是,你要有核心技术、核心品牌。

巴西还是想要中国的制造业、软件业去支持它的发展。只要你能提供价值,有一些小问题,他们也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们已经默认你就是这样。如果你能提供更大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外之喜。即使你不完全遵守劳工规则,或者出现一些劳工问题,他们也觉得还算正常。

李翔

美团是不是在那边跟滴滴的外卖业务进行比较激烈的竞争?

黄渊普

那边比较复杂。当地最大的外卖企业是一家本土公司,叫iFood,是当地外卖龙头。在美团和滴滴的外卖业务进入之前,iFood占有大约80%的市场份额。美团和滴滴在巴西市场竞争了几个月之后,iFood的市场份额可能已经掉到60%以下。

所以看似是两家中国企业在竞争,但实际上被整体侵蚀的,还是当地龙头外卖企业的市场份额。

我觉得不用放大成“两家中国企业怎么在一个海外市场不团结”。在我看来,他们甚至已经想好了:我们竞争一下,但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太多份额,抢的都是地主,也就是那家原先活得很好、活得很舒服的本地龙头企业。

我们一直说,老大和老二打架,经常死的是老三、老四。现在有点像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我觉得挺好的。

李翔

我们说回来,你跑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规划吗?比如某一年选择去哪些地方?2025年应该是在拉美更多一点?

黄渊普

我会从市场角度判断今年为什么去拉美,是因为我判断从今年开始,去拉美的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没有料到在巴西期间正好开放了对中国的免签政策。免签政策开放之后,我发了一个英文视频,真的在海外火了。

这不是我去之前能够预料的,但我有一种感觉,拉美从去年开始,很多人开始用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国。

我选择去巴西、去拉美走一圈,也跟去年在上海、深圳见到几个巴西创业者有关。做国家IP之后,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知道我在中国,就会约我见面聊。我会问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2025年,我发现有七八个巴西籍创业者在上海和深圳跟我见面。我当时就想,拉美怎么了,突然对中国这么感兴趣?我应该亲自去看一看。

去了之后发现,巴西真的对中国开放免签了。从政府角度来讲,他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希望便利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流,所以干脆放开免签。

所以我觉得,出行会有一定规划,但有时候也会是一种巧合。

李翔

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你的用户把信息传递给你。你的用户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某个地方,所以对你接下来去哪一个国家,会形成参考,对吗?

黄渊普

对。以前别人会问,你为什么去那个国家?有可能我只是觉得,那我就去吧。但现在你会发现,我最近不断收到某个国家的用户发来的信息,或者我发一条关于这个国家的短视频,发现当地人的响应和流量特别大,这就会成为决策参考。

我经常用Instagram发一些短视频做调研,调研当地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然后看下面评论的数量和点赞数量。

我最近发了几条关于印度的视频,也爆了。印度前段时间举办AI峰会,我发了几条视频,说“你们印度的AI峰会办得很差,我们中国这边正在激烈讨论”。这个短视频有50多万次观看、上千条评论、上万次转发。

很多印度人邀请我过去做演讲、分析和分享,也有大学邀请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今年下半年应该会去一趟印度。

所以,在海外做IP的价值之一,就是能够决定你接下来去哪。你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突然对你感兴趣,于是可以发一些内容做测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根据市场反馈,再决定具体细节。

但去任何国家之前,我都会看当地的历史书,也会看当地最热门的话题,包括中国社交平台和当地社交平台上的信息。这些准备工作都会做。

李翔

比如你们在线下活动里面,也会有具体的议题设置,对吧?这些议题会包含什么话题?

黄渊普

一般至少会有几个主题。第一个,肯定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第二个,因为我这次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我的第三本书做准备,也就是未来10年哪些国家有前景,所以我也会问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你对你国家未来10年看不看好,原因是什么”。然后也会结合当地热点,比如马杜罗被抓,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然还会问,在你们这个国家,中国企业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基本上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每次也不会完全按照统一的逻辑,只是根据大家的回复,如果某个话题感兴趣,就会继续深挖。比如在阿根廷,难免会问他们对米莱总统怎么看。中国人一部分觉得米莱改革成功了,另一部分觉得他把国家搞糟了,我也想知道当地人怎么看。

在巴西,也会问卢拉总统能不能连任,因为这涉及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政策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海外很多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统换任。总统政策左右摇摆,会让中国企业非常痛苦。

所谓政治敏感问题也会问。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答案,但你能够感觉到哪些人支持米莱、哪些人支持卢拉,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李翔

你刚刚中间提到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起彼得·蒂尔的《从0到1》,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象限,按照国家和地区,把悲观、乐观、确定、不确定进行划分。我印象很深,他认为中国人对未来其实偏悲观。

你做调研的时候,当然是从2036年这个10年的维度来看,有没有得到类似的答案?按照这个象限,大家对2036年的自己的国家,是悲观、乐观、确定还是不确定?

黄渊普

相比拉美国家,我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还是偏乐观的,一定是对比出来的。

我一直说,当我们在海外走的时间越长、去的国家越多,对中国就会越乐观。因为我们长期待在北京、上海,身边的人难免会遇到财富缩水或者生活挫折,这样的故事听多了,会影响心情。

但去到当地之后,你会发现,有些国家20年都陷在同一个问题里出不来,政府基本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会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小问题,因为至少还在尝试。

比如阿根廷,国内很多人说,阿根廷应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米莱的极右派经济措施应该生效了,很多人会这么觉得。但我跟当地人聊,很多会讲英语的人告诉我,他们自己其实并不乐观。

很典型的是,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打算移民回意大利。我说,你回意大利干什么?意大利也不行,经济也不好。但阿根廷有很多意大利后裔,持有双重国籍,可以在意大利和阿根廷之间选择,他们宁愿选择意大利。

我说,如果你选择美国,我觉得那还不能说明阿根廷有多差,但当你觉得自己都要移民回意大利的时候,我觉得你得认为阿根廷差到什么程度,才会做这样的选择。

意大利现在财政亏空严重,又面临老龄化。在我看来,意大利接下来很可能会从发达国家掉下来。阿根廷人会觉得,阿根廷很多年前就已经从发达国家掉下来了。意大利好歹还是发达国家,可能还能持续10年,那我就先回去。这让我很吃惊。

巴西相对复杂,一些人对它仍然乐观;有些人觉得,未来10年可能也就这样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还没有形成合力。大家对卢拉总统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执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他能够继续执政,政策稳定性好一点,接下来应该是四年,因为他们11月会大选,明年1月开始新的任期;如果还能持续五年连续政策,可能会为未来10年打下一些基础。倒不是说卢拉有多厉害,而是至少政策不会左右摇摆,能够朝着一个方向连续走几年。对他们来讲,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巴西相对复杂,有一些变量,要看今年10月的大选。包括秘鲁,也包括智利。智利在很多人看来,十年前基本上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已经掉下来了。秘鲁最近总统又被弹劾了,10年换了8个总统。从这个角度讲,你会发现拉美的前景确实存疑。

但为什么我还觉得中国企业应该过去?原因很简单,上行国家和下行国家有不同的出海机会。上行国家可以押注消费升级;下行国家可能需要基础的、基本的、廉价但质量好的产品。

比如在阿根廷,超市基本上是华人控制的。华人在当地开了1.3万家超市,甚至已经成为当地金融网络的一部分。当地人有钱之后去华人超市消费,华人超市再把钱收集起来去兑换,所以很多华人在阿根廷通过传统超市生意赚了不少钱。

只是因为没有太多人过去,去的基本上都是福清人,福清是一个地级市。很多有实力的中国创业者反而不太去,因为拉美离中国比较远,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机会。

李翔

站在2036年往回看,全球哪些国家偏乐观,或者有更好的出海前景?这个研究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有一些初步判断吗?

我也查了一下,有些学者会按照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来判断。比如很多人会认为,非洲一些国家和印度会更有前景,因为人口结构更好,人口在增长,年轻人口也更多。

黄渊普

5. Strong Countries Get Stronger

我现在研究的是2035年。对比维度是2025年,因为现在是2026年年初,2026年的数据还没有,所以是以2025年和2035年做对比。

2035年有几个基本判断。首先,从大面上来讲,这是一个相对悲观的结论:强者会更强。

以前很多人说,希望在一带一路、在亚非拉。我觉得这个判断之前没有错,原因是过去中国企业去亚非拉比较少,对外贸易主要是欧美国家,比例曾经达到70%、80%,现在降到了50%以下。从供给和需求来看,亚非拉对中国的产品有需求,只是原先我们重视度不够,中国企业去得不够。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全球南方或者亚非拉是不是有希望?我可以给你一个数据,而且我非常认可这个数据。2025年的数据是,中国和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是48%,两个国家加起来占48%。如果再加上印度,就超过50%。也就是说,中国、美国、印度在2025年已经超过全球GDP的一半;到2035年,可能会达到55%。

这意味着,接下来10年,如果你在中国、美国、印度这3个我认为的“大本营市场”都没有存在感,比如中国市场你放弃了,美国因为地缘政治原因很难进入,印度又因为看不起它而不去,那么全球超过50% GDP所覆盖的市场,你都没有了。

基本可以判断,如果这3个市场你都没有较强存在感,就很难成为一家大公司。

另外,我研究下来发现,美国到2035年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在全球所有国家里面,美国人还是愿意折腾。无论特朗普,还是其他人,他们还是有危机感;人工智能让他们看到希望,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

很多人会嘲笑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很差,但如果你是一家工厂,你考虑的是谁更接近市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你根本不会太在意成本层面的考量。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加强,去美国设工厂可以少用人,所以从逻辑上讲,去美国设工厂会越来越成立。

即便不去美国,也可能去墨西哥,因为墨西哥跟美国关系好,或者跟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意味着,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像过去20年东亚和中国那样,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再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

这个逻辑在AI时代、自动化时代,基本上会慢慢失效。比如中国制造业,很多人说产业转移了很多,但接下来5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你去很多国家会发现,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比中国低。中国这边生产要素齐全,再叠加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不需要那么多人,那还不如在中国生产。

如果要进入美国市场,可能去墨西哥;如果去印尼也可以,因为印尼未来可能有3亿人口。

所以接下来所谓全球南方、亚非拉国家,要么是人口特别多,拥有市场优势,哪怕两三亿人口,我过去设厂、转移一些产业也没问题,因为我是为了靠近市场;要么就是靠近成熟市场的中间国家,比如墨西哥是中国进入美国的节点,匈牙利是中国进入欧洲的节点。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想吸引产业就会非常难。

从结论来讲,我对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前景其实相对悲观,没有那么乐观。这可能会打击一些人去全球南方的信心。

李翔

之前也有学者讲过,过去产业转移再升级的“雁行模式”可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量。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容纳的产业链非常长,从高中低端基本上都可以做。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产业链就转不动了,或者只能转出很少一部分,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承接中国的制造业。

黄渊普

这个逻辑往后看10年基本上是成立的。中国的产业不会像当年欧美向亚洲、向中国转移那样,出现大规模转移,可能会转移一部分,但肯定不会成为大规模转移。

另外,全球很多国家不具备中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能力。未来要看这些国家有没有工程师能力、有没有能源。

6. Population Is Not Enough

到2035年,我觉得除了人口之外,还有几个核心指标。人口增长到多少,代表市场有多大,尤其是年轻人口,当然会带来一定机会。但年轻人口又面临一个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年轻人一旦失业,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发生动荡的概率增加。

这些国家未来有可能动不动就出现政府被推翻的情况。去年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所谓“Z世代的愤怒”,海外媒体也有报道。第一个典型例子是尼泊尔,年轻人上街,后来把政府推翻了。2024年的孟加拉国也是学生群体因为没有就业机会而上街。

现在这个时代又不可能轻易使用武力镇压,一旦镇压,肯定会引发新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判断一个人口大国,还要看它的政治稳定能不能维持。

如果政治无法稳定,存在巨大风险,可能出现上街游行、打砸抢。未来中资企业在当地,是否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国家层面能不能有相应措施?出现重大政变,或者学生群体大规模失业、打砸抢的时候,能不能扛住这个风险?

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一定要叠加考察政治稳定性和贫富差距。如果贫富差距大,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青年失业率又高,人口多也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好市场。

第二,要看这个国家的能源和电力。你会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很多地方,哪怕是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也经常缺电。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均GDP不低、跟中国差不多的国家,怎么会缺电。

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工厂过去怎么办?未来出海的逻辑可能不再是单纯地把工厂搬出去,而是中国这边负责研发,在海外一些地方布置节点。

这些节点一定要具备柔性和变通性,也就是能够应对突发事件,像一个柔性组织,可进可退,而不是像传统方式一样,一下子派几千个人过去,雇佣一大批人,投资几百亿元。

未来可能用分布式节点的方式布局,而不是把所有筹码压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

我其实认为,接下来出海机会很大。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对于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把控能力世界一流,所以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到2035年还会持续加强。

我之前发过一个关于台湾的短视频,引发了很多讨论。我认为,像戴森这样的公司,可能是下一个被中国企业打败的企业。这次CES上,一家叫iRobot的家庭机器人公司破产了,去年被它的中国供应商收购。

iRobot在美国很有知名度,是家庭机器人领域的先驱,已经做了30多年,却这样被打败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国内做扫地机器人的企业太多了,质量已经在同一水平,价格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很多海外公司没法竞争。

所以,像戴森这样原先活得很好、利润率很高的海外企业,基本上都会被中国企业卷死。哪怕我们中国人说不能再内卷、现在提倡反内卷,但从客观事实来讲,接下来10年,中国企业会把很多海外活得很好的公司卷死。

李翔

但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担心。中国和欧洲之间汽车关税的问题谈判了很久。从欧盟角度来讲,他们也担心中国汽车大规模出口到欧洲,会把欧洲本地汽车产业冲击得非常厉害,进而激发当地政府政策层面的反弹。

黄渊普

我判断,接下来10年,中国和海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贸关系只会比现在更加激烈,各种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这个挡不住。

倒不是中国企业刻意要去卷。比亚迪在海外的售价已经比国内高了,它靠的是效率挣钱,而不是价格低到极点。只是相比国内价格,海外售价更高,利润率也更高。

这有点像当年英国经历工业革命。满清政府有手工作坊,用手工作坊织布,印度也有类似产业。但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生产,产品更好、效率更高,后来把全球很多手工作坊的纺织业都冲击掉了。

你说英国人的产品是因为价格低吗?不是,是因为效率太高。所以这件事要分开来看。中国和海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贸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激烈,矛盾会越来越多,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或者企业能够控制的。

企业求生存,最好的应对方式可能就是低价,说白了,就是在自己有利润的情况下,用规模去占领市场。

李翔

其实沃尔玛也是类似的逻辑。

黄渊普

7. Efficiency Needs A Story

对。只是为什么大家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反感?原因很简单,我们掌握了效率优势,却没有掌握叙事优势。

别人把你定义成“狂风扫落叶”,像侵略者一样过来把他们全部扫没了。但这种叙事方式是西方给出的,而中国人在叙事方面又不够注意。

中国人强在技术水平,强在效率,强在定量指标;但在软性层面又不够。所以我不认为问题只是“卷”,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掌握叙事权,而这个权利经常被妖魔化。

我自己在海外跟很多公司聊,发现有些公司既不勤奋也不努力,公司的政治关系也很复杂,但依然活得很好。你说它们是不是上个时代的受益者?是不是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司?不是。

美国人自己也在卷。你去硅谷看看,现在硅谷比996还要狠。但也没有人对硅谷形成像对中国这样巨大的负面叙事,把所有帽子都扣上去。

当然,全球反大企业是一种潮流,但不管怎样,中国目前不掌握叙事,是一个很大的短板。

李翔

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复杂。站在政府角度,他们也很努力地想在叙事上取得主动性,但确实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好。

你刚才讲到,中国凭借高效率提供高性价比产品,可能会对本地公司形成很大冲击。我不知道你在拉美或者其他国家,跟那些关注你IP的当地用户聊天时,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好事,但公司不一定认为是好事,对吗?

黄渊普

基本上,评价都不好。

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有很多草根创业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尤其在拉美,首先掌握话语权的都是少数家族、少数大企业。这些人既掌握企业,也掌握媒体和舆论,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普通民众会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而媒体背后的利益很多又属于大家族、大企业。他们往往跟中国企业形成某种竞争。

结果就是,消费者口头上也很少公开认可中国企业。他们实际上可能会因为省钱而购买中国商品,但在理念层面,大概率仍然会批评中国企业。

不过中国的叙事并不是完全无药可救。在拉美跟当地人交流时,他们都会觉得奇怪:中国有很多家庭背景一般的人,创业竟然也能做得很好。

我跟他们说,DeepSeek在拉美很有名。拉美重新认识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DeepSeek在2025年引发的关注。虽然DeepSeek现在的势头好像有点撑不住,但它对于打开拉美对中国的认知,确实起到了巨大作用。

他们普遍认为,这种公司一定是某个大家族的孩子,或者某个政府官员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宇树科技、DeepSeek、京东,甚至字节跳动,这些创始人的家庭背景都很普通。他们会问:“真的吗?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人,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成为超级富豪?”

这样的故事在全球都很少见。但他们知道之后会觉得,中国很有意思。因为多数中产阶级,即使再勤奋、再努力,子女也很难变得特别富有,最多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小企业主,很难再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中国叙事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原先没有找到跟人有关的内容,没有找到改变命运的故事,没有让他们跳出意识形态去看中国的这一面。

我跟一些朋友、机构聊过。接下来10年,我从来不担心中国的商品和技术会变得更好。但我担心的是,10年之后中国是否能在叙事和品牌层面真正实现突破。

你的技术效率高,别人会因为价格便宜而使用你,但不一定会对你产生真正的信任。我们要解决的是信任,甚至让别人产生向往。向往才是品牌。

如果一个人对你没有高看一眼的感觉,你不可能做品牌。在我看来,品牌就是别人对你产生一种仰视感,这才可能成为品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建立信任,怎么产生仰视感。效率方面我觉得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中国的产品性能和各方面定量指标,肯定会比今天做得更好。

我自己是个文科生,接下来给自己定了一个使命,就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第一步的保底目标已经会完成,叫作“中国是一个效率霸权”。这里不是霸权主义的霸权,而是说中国生产东西的效率在全球数一数二,妥妥的第一。

但如果能产生信任、仰视感和归属感,中国未来10年出海的逻辑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做不到,那10年之后的中国跟今天不会有太大差别,只是会比今天更卷,让海外更难受而已。

李翔

你之前讲过一句话:世界对中国有偏见,中国对世界有误解。大家在互相的偏见和误解中不断重复这种偏差对话,但同时又不得不互相拥抱,因为毕竟存在大量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

黄渊普

这件事必须说一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对海外的偏见,更应该反思。

一个国家做得差,所以对别人有偏见,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做得差,内心会更敏感、更不自信,会用偏见掩盖很多东西。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总是带着一种“我们又被别人欺负了”的心态出国,总觉得我们走到哪里都被针对。但我自己的感觉是,今天的中国,无论我们在国内的感受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所有国家都把中国和美国看作世界超级大国,这个定位是非常客观的。

中国的科技实力确实在不断上升。内需这两年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开心,但从综合国力来讲,中国实实在在是超级大国。

但我们的新出海人,接下来10年最难转变的,是我们的心态和心理定位。如果我们还背负着百年屈辱史,一听别人说什么,就觉得“又是在针对我们”“又是在打压我们”,用这样的心态面对弱国,别人很难理解:你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总觉得是我们在针对你们?

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很强了吗?中国是更强的,但我们的人没有强者心态,心理定位没有找准。很多出海企业的心理定位还是很低,觉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是来求生存的,是不容易的,是很苦的。

海外绝大多数国家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因为心理定位是这样的,我们不敢卖高价,也不会想着为当地社区做贡献。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最难的是,在从大国到超级大国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新出海人怎么找准心理定位。

我一直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增加对当地的贡献度。一家好公司,应该有利润之上的追求。哪怕再难,也要把对当地的贡献考虑在内。

现在这样的公司很少,这跟我们的历史负担、教育都有关系。我们的教育一直强调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动不动就说我们受人欺负。这种心理负担还没有解除。

李翔

但我理解,这种心理负担可能只是在面对欧美国家时比较明显。面对拉美、印度、东南亚,也有吗?

黄渊普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难免有点嫌贫爱富。面对欧美,确实很明显:我们曾经受你欺负,你现在竟然还敢这样对我们,你就是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一方。

但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亚非拉时有时又瞧不上别人。看似是过于高傲,其实仍然是不够自信的表现。

当你足够强、心理足够稳定时,你能够容忍弱国骂你,根本无所谓。可你有没有发现,哪怕越南说我们一句不好,印度说我们一句不好,我们第一反应都是跳出来对骂,我们受不了。

这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平视他们,甚至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自信。你真要自信,为什么在意他们骂你?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美国人自己骂美国,全球的人也骂美国。按照我们的逻辑,美国人都不要活了。

所以,面对亚非拉国家时,我们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心态,还是过于敏感。

我过去一年在国内做IP比较少,因为只要说到海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点优点,下面就会被骂。

比如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内容,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巴西,下面就有很多人骂,说巴西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全是不安全、抢劫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我看来,今天的巴西是拉美少数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我们都不去争取、不去拉近关系,那我们去跟谁拉近关系?用政策语言讲,它是应该争取的对象;用商业语言讲,也应该把关系拉近、捆绑在一起。

而且巴西人对中国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至少从总统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就能看出来。所以我没有觉得,我们对亚非拉的认知能够真正平视他们、保持自信。

真正的自信,一定是能够容忍不如自己的人骂自己。我无所谓,或者说,别人就是那样,毕竟我们做得更好,那就算了。

李翔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后来去了新华社,在印度住了两年。我请他录过一期播客,他也讲到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非常少,但印度人其实很关心中国。印度报纸经常讨论中国的事情,印度人有时也很困惑,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有这么多误解。

黄渊普

8. India Cannot Be Ignored

关于印度我想多说几句。在我看来,中国企业无论心里怎么想,接下来10年都一定要去研究印度,甚至要到印度去布局业务。哪怕有各种困难,也必须去。

原因很简单。首先,10年之后,印度的GDP是不是会翻一番?今年印度GDP应该接近5万亿美元,到2035年可能接近10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德国和日本。2035年,中美是很明显的两极,但印度会成为越来越强的第三极。

印度未来10年人口还会增长1亿多,到时候接近16亿,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GDP又翻一番。你不去这样的地方看看,当然可以说它有各种问题,我承认这些问题存在。

另外,中国企业去中东、去非洲时,会发现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印度人。

在中东很明显。你去迪拜、沙特,会发现印巴人在做各种基层工作,但中高层也有不少印度人。去非洲更有意思,因为非洲很多国家过去属于英联邦,至少一半国家曾经受英国统治。英国人又让印度人帮助他们做很多事情,所以印度人比中国人早去非洲很多。

现在非洲很多行业的第一名,都是印度后裔开的公司,第二名才是中国人开的公司。如果你想在全球跟印度人、印度后裔竞争,就必须理解印度这个国家。

前几年我们一直说,在美国印度人比华人做得好,因为印度裔CEO很多。但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在美国、印度、非洲、中东,你都会面对印度人或者印度后裔。如果你从来不去印度布局,怎么理解他们?

我不是说要站在高处瞧不起印度。我担心的是,我们会犯一个错误。回到20年前,美国人看中国时犯过错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掉,主流声音是中国无法崛起,一定会半途而废。现在很多美国人也说,当年犯了错误,没有及时意识到中国会发展起来。

我们中国人不能犯美国人当年看中国的那种错误。我们现在有点像20年前的美国看印度,看到的全是缺点,觉得这个国家一定会崩掉。

站在第三方机构的角度,撇开个人感情,未来相关部门或企业想了解印度时,我们应该提出客观建议,而不是只去怼人家,那没有意义。

所以我今年会去印度看看。不是因为我看好印度,而是因为它未来会成为中国企业必须进入的主要市场,也会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时面对的一个重要群体。既然如此,我就必须理解它。

有一点中国人不太愿意承认,但这是客观事实:印度人在叙事层面远比中国强。

我在Instagram上发了一条印度相关的短视频,有50万次观看之后,很多印度大V关注了我。我点开他们的主页,发现很多印度人的粉丝有几十万、上百万。

我几乎很少看到中国创业者在海外平台上有几十万粉丝,但印度人特别多。我们可以说他们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很多印度人在全球拥有大量粉丝,这一点确实比中国强。

印度缺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能力,但在文化和对外叙事层面做得比中国好。我们要研究它的强项,学习它强的那一面。只有这样,未来应对印度竞争时,才知道应该怎么做。

李翔

莫迪应该也是现在X平台上粉丝最多的政治家之一。

黄渊普

我觉得很多人带着偏见时,看不到别人好的一面。莫迪无论怎样,他在海外的粉丝量,肯定为印度增添了很多光彩。

当然,他在印度国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负面声音很多,他所在的政党在上次选举中也失去了不少国会席位。

巴西总统卢拉也经常在Instagram上直播,出访时拿着手机直播,跟人拥抱、打招呼。

但中国人给人的感觉,在海外距离感特别强。我去过所有地方,发现一个共性:华人聚在一起,当地人却不知道中国人到底在哪里。当地人知道中国人来做生意了,但你得去中餐馆,才能碰到这些中国人;在大街小巷走,你很难碰到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跟当地人建立的是生意和货物的关系,没有建立人的关系。

中国这个国家目前叙事最难的地方是,普通人想到中国,会觉得“中国很厉害”,但跟我很遥远。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遥远,而是心理上的遥远。

所以当他们想出国旅游、想去亚洲时,会去日本、泰国,却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去中国”。中国明显比泰国、比日本大,但外国游客入境数量跟日本在同一水平。无论从文化深度、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来看,按理说是日本的5倍也不过分,但现在却在同一水平,原因就是心理距离太远。

中国企业在海外也是一样。货物出海了,但文化和关系层面普遍没有建立起来。

李翔

你刚才那段话让我想起我们之前聊过华为出海初期的一些高管和员工。他们讲过,华为最开始决定出海时,总部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项:不是拿下订单、搞定谁,而是邀请客户到华为总部、到中国来看一看。

他们去参加各种展会,就给客户塞华为的介绍、深圳的介绍、东莞的介绍,约见面也没有任何具体目的,只是问:“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邀请您到深圳看一眼。”

黄渊普

9. Globalization Needs Human Bridges

对,不谈订单,先让他们了解中国。这个方法到今天肯定也是最有效的。

我在上海,会碰到很多外国人。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人会给我类似反馈:来中国之前,我想象中的中国是这样那样的,甚至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担心可能会被监控、被盘查、被欺负、被歧视。但来了之后发现,中国很好。

来之前,他们心里的预期是负的;来了之后,心理满足感特别强。因为预期特别低,来了之后往往能得到七八分的体验。

我一直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可以向华为学习: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多邀请外国人来中国。我们没有能力直接讲好中国故事,那就每个企业出一点力,多邀请一些外国人来中国。人来了之后,基本都会变成对中国评价更好的人。

另外,来过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我们没有把他们用好。尤其是过去两年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普遍对中国评价很高,但他们跟中国企业之间没有产生关联。

大家不知道哪些中国企业在招聘,也不知道有没有职业机会。

未来10年,最好的应该是全球化,而不是简单的出海。我们的很多创始人已经五六十岁,又不会外语,还跑到亚非拉国家。他们在国内是企业家,但到了当地之后经常搞不懂这件事、那件事,非常为难,甚至有点悲壮。

什么是全球化?就是把一些外国优秀人才带到国内培养三五年,再把他们派回去。在价值观上拉近距离,把他们作为当地国家经理或者区域经理。

欧美公司最早进入中国时,也不一定直接使用大陆人,可能使用新加坡华人、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的人。因为通文化的人,肯定比完全不了解当地文化的人更适合开拓业务。白人来开拓业务也有例外,比如欧莱雅当年的第一任中国总裁就有这个能力,但这种情况还是少数,还是要靠通文化的人。

我今天还在上海跟一个地方政府领导汇报,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全球青年人才计划。也就是把已经来到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在中国留学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在中国找到工作,进行一定培训和培养,再输送到中国出海企业,甚至帮助腰部以上的中国企业配置全球管培生。

因为这些人如果只是回去,我觉得很浪费。他们在中国真正生活过,已经形成了一定认可。如果不能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同事,我们去当地会更难。

特别有意思的是,去年开始是一个转折点。去年以前,来中国留学的很多学生,绝大多数素质并不高。很多人是为了完成任务,也就是学校被要求招收多少留学生,于是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来中国。他们来中国玩4年,反正有奖学金,不需要自己掏钱,4年之后再回去。

但去年开始,我跟一些高校聊,发现招生出现了很大转折。现在很多学校已经不需要中介机构了。以前学校可能被要求招200个留学生,但只招到100个,只好找中介机构在全球找人。

去年开始,中介机构说,一些好的学校不要他们了,因为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能够提供的名额。

而且去年特别有意思,欧美人来中国留学越来越多。我去年去过一次北京,也在Instagram上发了相关视频,于是北京的一些留学生知道我,就约我线下见面。

其中一个是保加利亚女生,本科就在清华读书。后来我加了她微信,看她朋友圈,发现有一次保加利亚副总统来访,她还帮副总统做翻译。我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到底多高,但能坐在保加利亚副总统旁边,家庭背景肯定不会太差。

另一个是德国小伙。他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德国,看起来有点像中国人,同时又有一些德国人的感觉。他自己选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

我问是不是他的母亲引导他来中国读书,他说不是,是他自己分析下来觉得,中国未来的前景会比美国好,所以选择来人大读本科。

我跟这些来自欧洲、来中国读本科的人交流之后,觉得他们很优秀。他们的思维、逻辑和表达能力都很好,能够自己做决策,也能分清楚中国强在哪里、弱在哪里。

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人来到中国,我们又帮助他们在中国取得成功,多好。他们不是上一代来中国的留学生。

所以,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方向:如何把海外人才,像当年华为邀请客户一样邀请过来;以及如何把已经在国内的一些优质留学生留下来,招进来,培养三五年,作为未来的国家经理或区域经理使用。

这件事目前被严重忽视。所以我最近也在向政府提议,希望把中间这个缺口补上。

李翔

确实很有意思。早期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很多中高层其实是在美国或欧洲留过学的中国人、华人。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很好地把这条路径做出来。

黄渊普

我觉得这对中国出海前景、人才和未来趋势来说,都是大有可为的地方。

我再多说一点。去年我接受了一家欧洲媒体的采访,他们的题目是:他们认为2025年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海外出现了转折。

我问什么叫转折点。他们说,以前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搜索中国,负面声音多于正面声音。但2025年发生了逆转,海外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正面声音明显多于负面声音。

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在海外做IP,拍视频能力很一般,基本上就是对着脸拍;英语口语也很一般,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普通话都讲得没那么好,英语口语就更像湖南口音,属于塑料普通话和塑料英语。

但去年关注我的人特别多。后来我感觉,可能正好踩中了一个点:全球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从负面转向正面的变化。

但这个变化是谁造成的?其实并不是中国企业让全球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看法,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口碑仍然不好;也不是我们的外宣突然做得很好,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

第一个原因,是大家对比出来的。全世界的人去年特别讨厌特朗普、讨厌美国,包括巴以冲突。你看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的只有美国和极少数国家。

所以大家讨厌美国,对比之下就觉得中国挺好。至少在舆论层面,中国谴责过以色列,加沙问题引发了全球对以色列、美国和特朗普的谴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免签政策。2022年,很多老一代外国人主要看传统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BBC。但从2024年开始,来中国的很多是年轻一代,他们随身带着手机,在街上拍视频。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中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类似于这样的相关机构也在背后努力,但更多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没有任何人教他们怎么做,他们自己拍视频:怎么坐中国高铁,怎么在中国吃饭。

去年至少有上百万海外自媒体创作者自发拍摄中国日常。这些视频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很多人觉得,原来中国是一个很正常的国家,外国人过去没有被歧视,反而有很多人热心帮助他们。

对全球年轻人来说,他们通过视频化表达,对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转折点。

但这个转折也让我有点紧张:它基本上不是因为我们的外宣,也不是我们自己把故事讲好了,而是别人的努力。

李翔

很多普通自媒体,对吧?

黄渊普

对。这个免签政策应该得到很大肯定。谁推动了免签,谁就为讲好中国故事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由此我也更加乐观、更有信心了。我后来感觉,尤其是欧美45岁以上的人,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们,很难。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基本已经形成了,可以暂时放弃。

海外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欧美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对中国有好评价,而45岁、50岁以上的人很难改变。

亚非拉也是这样。亚非拉那些四五十岁的人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受益于欧美教育体系,对中国的偏见也很难改变。我们只能看接下来怎么做。

如果抓住接下来几年的窗口期,比如特朗普至少还有3年时间,在这3年里努力一点,中国的正面形象、好感度和软实力可能进一步提升,这对中国企业出海会有巨大帮助。

很多企业理解不了,觉得国家形象改变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好处非常大。别人会因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而对“中国企业”高看一眼,包容度也会更强,理解也会更多。

如果中国企业再往更人性化、更尊重当地的方向走,多使用当地人,那么接下来几年,我们就有一个巨大的窗口期,可以在叙事、国家品牌和中国企业品牌层面做很多事情。

李翔

2025年也确实有一些很不错的中国元素走向全球,比如DeepSeek、《黑神话:悟空》、Labubu,以及更早的《原神》,基本上都在全球受到欢迎。

黄渊普

所以接下来几年,一个核心就是抓住这个窗口期,引导更多出海企业改变出海范式。

一定要加大对当地的投资。投资的不是工厂,而是人。我们出海,要投资当地人,把这个理念加进来。

满分是10分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只有1分,不需要一下提升到欧美公司的程度,提升到3分、4分也很好。别人对中国企业原本预期很低,我们稍微提升一点,就会形成好感。

另外,接下来3到4年,是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说把中国故事讲正常的窗口期。

我判断,特朗普今年的中期选举基本会失利,民主党可能控制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特朗普这种人肯定不会认输,特朗普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在下台之前一定会在全球继续折腾。美国也会因此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讲,如何通过这几年实现国家品牌、中国故事、文化和软实力的质变,我个人觉得值得努力一把。

这次来参加高能量播客,也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一代认识到这一点。你看我朋友圈,我经常说,我这样的英语水平都敢在海外发英文短视频,你们还有什么压力?

如果英语特别好的人去海外做出粉丝,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他的英语能力强。但我这个英语水平,回头你们也可以听一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身边很多人的英语口语都比我强。

我想带动更多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一代去讲中国故事,甚至以后可能会开免费的培训课,教大家怎么讲。

如果接下来几年抓住这个窗口期,真的能够解决中国到2035年在文化叙事层面的短板,我觉得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事情。

很多人说,大时代不要去找宏观叙事。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确实不需要宏观叙事;不过写书、写东西的人,如果没有一点宏观使命,生活会显得没意思。

我还是会给自己加上这种宏观叙事。比如讲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芯片、中国智能制造,就是基于行业去讲。

中国很多产业和行业都处在世界第一,海外很多人想了解,但海外媒体报道得不深,也没有人讲这些故事。讲这些事情的人需要有一定行业沉淀,最好在企业里做过。

英语水平可能不是最核心的,核心是对产业的理解。我也在找这样的人,想帮助他们把中国各行各业的故事讲好。这样接下来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矩阵。

李翔

你自己在国内做IP和在国外做IP,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黄渊普

我之前对比过。为什么我做国内IP做到后来兴趣没那么浓,一个原因是,国内做IP的人在技巧层面绝对是全世界最卷的。

你看每个视频前三秒的钩子、清晰度和反差感,太难了。从视频制作和用心程度来说,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大家都非常勤奋。

国外不一样,你对着脸拍就可以。这是一个区别。国外很多人做IP,从技巧层面基本上还是小学水平。

第二个,为什么我觉得做国际IP相对比做国内IP好一点?你应该知道,我之前跟知乎吵过一架。

知乎上有人说黄渊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下面全是骂我的。不是说我真的差到极点,肯定还是有很多原来的同事感激我,因为我也帮助过很多同事。

但中国的舆论环境是,一旦出现某个负面,全是一边倒的负面。哪怕有人觉得这个人不错,也不敢站出来讲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人很多都很善良,但不敢公开表达不同观点。他会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被骂了,我要替他说话,那我也会被骂,算了。”

所以在国内做IP,心理承受能力要足够强,最好不要看评论。你一看评论就受不了,有时骂得非常狠,还有人身攻击。

比如我留长头发,李翔老师,你看我的发型,连发型都会被骂一堆,说你不男不女。因为匿名,人在暗处说话就无所顾忌。

但我发现在海外有一点特别好:有人骂你的时候,别人也会跟他辩论。

我在海外讲中国的好,跟他们解释中国逻辑,就有人在下面说“你收了中国共产党的钱”。但一堆人会替你说话,你不需要自己解释,会觉得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所以我觉得,国外某种程度上舆论环境更好一点。

李翔

过去两年多,中国公司的出海,以及他们对出海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可能我待在国内,会觉得热点变化特别快。现在感觉大家已经过了那种一听到“出海”两个字就特别踊跃、充满期待的阶段了,是这样吗?

黄渊普

10. Deep Go Abroad Needs Better Logic

你去看A股上市公司就知道,5400家上市公司基本上都在做出海。

如果说两三年前我们讲“不出海就出局”,那是一句口号;现在这句口号已经转成行动了。不是大家没有渴望,而是现在出海面临一个很大的地缘政治变量,而这个变量不掌握在企业手里。

如果是组织、市场预判,这些都是企业可以努力的地方。现在痛苦的是,有一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有用。你很难总结出一个成功模板或者成功范式。

哪怕是长和集团,运营巴拿马港口这么多年,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也会非常被动。其他中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面对大海的波涛起伏,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但站在今天看2035年,或者站在几年前看今天,我们会发现,今天很多企业遇到的困难,都是当时没有仔细思考到底应该去哪里导致的。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年出海时大家一窝蜂,第一步去东南亚,去印尼、去新加坡;后来中东火了,就去中东;听说非洲有几个国家很火,又去非洲;再后来又去墨西哥。

到今天,很多人面临地缘政治带来的波动,才发现需要为当年的选择买单。

如果10年之后要规避这些问题,本质上就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出海决策逻辑。我不知道你问过多少出海企业,但如果你问他们:“当年为什么去印尼、去墨西哥?”他们诚实的答案基本上是:“因为那边有个朋友,所以就去了。”

没有什么逻辑,逻辑就是那边认识一个人,正好朋友带我过去,觉得还可以。

至少10个人里面有9个不会给你套上一套完整逻辑。很少有人会说:“我们分析下来,这个国家的人口、经济、能源、中产阶级、贫富差距和市场,都跟我们的行业地位匹配,所以选择了那里。”

10个人里最多有1个会告诉你,他当初确实这样分析过。

所以今天讲2035年,就应该去想10年之后,至少也要想5年之后。你如果要做战略,就得考虑5年后哪些国家会上升、哪些国家会下行、哪些国家有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哪些国家可能出现社会动荡。

这就是今天所谓“深出海”的阶段:要做科学决策,把文化、慢变量和地缘政治都考虑进去,再确定几个方向。

我们虽然出海了,但你到太平洋彼岸,终点到底是美国、巴西还是墨西哥,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当年只是说先出发,接下来再看。

作为研究者,我们希望引导更多企业坐下来,让核心团队,或者引入第三方,思考5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尤其现在还有人工智能这个大变量,它一定会影响出海范式。

对我个人来讲,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我在海外做不起IP。你让我写英文文案,我写不出来。哪怕会用英语讲几句,也写不出专业英文文案。但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一点。

对企业来讲,以前做品牌很难。回到5年前,只要打开网站、亚马逊店铺,基本能分辨谁是中国企业、谁不是中国企业,看英文表达方式就知道。

今天已经看不出来了。你看不出这家公司到底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至少从专业度上看不出来。

李翔

这个是GPT写的文案,这个是James写的文案,这个是豆包写的文案。

黄渊普

对。人工智能会改变很多国家兴衰的逻辑。它引入了一个巨大变量,会导致产业转移发生剧烈变化。

未来美国制造业可能真的会比今天强很多,而很多原本指望通过全球产业转移建立制造业的国家,可能走不出来。这是现在做企业出海的人必须思考的。

另外,哪些国家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认知比较正面,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认知正面的国家,做品牌才更容易成功。

所以,今天的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三年前我还会看人口多少,预测5年后GDP多少;现在会更多引入人工智能、当地国家跟中国的地缘关系,以及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处在什么阶段。

由此判断,以什么方式、哪些行业去当地更合适。研究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翔

过去两年多,热门的出海目的地发生变化了吗?

黄渊普

世界看起来很大,但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基本上已经把世界各国都走了一圈。中东肯定已经火过,东南亚也已经火过。

拉美原先最火的是墨西哥。我认为今年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巴西。巴西免签,而且是一个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过去中国企业在这里还没有充分触达。其他地方,该去的基本都去了。

但一个国家的实际前景,跟它代表的出海机会是否匹配,这是要打问号的。

比如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企业去非洲。你说去非洲的企业数量够不够?从绝对数量来看可能够,但如果跟非洲代表的未来前景、经济比重相比,可能并不完全匹配。

很简单,印度。南亚有20亿人口,但过去5年基本上是中国出海被忽视的区域。

我觉得今年巴西可能会热起来,明年搞不好就是南亚。因为中印关系整体在回暖,包括今年1月份中国人去印度的签证,比原先更容易拿到。

但变化并不是由中国企业控制,而是由双边关系和签证政策控制节奏。巴西今年因为免签,印度目前也在逐步开放签证。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可能会变得更加客观,这会导致明年去印度的人增多。我自己也打算今年下半年去一趟。

李翔

我看你朋友圈里说过一句话,做出海最怕的是选错国家。

黄渊普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触?我在墨西哥见了一个在那里待了十五六年的朋友,不点名了,一说名字很多人都认识,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创业者。

三年前见他时,他意气风发,觉得墨西哥前景很好,跟我聊天时语气和声调都很激动。这次在墨西哥见他,我发现他两鬓白发,脸上写满沧桑,言语中透露出很多消极情绪。

当时我就想,难道他后悔了,后悔选择墨西哥?当然,当年去墨西哥也不是他主动选择的,是公司派他过去创业。他在那里待了十多年,整体算是成功的。

我安慰他说:“其实你不用悲观,墨西哥无论怎样都比很多国家好,你已经比很多人成功了。”

但他可能在那一瞬间产生了怀疑。他说:“墨西哥到底是我选对了,还是选错了?”

我跟你一样,也采访过很多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开始怀疑曾经的某个选择。不是遇到融资、裁员这些困难,每个人都会遇到;而是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选择,甚至怀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

这时你会看到,他眼睛里的光彩消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三年前见他时,他眼睛里是有光的;这次见他,虽然他还在跟我聊,但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说话中已经带着叹气。

墨西哥换了新总统。上一任总统对民众承诺了很多,也花了很多钱,财政亏空严重。新总统上来之后发现账上没钱,就要想办法搞钱。

今年又有美加墨世界杯,要建设场馆,也需要钱。怎么搞钱?从民众身上也拿不到什么钱。墨西哥很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过去几年没有增长,物价涨了很多,但收入没有涨。很多小贩只能兜售最廉价的产品赚钱。

我能感受到经济不好。政府无法从民众层面拿钱,就去找外国公司。怎么找?你的货压在海关进不来,实际上就相当于让你送钱。

它总能找到理由,说你不合规,不让货进来。你的货值20万元,它可能找你要30万元。你很痛苦。货值20万,如果找你要2万,你可能就交了;但如果货值20万,找你要10万,你会想,算了,货不要了。

所以很多企业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公司做得不小的时候,就会产生怀疑。

如果你是系统分析之后,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挑了一个国家,你会有更加客观的认知。哪怕以后遇到困难,你也知道其他国家同样有问题。

但为什么他会痛苦?因为他可能觉得别的国家很好,觉得墨西哥不好。客观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当初没有做对比分析,只是恰好被派过去,然后就在当地创业。

所以我认为,怕选错国家,不是说你哪天能选到最好的国家,而是你要知道这是自己分析和选择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有问题,你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未来遇到的困难。

每一个做出海决策的企业,都一定要把决策逻辑完整地转一遍,把所有因素考虑进去。最后你还是去了原本想去的国家,也没问题。至少哪天遇到困难时,不至于那么失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昆仑万维创始人周亚辉的采访。他在非洲深耕了10年,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跟我在墨西哥见到那个创业者时的感触一样。

他说,他原先对非洲充满希望,但在那里做了10年之后,觉得如果回到当初,还是应该选择主流国家,而不是非洲。

我当时一瞬间觉得,周亚辉这样的人,曾经也可能认为自己选错了。他很坦然,因为他在非洲遇到过比较大的挫折,甚至发生过交通事故,公司也遇到过各种问题,所以他总结说,当初还是应该选欧美。

我觉得,3年前很多人没有仔细思考,所以到今天可能会后悔。如果今天不校准方向,不把科学决策重新做一遍,5年之后再去采访这些出海人,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你说:“李翔老师,如果回到当初,我不应该选这个国家。”

李翔

但确实,无论墨西哥还是非洲,也有做得非常好的出海企业。

黄渊普

我觉得这是一个匹配问题。

海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网站,虽然有点神秘主义色彩。它说,每个人在世界某个角落都有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你只是出生错了地方,现在待在一个让自己不开心的地方,但不代表世界上没有适合你的国家。

你输入个人信息,点击一下,它会告诉你非洲的某个城市可能最适合你。我知道它有点神叨叨,但我想说明的是,出海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重新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一定不是商业机会最大,也不一定是市场最好的地方,而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它要跟自己的人生、职业相匹配。

这种选择要同时分析自己和海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认识一个常驻肯尼亚的湖南老乡,春节都没回家。我看他的朋友圈,能感觉到他很喜欢非洲。他是比较安静的人,不喜欢太热闹,觉得空旷、人少的地方很好。肯尼亚有茫茫草原,他觉得心里很舒坦。

他在深圳时感觉很压抑,到处都是人、高楼大厦,看不到自己;到了非洲,他觉得找到了自己。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

他在肯尼亚不一定赚最多的钱,但他最舒适。当他舒适时,就会想着融入当地。我看他的朋友圈,他会跟肯尼亚地方政府的领导合影、交流,公司里很多也是本地人。

因为他喜欢这个国家,也喜欢当地文化和当地人,所以愿意融入其中。

我们今天做出海,一定要从合适的角度出发,而不能只看人口和市场规模。如果派过去的人不喜欢那个国家,觉得很憋屈,实际上也做不好。

所以我一直说,出海最核心是搭建人才体系。人才体系的核心,是找到喜欢去不同国家、认可当地文化的年轻人。他能喜欢上那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太差。

但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是按照“喜不喜欢”来做决策。甚至有些二流、三流企业,非要去最热门的市场跟别人拼刺刀,何必呢?很可能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我也经常想,我们这些人选择在北京、上海生活,每次过年就知道,有时还不如那些在县城、地级市生活的同学。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在北京、上海,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从幸福感来讲,他们可能比我们活得更从容、更有松弛感。我们在北京、上海反而没有松弛感。

李翔

所以就出海了。

两年前我们聊的时候,大家认为做得最好的中国出海公司是TikTok、Temu、Shein这样的公司。现在在你的视野里,还有哪些公司的出海做得比较可圈可点?

黄渊普

首先泡泡玛特肯定是。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泡泡玛特其实比刚才说的几家公司更高一层,因为它让很多海外人真正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它不是基于性能,也不是基于某些定量指标,而是“我就是喜欢”,满足的是情感需求。

我这次在纽约也停留了几天,专门去纽约的瑞幸咖啡店,在那里坐了大概30分钟。我能感受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瑞幸在纽约只有10家左右,但评分普遍比星巴克好。

纽约星巴克的评分一般是3.8到4.0,瑞幸咖啡一般是4.2到4.5。我当时就想,发生了什么?

中国人虽然很多人喝瑞幸,但如果你问,为什么喝瑞幸,真的是因为喜欢吗?可能很多原因还是因为它比星巴克便宜。如果钱足够,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应该喝星巴克,因为对星巴克仍然有仰视感。

所以星巴克是品牌,瑞幸可能也已经有品牌,但更多是知名度,不一定是品牌高度。

但我在纽约看到,年轻人喜欢瑞幸,原因是它的数字化,代表了跟星巴克不一样的东西。当地年轻人普遍有点反星巴克,觉得星巴克是大公司,不酷,也不是一家好公司。

我去的是纽约大学旁边的一家店,很多年轻人进进出出。门店其实不大,也不是希望大家坐在里面,但有很多年轻人在等着取咖啡。

我的感觉是,瑞幸未来可能做得很好。它代表一种科技感。我们可能觉得它当年是靠廉价咖啡起家的,但在当地,便宜确实是一个原因;同时它的品牌形象也可能正在重塑,具有科技感。

比如下载App之后,选择很多,产品花样也特别多。星巴克的咖啡选择相对有限,瑞幸可以把饮料和咖啡做出很多不同组合,满足不同小众群体对口味的需求。

长远来看,我看好它。如果3年前问我,我可能会觉得奶茶出海更好;但今天我会觉得,未来瑞幸咖啡在海外可能比霸王茶姬、蜜雪冰城做得更成功。

一个是把全球已经习惯的需求拿下来;另一个是要教育全球消费者,让他们习惯喝奶茶。一个需要教育市场,另一个不需要教育市场,只需要在某些方面比星巴克做得更好,或者在某个群体里做得更好。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大众、更主流的市场。虽然刚刚开始,但我的感受是,它有前途。

另外,很多人也提到过名创优品。我觉得名创优品也很成功。你在纽约街头问别人“你知道哪些中国品牌”,很多人会说名创优品。

它满足了一种需求:全球中产阶级的财富都在缩水,很多人需要相对体面的生活,同时又希望买到有一定质量、有品牌感的东西。

但李翔老师,我自己的看法是,站在2026年当下看,目前出海整体还是电子科技产品,因为它们嫁接了中国供应链和工程师红利,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CES基本上也是这样,展出的都是大量中国产品。

未来10年,我会更看好那些开始叠加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产品。

今天往后看,天平的一端是电子消费品,另一端是中国文化,比如中国丝绸、白酒、茅台。中间应该是消费品,但顺序肯定是先从电子数码等能够用定量指标衡量、远离价值观的产品开始,慢慢过渡到带有理念和价值观的产品,再到文化属性很强的产品。

到2035年,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家喝茅台时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味道。

如果说奶茶是中国味道,其实还不够,因为它缺少文化沉淀。你不能说我喝了一杯奶茶,就代表中国,这很难。

但像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东西,10年之后可能真的会有人觉得,这是中国味道,因为它们是非常独有的产品。

接下来5年,我觉得会出现大量有理念属性、但不完全依靠性能竞争的产品。泡泡玛特打开了这样一个窗口。

电子产品的竞争,其实5年前我们就能看到,基本会被中国企业拿下。未来AI硬件也一定会出现一批品牌。

泡泡玛特之所以能成功,也跟中国文化的势能有关。东南亚很多人看中国,觉得中国仍然具有某种正统性。虽然口头上可能有一些说法,但他们还是认可中国。中国清宫剧、明星在当地仍然受到追捧。

所以,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势能,一定会带动一些消费品品牌崛起。今年开始做一些带有理念和文化的产品,我觉得正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李翔

2025年下半年你开始做“反向出海”,你怎么定义反向出海?

黄渊普

11. Reverse Go Abroad Opens China

我觉得出海其实是硬币的一面,是我们出去;硬币的另一面,是海外的东西进来。这两面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没有越来越多外国人进来,中国企业出海一定会面临很大问题。就像华为为什么邀请客户来中国,因为客户来过之后,对中国有更好的认知,华为才能更好地开展业务。

更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来到上海,看到这些新东西,当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时,他们的接受度就会更高。

现在我们出现了出海浪潮,随着签证政策放开,我们也可以用理念影响海外创业者和消费者,把他们吸引到中国来。

我现在做几件事。第一件,是组织“中国创新之旅”。以前中国人去硅谷、日本、德国考察,我觉得也可以邀请外国人来中国考察。

从今年开始,3月份我会做一期中国大湾区科创考察之旅,去深圳和广州。我会向外国人收费,第一期人数不多,大概八九个人,来自不同国家。

第二期是4月份,4月19日到24日,去上海、杭州考察。因为是小团,原本预计卖15张票,但现在已经卖了20张,所以我把产品下架了。

我原本想着循序渐进,第三期人数再慢慢增加,可能7月份再做一次北京和上海的考察,到时候可能会超过30个人。

卖票比我原先想象的顺利,可能是因为我在海外已经有一定影响力。

我开始讲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想了解创新,只知道硅谷,一年或两年去一次硅谷,但5年内从来没去过大湾区、长三角和北京,那你会失去对全球一半创新的理解。

很多外国人认可这个逻辑,所以我现在就是带他们来考察中国创新,了解中国的新东西。

另外特别有意思的是,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件事导致很多外国企业退出中国,但去年又开始以新的方式回来。

以前他们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去年开始则出现了另一种动机:他们退出中国之后,失去了对中国创新的感知,突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他们本国市场时,已经变得非常有竞争力,于是很吃惊。

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他们很疑惑。

比如去年柏林车展,德国人被中国企业吓了一跳: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新能源汽车品牌,而且在他们看来还做得很好。

一位知名德国记者写文章说,不能说中国企业突然变得很有竞争力,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傲慢。他们没有关注过去四五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去年开始,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创新中心。德国一家比较大的汽车供应链企业,就建立了研发中心和创新中心。

我还知道一家韩国车企,不能透露名字,因为我们在为它提供服务。目前它也在考虑来中国建立创新中心。

这不是为了在中国赚多少钱,而是即便把这里当作成本中心,也要感知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哪天不知不觉就被中国企业打败,竞争不过了。

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未来5年不在中国设立创新中心,你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要想保持生存,要么去中国,要么找到中国合伙人。

就像美国现在做人工智能,大量使用中国人和中国工程师,让美国的中国工程师跟中国的中国工程师竞争。

李翔

有点像清朝时说的“以夷制夷”?

黄渊普

可以说是以中国人制中国人。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华人这个群体,包括大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从智商来看,在全球确实排名靠前,数学成绩就是证据;另外,亲密度也在全球靠前。两者叠加起来,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抛开企业不说,单是Chinese这个群体在全球竞争中的表现,就很明显。没有华人在美国,美国的人工智能可能都很悬。

所以Chinese这个群体,从民族或者人种角度来讲,正在迅速崛起。

我跟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时,会告诉他们,你们要回到Chinese的大本营,来到中国,理解中国文化。不是因为这件事多么高尚,而是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不知道怎么跟Chinese打交道,你们可能会失去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你们的生存和发展策略。

当我把话题上升到这个程度,外国人就会突然觉得,确实应该去了解,应该到中国看一看。

我做IP的逻辑,就是把这件事讲清楚。我经常跟外国人说一句可能有点民族主义的话:你们不要以为我在Instagram、TikTok上做内容,是因为我欠你们一个解释。

我说,不是的。我现在就像一个1830年的英国人,来到当时的中国,跟清朝的人讲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只不过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科技革命,你们是清朝末年的那批人,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接下来会像中国当年的纺织业一样,被英国的机器冲击掉。

所以我是来让你们中的一部分人相信我,让你们先看到未来。我不是欠你一个解释,不是你要我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这样那样。如果你这么说,我不会理你。

很多外国人最开始有点看我不顺眼,觉得突然来了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听我讲多了之后,他们会觉得,这个中国人好像不一样。

李翔

这种反向出海,把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和科技创新感兴趣的外国人带进来,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前景的事情。

2015年到2019年,也有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那时候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得很好,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很大轰动。很多朋友会来问,比如他们想去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

黄渊普

今天可能是另外一波新的公司出现了。

但这跟之前不一样。之前大家关注阿里,是关注投资机会。当时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是一个正在向上发展的市场。大家关注中国,是想赚钱,想通过中国的上市公司获取投资回报。

今天是另外一个逻辑: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成熟市场,也是全球创新高地。

以前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现在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实验室,在测试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跟外国人讲,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人不太给自己设限。中国的创业生态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什么都在测试。

他们也不用完全理解中国的政策制定。我们会把很多方向都做一遍,看看最终哪个方向跑出来,再把它规模化。所以中国会有很多浪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比如发展新能源,到底应该发展氢能还是锂电池?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两条路都走。后来发现,锂电池可能更容易规模化。

每个省的地方政府也经常发生竞争。不同地方押注不同方向,互相比较。但中国很聪明:某个地方政府押注成功了,就把那个地方的市长调到另一个地方当书记,另一个地方也知道怎么追赶。

所以我跟外国人讲,你可以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场,什么都在测试,因此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也可以理解为34家超级大公司,像谷歌、英伟达一样,它们互相竞争,测试不同的东西。更不用说阿里等企业,也在不断测试新的业务。

当我在海外研究时,真的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距离感。人工智能可能跟美国有差距,芯片也有差距,但新能源汽车大家认为肯定没有什么差距了,生物医药其实也赶得很快。国内因为消费还没有真正驱动起来,很多人感受不太好;但海外对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认知,确实在直线上升。

不仅是亚非拉,过去一年很多欧美投资人重新回到中国。回去之后,他们会写长篇文章,讲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以及为什么感到吃惊。

这些人是美国投资人,相对客观,不是唱多中国,也不是唱衰中国,更不是替中国说话。所以中国科技势能的上升非常明显。

李翔

做反向出海不只是科创之旅。你还专门做了一个小册子,叫《来中国留学》,我看过,英文版也有。

黄渊普

对。我把它发给一些年轻人。我会说,你们未来最好的机会不一定是去美国留学,中国很多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很强,因为工程师多。

中国文科差一点,文科的研究范式还没有完全脱离欧美。但你会发现,真正自信的是工业领域的人,他们是少数慢慢赶上、甚至超过欧美的人。

你去跟王传福、李书福这样的人聊,会发现他们很自信,因为他们凭借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产业优势,某种程度上已经赶上并超过了欧美。

中国高校也会发生变化。外语院校和很多文科院校可能往下走,但理工科院校过去5年的全球排名提升很快。

未来10年,清华、北大很可能成为世界前10的高校,这是欧美评价体系下的排名,不是中国自己的评价。

所以我跟很多老板说,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去中国985高校,尤其是北上广深的985院校留学,这是投资回报率很高的选择。

以前外国人不敢想,现在慢慢开始认可。我在北京还遇到欧洲人,甚至美国人。

我有一个产品叫“咨询中国留学”,卖得不多,但确实有美国人花钱来咨询中国留学的事情。以前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我觉得这反映出一个机会:通过理念引导,把欧美优秀年轻人吸引到中国来。现在我也在跟地方政府发起全球青年人才计划。

未来有一个机会,就是让中国优秀年轻人和外国优秀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留过学、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年轻人,组成团队,针对小众市场或小众行业做品牌。

比如,我把那个在清华读本科的保加利亚姑娘,和一个中国年轻创业者组合在一起,做一个面向保加利亚的品牌,我觉得成功概率可能比纯中国团队更高。

所以我长远的想法,是孵化中外优秀年轻人,一起做品牌出海。

我这一代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渡阶段。比我年长一些的70后,虽然很多已经财富自由,但他们看欧美时心里仍然没有底气,因为成长过程中,欧美一直显得非常强大。

90后很多人时代机遇不如70后,但心态反而远高于70后。所以我一直觉得,90后缺机会,但不缺心态。

很多90后去欧美,会觉得欧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显得有点过于自信,但恰恰是做品牌出海应该有的心态。

当年欧美人来到中国,口头上跟你彬彬有礼,但从内心深处,可能觉得白种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不一定说出来,但心里会这么认为。

我们要做好品牌出海,也需要出现一批人,心里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但跟别人说话时要保持礼貌,不是去怼人。

心里认为自己最好,才可能真正做出品牌。否则你不敢做品牌。

希望3年之后,今天聊的这些事情能够实现。我觉得,做我这一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认可一个方向,就尽量往这个方向推一把。未来如果这个方向实现了,自己又出了一点力,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Vol.210 未来十年去哪些国家有前景:与黄渊普聊新出海 | Bid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