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番外】做记者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只有发薪日不快乐？！｜记者节特辑 卫诗婕｜漫谈 Light the Star · 2024-11-08 · 46 min ·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72ceacf82eb19451dfca9d2?utm_source=rss ## 逐字稿 卫诗婕 十年前的夏天，我跑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突发社会新闻：来自江苏宿迁泗洪的 7 个农民，因为上访无果，选择在中国青年报社门前集体服农药自杀。那一年我大二，居然奇迹般地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混进医院病房，成为仅有的两名采访到服毒者的记者之一。 访民们之所以把服毒地点选择在中国青年报社，是因为他们听说这是一家会为民发声的报纸。而对我来说，中国青年报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2013 年，19 岁的我参与了这家报社组织的大学生记者训练营，算是新闻之路的启航。 也因此，我认识了当时特别报道部的副主任刘万永。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人大代表，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代表”或者“万总”。那些年，万总被称为新闻学子的灯塔，包括我在内，许多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都接受过他的提点和帮助。 2019 年，万总离开了效力 21 年的中国青年报，现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年轻记者训练营。而我也在今年年初辞职离开了媒体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自媒体人。我们都不再是记者或编辑，却换了一种方式守护这个行业。 在记者节这一天，我邀请他一起录了一期播客。我想，聊聊记者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财富，也是度过这个节日的一种方式，更是对这个行业的祝福。 今天这期播客有点特殊，因为播客上线的时间是 11 月 8 日，也就是记者节。我邀请了一位在我的新闻道路上给予过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同时我也相信，很多业界年轻人都曾经受过他帮助和指导的特殊嘉宾。 他叫刘万永，大家都叫他万总，我叫他“总总”。总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刘万永 大家好，我是刘万永。以前在中国青年报做了 21 年记者，现在已经辞职 5 年了。我跟师婕认识很长时间了，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 卫诗婕 现在也是小朋友。 刘万永 对，现在也是小朋友。 卫诗婕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总总。其实我一直挺想跟你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聊过。 ### 罗彩霞报道引发轰动 前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平凡之路》，是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总总，你看过吗？ 刘万永 小说我知道，但是电视剧我没有具体看过，因为很久不看电视了。 卫诗婕 我给你介绍一下。《平凡之路》的电视剧里有一个桥段，小说的主角叫高加林。他高考时的身份被同村村支书的儿子顶替了，电视剧讲述了他们交错的人生，最终也是通过一名记者的报道，把这件事揭开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特别振奋，心想，这不就是你当初报道的罗彩霞高考被冒名顶替的案件吗？ 刘万永 其实在我报道罗彩霞事件之前，也有一些冒名顶替的事情被报道出来。罗彩霞事件之后，又爆出了很多类似的案件。2009 年罗彩霞事件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案件都被称为“新疆版罗彩霞”“山东版罗彩霞”。 卫诗婕 那之前大家也报道过，为什么你这篇最轰动？因为你好像也是凭这篇文章得了新闻奖，对吧？ 刘万永 没有，这篇文章没有。我工作 21 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次数不算多，一共 3 次。但平心而论，那 3 次也都不是我认为最好的报道。 卫诗婕 是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报道。 刘万永 对。当然，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有一系列程序，也有一些标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说到罗彩霞，它之所以产生影响，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首先要确认一点：罗彩霞被她的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了，而且冒名顶替者的身份是确认的。 很多冒名顶替事件，往往只是有人说自己被冒名顶替了，但是谁冒名顶替了他、是怎么样冒名顶替的，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调查和挖掘才能呈现出来。可是罗彩霞这个事件，在我最初报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 卫诗婕 总总，你写那篇报道的时候几岁？ ### 记者迎来十五年花期 刘万永 几岁？天哪，这么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是 2009 年，我已经工作 10 年了。 卫诗婕 当时是你写作、采访处于最好状态的时候吗？ 刘万永 我觉得我最好的状态，起码得有 15 年。前期需要摸索、积累经验，后期我做了管理职务，先做副主任，后来做主任，很多时间要做编辑工作，自己写稿的时间相对就少了。大概也得有 15 年吧，一直在开花，一直在妖娆地开着花。 卫诗婕 那你入行多少年开始开花？ 刘万永 应该是到了《冰点周刊》之后。我刚到中国青年报的时候，先做了一年的总编室夜班编辑，后来跑了七八年教育新闻，都是在积累经验、摸索。2004 年去了《冰点周刊》，写出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卫诗婕 比如《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刘万永 对。 卫诗婕 你每次讲座都会提到这篇。这篇是你的高光时刻吗？ ### 高光报道如何成形 刘万永 这篇应该算是。它有一定的采访难度，写作上也有一些技巧，影响力比较大。 这篇报道讲的是辽宁阜新的事情。辽宁阜新有一位退休的市委书记，叫王亚忱。他有一个儿子在大连经商，另一个儿子在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担任副支队长，还有一个女儿是阜新市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 后来，王亚忱被指控利用自己的地位，霸占了一位老板投资上亿元的商贸城。之后，这位老板又被指控犯有 3 项罪名，被关了 22 个月。后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办这个案件，结论是这位老板涉嫌的 3 项罪名都不成立。 既然罪名不成立，就应该无罪释放，案件也应该销案。但是案件回到辽宁之后，却变成了取保候审。我是在这位老板取保候审期间知道这条线索的。他的家人通过大概 7、8 个人串联起来的关系，最后找到了我。 卫诗婕 这个选题涉及政法，也涉及司法公平。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选题，风险和尺度都是常见问题。你做这样的选题，内心会害怕吗？比如担心遭到报复。 ### 危险藏在未知之中 刘万永 先说第一个问题。很多记者都喜欢讲自己的采访经历，而且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又无从考证。首先，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其次，我尽可能不这样做，尽可能客观、平实地记述。 但是，凡是说“我客观地说……”的人，肯定也不可能完全客观。 很多记者会说，现在管理很严、尺度很小，过去有多好，我们没有赶上好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今天为起点往回看，所有时代的好报道、流传到现在的报道，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才能报道出来的。 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讲大兴安岭火灾的《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也是冲破重重阻力才报道出来的。 卫诗婕 什么阻力？ 刘万永 也是不许报，3 个月之后才报道出来。 卫诗婕 为什么是 3 个月？ 刘万永 编辑部要选择发表的时机。你不能说现在不让报，就非得现在报，也可以往后拖一拖。但是，如果有所谓的要求，你就不派记者去采访，那这个报道永远出不来，对吧？ 卫诗婕 补充说明一下，即便当时可能会面临一些禁令，媒体还是会派记者去前方一线报道。 刘万永 对。还有汶川地震，其实最开始是不允许派记者去的，但是地震的消息大家第一时间都知道了。 卫诗婕 我专门看过那本写汶川大地震改变中国新闻业的书。应该是“不许报”，但是所有媒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派了记者想办法去前方。 刘万永 对。我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叫贺延光。报社相关部门传达说，这个事情不许报。他听到传达之后，第一时间给部门的记者打电话，让他们赶紧买票，飞到前方去。 后来有了报道，政策慢慢放开了，两三天、三四天之后就放开了。这种例子在中国新闻史上比比皆是。 卫诗婕 所以回到《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这篇报道，你说有没有相关阻力？ 刘万永 肯定是有的。实际上，被迫害的老板高文华在找到我之前，找过很多媒体。我不方便点名，都是中央媒体，但都没有成功。要么是选题没通过，要么是记者到了沈阳就不再去阜新了，因为觉得危险。 这也涉及你的第二个问题：他是不是有危险。其实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有两个黑社会在那里等着你，去了就揍你。你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危险在哪里。 卫诗婕 去之前就没有害怕吗？你完全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报道发布之后会不会遭到其他形式的打击报复？ 刘万永 首先，很多记者在讲采访经历时，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又无从考证。我觉得这首先是不道德的。接下来我尽可能不这样做，尽可能客观、平实地记述。 我记得自己是在 2005 年 4 月去阜新采访的。本来我可以更早去，但在一个环节上耽误了很长时间。刚才我讲过，这个案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督办的，他们联合得出的结论是，王亚忱举报高文华涉嫌犯罪的 3 项罪名都不成立，而且他们有一份报告，里面有明确结论。 我想拿到这份报告，这样心里会更有底。可是很可惜，我发出的采访函至少等了一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我决定不能再等了。 去之前，我跟《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说：“大同老师，我要去阜新了。如果你听说我在阜新嫖娼了、贩毒了，你千万不要相信，千万不要相信。” 大同说：“哎呀，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吧。” 卫诗婕 为什么会这么说？ 刘万永 因为在我们以前的采访实践当中，确实有类似情况。比如你到一个陌生地方采访，住在宾馆里，半夜警察来敲门，说接到举报，说你私藏毒品。然后一翻，可能就在你的床底下翻出一包毒品。 卫诗婕 我记得当时还跟你一起合作过一个稿子。女记者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半夜查房。 刘万永 对，查房，说有人举报嫖娼、卖淫。当然，这么做并不是一定要把你抓起来，只是警告你，让你赶紧走人，别在当地捣乱。他们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去之前，高文华的家人也跟我说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王亚忱的女儿是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儿子是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都有很大的权力，也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做出这种事。当然，最后没有发生。 卫诗婕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怕不怕？有没有一丝害怕或者担忧？ 刘万永 说实话，还真没有。我当时想的策略是什么呢？你听说过刘备招亲的故事吧？这是《三国演义》里著名的桥段。孙权设计把刘备抓过来，说要把妹妹孙尚香许配给他，让他过来。刘备来了之后，就把他抓起来砍头，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诸葛亮出了一个主意：要大张旗鼓地敲锣打鼓，说刘备要到东吴迎亲。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反而就不敢动他，他也就安全了。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大张旗鼓地去找宣传部，说我要采访这件事。副部长来了以后，表现得像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说：“还有这种事？这么离奇、这么神奇，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通过另外的途径了解到，他不但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因为他还作为中间人调解过。 我说：“部长，我到这里来，是想通过你们采访一下王书记。王亚忱不是当过市委书记吗？” 副部长说：“如果王亚忱还是书记，我们肯定会帮你联系。但是人家已经退休了。” 我说：“部长，你看，王亚忱是我们的老书记。我听你说，他德高望重。你们以官方名义出面帮我联系，是对他的尊重啊。” 他一听，说：“哎，也对，我帮你联系一下吧。” 然后他当着我的面给王亚忱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说已经给我约好了，我可以去找他。 我又说：“部长，这样，你们方不方便派车把我送过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我坐着宣传部的车，被送到约定的采访地点。这样你总不能再打我吧？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跟王亚忱采访。我们当时谈笑风生，谈了很长时间，把我该问的问题都问了。 卫诗婕 那他对于可能存在的指控，都回应或者辩解了吗？ 刘万永 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交锋和辩解，我能够更确信哪些方面是真的，哪些方面是在撒谎。 你要知道，所谓弱势一方也可能撒谎，并不是所有弱势一方说的都是真的。或者说，弱势一方可能没有说假话，但没有说全部的真话，隐瞒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卫诗婕 那你采访完之后，对这位退休高官是什么看法？你最终是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认知，去写这篇报道的？ 刘万永 很简单。我的文章整体结构是这样的：一方指控，一方回应，事实是什么，分成 3 大段，基本结构就是这样。 卫诗婕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篇稿子最好、最重要？ 刘万永 这不是我的成名作吗？ 卫诗婕 我待会儿还会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觉得这篇稿子是你最真实的一篇？ 刘万永 以前我也写过类似的报道，但是记者需要时间去积累、沉淀。 比如更早以前，我去山西采访一个公安局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要去县邮局打长途电话给编辑部，也是给李大同打电话。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的能力把控不住了。” 卫诗婕 把控不住，指的是哪方面？ 刘万永 事实本身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就像一个人掉进汪洋大海，不知道这片海的尽头在哪里。我觉得这跟见识有关系。采访多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超出了自己原来划定的范围。 卫诗婕 刚才你提到，做记者是需要沉淀的。我相信，一个刚刚毕业的记者去做一个比较复杂的选题，他对这件事的认知是受限的。这个你认同吗？ 刘万永 当然认同。记者要跟不同的人接触，要去采访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这些不同的人，肯定会有我们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坏人，脾气比较怪的人、有个性的人，甚至有心理疾病的人，等等。 我今天还挺想讲一个故事。 ### 特别报道部培养新人 卫诗婕 我跟你认识，是在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大学生记者训练营。那个时候我刚刚入学，是大一新生。我们当时应该是去胜利油田采访，回来之后我把你们写的《开掘真相》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我非常震撼。特别报道部当时真的是一个聚集了很多出色调查记者和作品的部门，那本书几乎凝结了你们最有影响力、最棒的作品，而且每篇作品后面还有记者手记。 我看完之后有很多关于新闻操作的疑惑，也有关于新闻梦想的疑惑，所以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到报社去拜访你。我的印象是，你非常认真地接待了我。可能那天你正好有时间，但你确实非常认真地接待了我。 后来你一直很热心。每次特别报道部聚餐，或者有一些业务探讨，你都会叫上一些你认为喜欢新闻的年轻人，一起来学习。 特别报道部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直到今天，每年总总还会掏钱请大家吃饭、聚会。比如去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还挺感慨的：一桌人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坚持做新闻，或者哪怕还在记录时代这件事了，但是我们还保持着那种情谊。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对这个行业里的人产生了很多影响的人。 刘万永 你说的每年年底的聚会，都是跟我们特别报道部的实习生一起。年底聚餐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项目。 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实习生都很优秀。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中，大家因为缘分相聚在特别报道部。大家对特别报道部还有一些认同，所以这个聚会才能一年一年地持续下去。 卫诗婕 面对一批又一批新人时，想来做新闻的年轻人，眼睛里还有光吗？ 刘万永 我觉得我的实习生里，90% 都是眼睛里有光的。 卫诗婕 这批人当中，很多人最后选择放弃了新闻这个行业，包括你离开报社也已经 5 年了。放弃这个身份的时候，会有遗憾吗？ 我目睹着很多人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共性。不光是我这一代的同龄人，更早的前辈身上也都有这个特质：很多人离开新闻业之后，可能在做薪酬更高的工作，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价值感，但是他们都对这个行业非常不舍，也非常向往。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我还在做人物报道时，过年期间发生了一起除夕杀母复仇案，就是陕西的张扣扣案。他在除夕夜把十几年前杀害自己母亲的那一家人全部杀死了。 刘万永 我知道。 卫诗婕 当时刘向南大年初一到现场采访，很多记者在那里汇合。我也是去采访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稿子，发表不到 24 小时就被删掉了。 刘万永 但是那篇稿子活得还挺长。 卫诗婕 对，但是那一次，也有很多已经离开这个行业的上一代新闻人被激发出来。他们有的转发，有的私信跟我说，这篇稿子激发了他们想要回来做记者的那种久违的感觉，或者表达他们多么怀念做记者的时候。 刘万永 甭信他们。我跟你讲，他可能只是一时冲动。 卫诗婕 我说的是，在某些时刻，一篇报道会激发他们这种冲动。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离开的人对这个行业有无限的向往和怀念。 刘万永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偶尔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去采访，我应该到现场去；或者有些新闻，比如烂尾了，我应该到现场去回访。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并不代表你想重回新闻界。 卫诗婕 为什么？ 刘万永 因为今天是记者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可能不太愿意面对的真相：媒体的待遇确实太低了。 卫诗婕 我学新闻的时候，学校里教新闻采访的老师特别好。我特别感谢刘晶老师，他会在课堂上讲很多美国新闻业的实践案例。美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最接近新闻自由的一个国家和体制。 他当时讲到一个观点：美国有经验的好记者，都是白发苍苍，而且家境本来就非常富裕，所以他们对收入没有特别高的要求。老师甚至还做过一个判断，说新闻这个行业适合那些衣食无忧的孩子去追求梦想。 我小时候会觉得，怎么能这么说呢？穷人的孩子也可以做好记者呀。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句话确实有一定道理。 卫诗婕 你现在不就是衣食无忧吗？ 刘万永 没有，没有，我只是对收入比较不敏感。但我现在确实觉得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一方面，你必须对物质没有那么强的渴求，才能坐得住冷板凳，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能够对一些利益说“不”，才能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其实刚才你有一个观点，我不是特别赞同。你说记者一篇作品带来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变现，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实质回报。我觉得这有点绝对。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不意味着这种事情不存在。 刘万永 你的意思是，有人给你钱吗？ 卫诗婕 对呀，我就碰到过。有人想干预你的报道，会提出一些非常诱人的条件。这里说的并不是记者个人有没有名气，而是记者所拥有的职务权力和职业特性，确实可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回报。这一点我要承认，它是存在的。 刘万永 你要能够抵住一些利益的诱惑，才能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卫诗婕 我一直不太赞同同仁们把这个行业说得很穷。我真的一直不赞同，可能因为我们成长的时代不一样。 我知道总总在中国青年报效力了这么多年，而且中国青年报确实是媒体界出了名的待遇比较低的地方。 刘万永 我 2019 年辞职之前，一个月是 8,000 块钱。 卫诗婕 是 8,000 块钱，到手 8,000 块钱。那已经是一个做了 21 年的行业老记者了。 刘万永 对。当然，它有一些特殊原因。中国青年报待遇低，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进入中国青年报之前就知道的。 卫诗婕 那为什么还要进中国青年报？ 刘万永 因为中国青年报这个平台，大家都觉得很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段子：中国青年报有一位记者是清华毕业的，清华新闻学院请他回去给毕业生做交流。 有一个人问他：“师兄，你在中国青年报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中国青年报怎么样？” 他说：“在中国青年报的每一天都很快乐，每个月只有一天发工资的那一天。” 后来这个段子在清华流传了很多年。 卫诗婕 但是我想说，首先，中国青年报的工资确实是媒体行业里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行业，也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越写越好、越采访越好。 其实这个行业里还是有一些地方，能够支付你比较体面的工资。 刘万永 你说的是跳槽、被挖走？ 卫诗婕 对。比如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自己觉得收入还可以。在对回报没有更高追求的前提下，我觉得自己可以很体面地在北京生活。 刘万永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体面的生活，我说的这个体面生活不包括买房。 卫诗婕 没房怎么体面？ 刘万永 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租房也可以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得很体面。可能是观念不一样。当然，如果你结婚、生小孩，有了新的家庭压力，那就另当别论。 但我真的觉得，媒体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的行业。你在这里能够接触非常丰富的人，可以非常立体地认识这个社会。 媒体在过去，是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我不说自己很贫穷，只能说是比较穷的农家子弟——进入这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通道。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新京报》，他最早到北京的时候没有钱租房，哪怕地下室对他来说都很贵，只能睡在公园里。后来他一步一步成为一名非常有名的记者。 媒体这个行业的包容性非常强。 对。 卫诗婕 所以我想说，不要把这个行业说得特别特别穷，好像很多人离开，都是因为太穷了。 刘万永 你是说，他们干不下去了吗？ 卫诗婕 不是。我是想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行业里，只要好好做，做到绝对的头部，至少都可以保证体面的生活。它一定跟“穷”这个字不沾边。 我有时候不太喜欢那种叙事，就是说因为这个行业太穷了。我还挺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年轻人。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播客节，主持一个圆桌，现场有一个年轻人问，现在还要不要进入新闻行业做记者。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带来的东西真的很多。第一，他的接触面特别广；第二，新闻业是难得的一个行业，今天年轻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作品，别人拿不走。 刘万永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学习新闻专业相关的课程和知识，是当代社会年轻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第二，当记者或者不当记者，是个人选择，都值得尊重。 第三，我觉得当记者对于年轻人的成长绝对有帮助。你可以见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能够从更广的宽度、更深的深度、更高的高度去认识这个社会。 第四，我建议年轻人做记者的时间不要太长。比如我做了 21 年，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出来得太晚了。 我的观点陈述完毕。 卫诗婕 我觉得很多人把离开当成一个永恒的决定，但其实我赞同你说的：不要做记者做太久，做到一定阶段、有机会了，就应该去外面看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我真正离开媒体行业之后，才意识到媒体的结构有多么扁平。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以及媒体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粹和简单的。 但是，整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如果你从来没有出去看过，没有在别的组织和机构里感受过，就可能会影响你理解这个世界复杂程度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就应该到外面看看。你可以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岗位上都待一段时间，让自己的眼界和立场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如果你还是特别喜欢记录这个时代，特别喜欢采访和写作，可以考虑回到这个行业。不管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还是任职于某个机构，都可以再做下一次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美国的好记者都是白发苍苍的。我觉得，白发苍苍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从入行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一直在这个行业。你可以出去之后再回来，带着更多元的视角重新回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刘万永 所以这一点我们俩是有共识的。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识。 如果你在毕业的时候对这个行业有很强的憧憬、很大的喜爱，不妨来做，不要担心这个行业特别穷、特别苦。只要你真的喜欢这件事，做这份工作一定能够收获很多。 卫诗婕 因为如果你喜欢，就会有很多乐趣；有乐趣，就会有动力；有动力，就有可能做好。 刘万永 我说的是“有可能做好”。因为在任何一个行业里，要做到出类拔萃、做到优秀，成为我们所说的头部，都很难，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间和精力。 影响因素也很多，包括你的平台。你要热爱这份工作，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才能把它做好。 ### 年轻记者拥有更多选择 卫诗婕 你是 2000 年前后入行的，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应该经历了很多代年轻人。你目睹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进来。你觉得现在入行的年轻人有什么变化吗？ 刘万永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他们的选择更加多元。 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会在媒体里干一辈子，可能干 3 年就要离开、要换一个行业。 我觉得新闻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卫诗婕 你的意思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新闻是唯一的选择吗？ 刘万永 我曾经认为是唯一的选择。 卫诗婕 为什么？ 刘万永 第一，我很喜欢。第二，它适合我。我原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青年报退休。 卫诗婕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挺好奇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你参加过你前同事叶铁桥老师的播客，叫《旧哲方迷》，里面其实谈到过你的离开。那期播客，我作为一个对你们俩都非常熟悉的人，听后的第一感受是：你在里面说了很多次，有时候觉得新闻这个行业已经不值得守护了。 但是我一听就知道那是假话。 刘万永 不是假话，怎么会？ 卫诗婕 是口是心非。你其实对这个行业爱的还是很深沉的。这个你承不承认？ 刘万永 我觉得这叫职业惯性。你毕竟做了 21 年，对它很熟悉了。就像一辆车刹车之后，还会继续往前滑行一段时间，这是一种惯性。我觉得这种惯性会越来越淡。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情况。我离开中国青年报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跟几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有一个小群，基本每天给他们提供线索。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写，不是“可以写”，而是觉得中国青年报应该去报道。我会问他们：“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你们要不要做？” 结果是什么？至少有 4 年，我推荐的选题一个都没有做出来。后来我就不给他们提供了。 卫诗婕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还在做新闻记者培训。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这个行业。 我不相信你嘴里说的“这个行业不值得大家守护，没有必要去守护”。我觉得你其实是有一点受伤的感受，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因为你太爱这个行业了，所以你会想：它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为什么现在一年到头好的报道这么少？这件事让你失落、难过，所以你才会这么说。 刘万永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我在铁桥那个节目里说的是真话，在你这个节目里说的也是真话。我不会主动说假话，也不是在说气话。 就比如刚才讲到我给中国青年报提供选题这件事，我当时确实认为，如果中国青年报不报道很可惜。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由你们报道，你们为什么不去报道呢？ 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确实不这么想了。过去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难以割舍的感情，但现在没有了。 卫诗婕 你现在做的工作，包括“磨稿子”等等，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训练营，以及“磨稿子”是做什么的。 刘万永 我稍微介绍一下背景。 离开中国青年报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跟媒体有关的事情，分线上和线下两块。线上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叫“磨稿子”。简单来说，就是对新闻报道进行评析，指出哪里存在问题，同时也要说清楚哪些地方写得好，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 线下活动叫“新锐记者计划”，后来改成“新锐内容创作者计划”。因为除了记者，也有人做非虚构、做视频，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 我们做了几年之后发现，仍然有大量热爱新闻的年轻人，在这个行业里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付出很多心血，写出非常优秀的报道。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很多好作品出现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好作品找出来，形成一个类似排行榜的东西，推荐给更多对内容创作感兴趣、对业务有追求的年轻人。 卫诗婕 为什么业余时间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刘万永 因为我喜欢。 卫诗婕 你看，还是很爱这个行业。 刘万永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过去我很关心中国青年报，现在我觉得，如果把中国青年报放在更大的行业视角里看，它做或者不做，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会有源源不断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进来，也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在这个行业里发光发热。这才是重要的。 卫诗婕 因为一个行业要往前发展，或者说激发年轻人的学习热情，其实需要树立一些榜样。这个榜样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作品。 太久以来，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个行业的榜样了。好像在媒体人的聚会或者公共叙事当中，大家习惯把这个行业讲成一个夕阳产业，说它一盘散沙，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标准。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爱之深、责之切。树立一些作品也好、人物也好，树立这些标杆，让大家有可以学习、思考和借鉴的对象，至少能够激发一个人的向往。 刘万永 目前这个阶段，旧的规则和价值观被打碎了，但是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赞同你刚才说的，他们需要一个标准、一个方向、一个衡量的尺度。如果没有，就会发生很大的混乱或者偏差。 举个例子。前几年，有一个人大新闻毕业的年轻人，也在媒体工作。有一天他给我发微信，说：“什么时候我能写出这样的报道，我就觉得很好了。” 我一看，他说的那篇报道是什么呢？是一篇旅游软文。 说实话，我还是很震惊的。如果退回几年前，至少我的实习生不会跟我这么说，因为大家能够判断出来，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缺乏一个明晰的标准，也就是刚才你说的标杆：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什么样的不是好作品，什么样的应该学习，什么样的应该批评。 卫诗婕 你觉得年轻人为什么爱这个行业？他们热爱的源头有哪些？ ### 新闻魅力来自不确定性 刘万永 新闻这个行业本身就有很大的魅力，魅力在于不确定性。 你去采访一个对象，可能会被拒绝。这就需要你开动脑筋，挑战自己的智力和经验，随机应变，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才能实现采访目的。 这种挑战性和不确定性，我觉得对任何年轻人来说都有吸引力。当然，前提是你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这是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结果上看，过去新闻业之所以备受追捧，是因为你通过报道，也许真的有机会推动一点改变发生，哪怕只是一点点。这种感受是很迷人的。 卫诗婕 你刚才不是说，你报了很多选题，后来都没有做出来吗？但是你其实给我报过一个选题：老年人被公证处骗走房产。 它大概的脉络是，公证处和骗子团伙串通起来，欺骗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导致很多人的房产被骗走。 当时我的报道发表之后，只是一个公证处被查处了，但实际上，北京乃至全国还有非常多的公证处在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篇报道虽然当时有一定反响，但最后推动的改变非常有限，也很无力。 但是很多年之后，《法制日报》的耿学清，我们的一位同行，又接力做了这个报道。直到这两年，当时我采访过的一些受害者还会给我发微信，感谢我和我的同行，并告诉我他们的案件现在有哪些进展。 当我发现还有同行在接力做这个报道时，又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件事情的意义。 一篇报道不足以解决一个问题，否则这个社会早就变成了我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媒体力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 刘万永 当然，它需要一代一代的媒体人去接力。 我觉得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进程。不是由一个人推动，而是由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推动。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就是这样。 ### 记者留下认知财富 卫诗婕 我最后还想讲一讲，为什么记者节要聊这个话题。 事实上，我和你现在都已经不是记者了，对吧？但我觉得自己还在做记者做的事情，还在持续记录这个时代的进程。 刘万永 我也在做。 卫诗婕 对，你也在做。就是换一种身份去守护这个行业。 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留给我的财富，是给了我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 比如今年我去到中东，目睹那里的一些繁华。一个做过新闻的人，当你看到非常漂亮的设施，第一反应会去想：这些雄伟建筑的背后，有没有非法劳工？有多少劳工死于高温之下？背后有多少血汗？ 当我看到一个被万人抨击的“恶”时，第一反应也是：这个恶滋生于什么样的土壤？ 它会让我告别那种二元对立、简单粗暴地解析世界的方式，而采用一种更复杂、更耐心的方式去拆解它。它会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观。 刘万永 这也回到开头所说的：这是每一个年轻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在什么岗位，都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 媒体最应该具有、但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质疑精神。当然，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质疑之后要去求证，再向公众传达一个经过求证的结果，为受众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 这是记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丢失了这种质疑精神。 卫诗婕 当然，记者还需要具备更多精神，以及更复杂、更多元的视角。 我最后收一下尾。我会觉得，记者今天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态度和方式。 即使你不是记者，没有供职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仍然可以用质疑的眼光、公共利益的视角，去探索和求知于你所好奇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视频、文字或者音频的方式去记录这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可以做记者。这是我们面对社会和世界时的一种姿态和方式。